《社会蓝皮书》指出，2009年中国职工状况的主要特点，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生产萎缩，部分企业停产倒闭，企业采取减薪、欠薪、裁员、增加员工休假、控制招聘规模等应急策略，使部分企业劳资关系趋于紧张。2009年上半年，仅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到近17万件，与上年相比增长30%。
其中，农民工是提起劳动争议最多的雇工群体，他们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与以往相比，2009年，农民工维权的重点已经开始从讨回欠薪转向社会保障，最受他们关注的是养老保险政策方面的实际问题，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在全部劳动争议案件中的比重迅速上升。总的来说，从全国来看，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大大减少，因而农民工的维权诉求已从争取薪资利益转向寻求长远保障。
讨薪仍是民工不能承受之“重”IC图
圆桌对话
主持人：今日观察编辑 刘方志
权利意识在觉醒 社会保障在路上
在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里，“民工维权重点从讨薪转向社会保障”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结论，这一新结论意味着什么，着实让我们深思。今天，我们请到了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小冰教授、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葛守昆所长，葛所长也是江苏2010年社会蓝皮书经济篇综合篇的主创人员。同时，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先生也应主持人之邀作了简要点评。
刘小冰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葛守昆
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锦麟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对结论有不同看法
主持人：社科院蓝皮书指出，2009年，农民工维权的重点已经开始从讨回欠薪转向社会保障，最受他们关注的是养老保险政策方面的实际问题。就您日常的观察，您觉得这个结论成立与否？
刘小冰：从整个国家的层面而言，还是有失偏颇的。很多民工目前还是以个人欠薪、讨薪为主，至于社会保障的诉求，还只是在发达省份出现，即使像江苏这样比较发达的省份，农民也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而言，强调社会保障这一点还是对的。我承担了“中国土地法律制度研究”项目，在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愿意把土地方面的权益，比如入股分红，作为一种基本保障，这方面的权益农民很欢迎。
主持人：可以说，农民因为种种考虑或现实需要而成为农民工，但是身后有“权益牵挂”，在城市又直面着权益空白和权益侵害。
刘小冰：是的，农村土地上存在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消除，依赖于基本行政法原则。一些问题的出现，和政府依法行政不到位有着紧密关联。
主持人：社科院提供的依据似乎不够清楚。恐怕公众也很关心，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而且本身来说，得出这个结论的事实依据，包括社会调查的结果，如果公布出来也是有意思的。
刘小冰：目前一些研究结论的得出，大部分是逻辑推演的结果，实证研究、实证资料还是比较少的。我这样说，并非是抹杀社科院的努力，而一般来讲，一些社会研究者需要加强实证研究。比如说，对于一项结论，依据在哪里就要搞清楚、摆出来，否则就让人感觉站不住脚。社科院作为最高决策智囊，对样本的分析是否全面，很重要。对于民工而言，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状况，不能贸然得出一个结论。
主持人：葛所长参与了“江苏2010年社会蓝皮书经济篇综合篇”的研究工作，您对这个结论是怎么看的？
葛守昆：这个应该是社会学范畴的问题，如果要我看应该说民工讨薪也好，社会保障也好，这些方面的权益都应该得到保护。光是工资讨到还不行，如果社会保障不到位，就说明民工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证。
权利意识渐强，但讨薪难以根绝
主持人：每到年底，讨薪事件就会高发。就在这个月3日快报报道，11月30日，一百多名民工聚集在位于太平南路长安国际的南京冉强装饰公司追讨他们的70多万元工钱。这个个案能不能说明，讨薪在很多时候还是民工兄弟最关注的？
葛守昆：讨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有的企业现在比较困难，所以采取了减薪、欠薪等措施，这也导致了民工的权益受损。
主持人：照这样看，讨薪现象很难彻底解决。
葛守昆：是的，可能不会根绝，只是说不同时期程度不一样。
主持人：有一点可以肯定，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还是能说明，民工的权利意识得到了加强。快报报道过，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调研团队调查发现，80后民工的整体愿望是，不要高薪，要尊重。
葛守昆：确实，80后农民工在知识层面等方面有了新的追求，所争取的利益和过去相比也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
主持人：现在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一线产业工人大都由民工组成。而前几天，美国时代周刊也给了“中国工人”这个群体以该杂志2009年年度人物的荣誉，您认为，我们当前对民工关注得够不够？
葛守昆：中国工人群体应当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但不能说一线产业工人大都由民工组成，只能说民工在一线产业工人中占有相当部分。
主持人：无疑，民工是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杨锦麟：和其他评选相比，我们确实应该多关注一下时代周刊选“中国工人”为该杂志2009年年度人物。改革开放的成果，工人群体做出的贡献很大，他们比官员更值得关注。国外关注中国工人这个群体，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政府的工作应该跟上去
主持人：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加快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出台了南京市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等政策文件，应该说，政府部门对民工权益的保护工作，也是逐步进展的。
葛守昆：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当更多地体现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原则。越是弱势群体，越应该得到保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嫌贫爱富。有的穷人交不起社会保障方面的费用，但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主体，应该给这些人更多的关注，这才是社会进步。
主持人：快报最近接连报道了两个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的民工新闻，一个是民工老周在南京安德门桥下冻死，另一个是民工邹习齐在南京江浦一家砖窑厂猝死，留下的两个月工资还不够火化费。一个是没找到工作连讨薪都说不上，我们还应该如何做得更好，让民工少一些身后之忧？
葛守昆：民工冻死是偶然的情况。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民工没地方住，也是说明社会保障不力，应该多关怀一下他们，哪怕提供差一点的住房。而民工猝死也涉及到劳动保护的问题，应关注必要的劳动条件是否具备，对民工应该进行保护性使用，不能搞摧残式使用。
主持人：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新华社记者的一篇文章，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推动了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我们如何补救？
葛守昆：我想谈谈合同的问题。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合同应体现双方权益包括必要的劳动力权益保护，严格遵守。有关部门的工作应该跟上去。现实生活中，资本所有人居于强势地位，劳动者居于弱势地位，但劳资双方在合同面前应当平等。
声音
社保制度应该先保“弱者”
周海旺（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副所长）：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家社会保障主要是保穷人和老人，在职人员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商业保险。而在我国，国家的社会保障主要针对城镇职工，失业、无业人员的保障要差一些，农民以及进城务工者的社会保障从总体上看基本是空白。
民工“退保潮”需要治本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发达地区出现的退保潮也是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信任，如果他们相信养老金制度，就不会退保，正是基于对未来退休保障制度的不确定性，才使他们急于把个人账户中钱拿到手。我们的治本之计是，应尽快地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这样我就不管是到哪个地方，我流到哪个地方，我的养老金权益都不受到损害。”
“公共劳动”救助失业者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在大城市里应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存保障”体制，以使得那些失业的、身上一点钱也没有的外来民工能够通过“公共劳动”找到饭吃，这样至少可以使得那些陷入困境的外来民工能够暂时找到合法的活路。同时，此种体制，也可以将散乱的农民工纳入一定的管理体系。这样一种体制比单纯的救助体制更有效率，更节省成本。
“外二代”更需社保制度
陈秀珍(综合开发研究院华南中心主任)：相比于第一代劳务工而言，第二代劳务工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等等，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但稳定性较差。因此，要吸引第二代劳务工，应针对第二代劳务工的特点，进行适当的制度设计。如进一步优化生活环境；给予更多的在职培训与深造机会，以增强劳务工的发展潜力；适度降低劳务工的入户门槛，以增强劳务工的稳定性；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建立与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的异地转移与互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