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陈伯达（左）在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工作 资料图片

　　本文作者王文耀、王保春原系陈伯达的秘书，1970年，随着陈伯达的失宠，他们二人也失去了自由。1978年，“二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1年陈伯达假释之后，住在北京复兴医院治病。当时，陈的家已不存在。假释以后谁来安排他的生活，怎么联系，就成了问题。公安机关在北京不知找何人与陈联系较为合适。

　　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想到王文耀和王保春曾在陈伯达那儿工作过，便把与陈联系的事情交代给了他们。1989年9月，陈伯达去世，他们二人参与了处理其后事的全过程。多年后，二人撰文回忆了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

　　陈伯达吃饭时突然去世

　　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阴雨天。我们正在吃饭，突然得到了陈伯达去世的消息。

　　我们俩7时半到了陈的住处，见到了陈的儿媳妇兰华和孩子。兰华哭着诉说了老人去世的情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午吃饭时，陈在餐厅吃，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吃，忽听到餐厅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接着“咚”的一声，兰华赶紧过去，只见陈坐在椅子上，头靠在墙壁上，嘴里吐出食物，脸和嘴唇都发紫。兰华扶起陈的头，大声喊他，同时让孩子叫对门老萧。老萧过来给老人嘴里塞了救心丸，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打电话找朝阳医院的大夫，并通知了陈现在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石家庄的晓农（陈伯达的儿子）。

　　卫生站的大夫来后，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正准备打葡萄糖针，朝阳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已经没有血压了，再翻开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放大。陈大夫说没有救了，准备后事吧。

　　兰华说，她当时失声痛哭，不知所措，在场的朝阳医院的党委书记、公安局的萧键同志、住地派出所长等人，共同商量决定，先将老人送到朝阳医院太平间，待晓农回来商量办后事。随后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将陈的遗体抬下楼，送上了车。

　　有关领导让陈伯达的儿子对后事不要提要求

　　因当初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代表中央让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的，现在陈已经去世了，我们认为应及时告诉有关领导，因此我俩蹬车直奔领导同志家。

　　到了这位领导同志的家，已是晚上9点钟了，他正在看电视，见我们这样晚来，有些诧异。当我们将陈去世的事告诉他后，他半晌没说话。待了片刻，他慢声地问我们：陈伯达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们答：85岁了。

　　他说：他什么时间出的院?

　　我们说：今年春天。

　　他说：从1984年我不与你们联系之后，他还写了些东西吧?

　　我们说：可能写了些东西，都不是经过我们的手，而是向公安局那边送过几篇，不知写了些什么。

　　他转了话题说：告诉晓农，处理后事，不要提什么要求，应听从组织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陈的家乡是福建惠安)还是什么地方?家属可斟酌一下。家属都应通知到。刘叔宴和他正式离婚了吧?刘生了两个孩子吧?

　　我们说：是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离婚后自己写的离婚书，当时曾给杨得志同志看过，还给周总理看过，不知算不算数。刘生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小弟在陈伯达倒台后，与保姆一起被关到卫戍区将近三年，受了惊吓，不敢再与陈联系。

　　领导同志还问到陈的经济状况。

　　我们说：陈刑满后的月生活费是250元。陈1958年以后的稿费，过去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1958年以前的稿费除了买书用掉的，还有两万多。听晓农说，这些稿费1985年已发还了。这些钱加累计的利息，分给了刘和陈及子女，但小弟没要，让给了晓农。晓农工资低，兰华为照顾陈，又留职停薪几年，经济较拮据，发还稿费就好过些，只是陈仍不改买书的习惯，不停地让晓农给他买书，用去一些钱。

　　谈了大约一小时，我们就离开了。

　　陈伯达的遗像是后期制作的

　　自从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后，天气一直很冷，阴雨不断。陈晓农说文史馆(陈伯达服刑期满以后，人事关系由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告诉他要在国庆节前火化，决定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一切要从简，现场不挂横幅，用陈健相的名字举办，交通工具给提供一辆面包车。文史馆有一人兼管办理此事，可是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没有找到。时间很紧，晓农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办。在此情况下，我们俩约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

　　25日在保春家中，几个人按照文史馆交代的精神，商量决定：

　　1、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近过陈的几位同志，自愿参加；

　　2、准备一张遗像照片；

　　3、老人的外衣，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服：

　　4、送花圈、挽联的署名按文史馆的要求署陈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

　　大家商量后，马上分头准备。

　　保春负责将陈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告诉他们遗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陈伯达平时不喜照相，旧的照片1971年抄家后没退还，新建的家里又无照片，晓农就到我们俩家里找，仍没找到一张能用的，只好让王文耀懂摄影的儿子王东升采取技术措施，从现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张加以放大。文耀和爱人郝志敏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老工人贺万钧、曹永和的帮助下，拼配修理了个旧像框，随即赶到陈家帮晓农装好遗像。

　　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电台对陈伯达去世之事进行了报道

　　9月28日早上，陈的遗体由晓农一家和王东升护送到了之后，推到化妆室里排队。由于前边排队等化妆的遗体不少，中新社的耿军和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有些着急，就在那位化妆师的耳边小声地说了陈的名字，那位化妆师没有说话，马上提前认真细心给陈面部作了修饰，在修饰时由于枕头太低不好操作，在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同志当即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脱下，垫在陈的头下。

　　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旧中山服装，平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白布单，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悼念陈健相先生”。刘叔宴因病没有来，她委托晓农专送一个花圈。晓农一家和岭梅送的花圈上写着：“亲爱的爸爸安息吧”。遗像上方的横幅位子空着，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

　　告别室内气氛肃穆，人们都眼含泪水低声啜泣，当长年照顾老人的儿媳兰华节制不住，失声痛哭时，全场一片恸哭声。

　　告别仪式中，姚黎民同志自带相机照了相，他流着泪把陈送至火化炉旁。他叹了口气对我们说：“就这样完了!他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大名人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呀!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了，而他就这样走了。”

　　陈伯达去世之后，1989年9月29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进行了报道，不知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

　　10月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了条消息：“陈伯达因病去世。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

　　几天后，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到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堂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

　　王文耀 王保春 /文

　　摘编自《世纪》 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