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竭力为客户开脱以换取高收入。说起律师，这大概是人们的第一印象。正因如此，律师这个职业普遍被冠以见钱眼开的恶名。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家力教授告诉记者：民国期间，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律师行业里的确存在为了养家糊口而背离职业初衷的人，但为了正义和信仰，心甘情愿出钱出力，甚至公开和当局叫板、不惜身陷囹圄的律师，也不在少数。他们光明磊落、敢作敢为的行为，为中国律坛平添异彩，至今都令中国律师引以为傲。
伍廷芳为何堪称中国律师第一人
作为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建设的先行者，伍廷芳的功绩无人能比。
伍廷芳13岁时来到香港，此时，这个著名的中国海港，已经被英国强行占领为殖民地。毕业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庭担任翻译的伍廷芳，亲眼目睹了洋人的横行不法。学习法律，用法律捍卫中国人的尊严，成为伍廷芳的最大心愿。
1874年，32岁的伍廷芳，自费到英国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两年后，他取得了律师资格，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律师。1877年，伍廷芳回到香港成为执业律师，并在“华民政务司”任职。任职期间，为保护同胞利益，伍廷芳曾与港英当局针锋相对。
有一次，一个醉酒的英国人在街上将一个中国人撞倒在地。几句口角之后，英国人不但不赔礼道歉，还凶残地将这个中国人活活打死。案件闹上法庭，英国法官极力维护同胞，想草草了结这个案子。伍廷芳挺身而出，与法官据理力争。最后，法庭被迫作出判决：判处那个英国人五年监禁，并对被打死的中国人的家属给予巨额赔偿。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常常连国民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保证，伍廷芳的理想遭到沉重打击。他认识到，要改变中国人受欺侮的命运，靠单个律师的力量是根本不行的。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伍廷芳宣布赞成共和。此后，他以70岁高龄追随孙中山革命，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法律和法令，进行了包括律师制度在内的司法改革。进入民国以后，已届高龄的伍廷芳，并没有直接参与过法庭辩护，但学识人品皆优的他，当之无愧是中国律师第一人。
让曹汝霖声名鹊起的一桩离奇讼案
1912年，一桩太监离婚官司，让一个名叫曹汝霖的年轻律师名声大振。既然是太监，又为何会结婚？结了婚为何又要离婚？这个官司说来话长。
清末，一位姓张的老太监被允许出宫独居。后来经过媒婆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王月贞的暗娼。王的母亲提出，如果张太监能够为王月贞支付300两银子的身价，并帮王家偿清债务，就把女儿嫁给他。小有积蓄的张太监大喜过望，答应了王母的要求。随后，王月贞嫁给了张太监。
然而，转眼清王朝画上句号。太监地位一落千丈，经济日渐拮据。一天，另有打算的王月贞，趁着张太监外出会客，悄悄带着财物离开了。一不做二不休，王月贞一纸诉状递到了地方审判庭要求离婚。王聘请的律师，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曹汝霖。
曹汝霖1877年出生于上海，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专业。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成为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的律师，开始在北京等地办案。曹汝霖接手王月贞委托的案子后，开始积极准备。心思颇多的王家母女，不仅要求离婚，还希望曹汝霖为她们争取到财产。因此，这个案件难度相当大。
果然，在法庭辩论中，张太监稍作坚持就答应了离婚。但是，他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一要还回付给王母的300两身价银；二是，王家母女必须还回他为她们清偿债务的钱；三是王月贞带走的金银财物也应该还回来。关于这几个问题，原被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曹汝霖认为，买卖人口，在清朝就是法律禁止的，所以，如果要求王家还回300两银子，就等于认可人口买卖合法。另外，张太监和王月贞结婚，意味着家中财产属于夫妻共有，所以，所谓张太监帮王家偿还债务的说法也就不成立。第三，王月贞带走的财物，大都是个人首饰和用品，如果以此为理由不许他们离婚，等于限制人身自由，这和共和体制以及民国法律精神相悖。这起案件最后的审理结果是，审判官几乎全盘接受了曹汝霖的意见。
王月贞背弃诺言，卷财逃走，在当时是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然而，巧舌如簧的曹汝霖却为她打赢了这场关系。一时间，从业不久的曹汝霖红透京城。
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陈独秀并不领情
作为律师，需要客户和他紧密协作，才有可能打赢官司。然而，有这么一位“嫌犯”，面对律师为自己的百般辩护，他却拍案而起，厉声驳斥。这个有个性的“客户”叫陈独秀，他的辩护人，则是民国大律师章士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张庆军研究员，早在十年前，就关注到了这起离奇的“民国第一案”。在和记者谈起这段历史时，他对陈独秀的“敢死”和章士钊的“敢说”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后被押解到南京。由于陈独秀特殊的身份，此案轰动天下。陈独秀的老友章士钊决定出庭为陈辩护。在法庭上，章士钊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的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章士钊还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干将，真可谓为陈辩护绞尽脑汁。
章士钊是希望在当时的法律中迂回、周旋，为陈的所作所为争取合法性。但却让生性倔强的陈独秀感到了愤怒和被曲解。陈拍案而起，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坚决不承认有什么罪名，两次上诉，一次抗辩，措词激烈，气势逼人,令人拍案叫绝。最终，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8年，被囚禁到俗称老虎桥监狱的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
虽然陈独秀最终还是被判刑，但刑期从13年减为8年，一方面和当时的社会舆论有关系，另外，也和章士钊的倾情激辩分不开。实际上，作为民国时期的名律师，章士钊的勇气和魄力绝不仅仅体现在这一个案件上。
一篇《闲话皇帝》，让民国律师伤透了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华友根教授，给记者讲述了章士钊参与辩护的另一起有名案件。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文章的大意是说，从前的皇帝，其中能干的，日理万机，且很有权威。而现在的皇帝大都有名无实。如日本天皇，是一个发明了很多东西的生物学家，但他的皇帝是世袭来的，只有名分，其实是做不得主。军部和资产阶级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
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已经通过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然而，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为由，向上海市长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本“谢罪”。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满足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不仅向日本人道歉，而且查封了《新生周刊》。
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新生”案件。主编杜重远聘请律师吴凯声辩护。一番辩论后，法庭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有期徒刑。吴凯声见状，请求法庭改判罚金，被拒绝了。吴凯声退而求其次，要求在上诉期内取保候审。法庭宣判不得上诉、不能取保，即日扣押执行。
随后，上海律师工会负责人沈钧儒，立即和章士钊等人一起，向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的司法行政部上书，要求纠正对杜重远的违法判决。与此同时，沈钧儒亲赴南京找最高司法当局，要求维护法律尊严，无条件释放杜重远。然而，在强大的独裁势力面前，沈钧儒和同行们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国民党大律师为共产党人辩护
在《新生周刊》案中，杜重远聘请的律师吴凯声，也是知名律师。1955年，陈赓将军这样称赞吴凯声：“30年代初期，上海有位大名鼎鼎的律师，叫吴凯声，他身为国民党党员，却能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维护正义，为共产党辩护……我见此人在反动派法庭上义正词严实为敬佩。”陈赓为何这样高度评价吴凯声？
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陈赓在上海被捕。消息传出，宋庆龄选择了曾为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辩护过的吴凯声律师。吴凯声在法庭上将公诉人驳得体无完肤，迫使法庭休庭。后来陈赓终于脱险，同年回到中央根据地。
让陈赓念念不忘的吴凯声是江苏宜兴人，21岁时，吴凯声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赴法留学，获法学博士。“9·18事变”后，吴凯声毅然回国。他在上海法租界及英租界的会审公堂出任律师，成为当时在租界用英法语言出庭辩护的第一个中国律师。
执业期间，吴凯声还曾多次与日本人交锋。一次，小贩陈阿堂被两个日本水手毒打致死，凶手潜逃日本逍遥法外。吴凯声义务为受害者打官司。经过两个多月辛苦交涉，日本慑于公理，不得不将凶犯判刑，同时赔偿3000元抚恤金。吴本人赠500元给受害者家属，此事轰动上海。陈阿堂家属特将“保障民权”的匾额敬赠吴凯声。
1997年，97岁高龄的吴凯声辞世。他的孙子，就是著名电视人杨澜的丈夫、被称为“电视大亨”的吴征。
荒唐律师威胁对方：想赢案子除非死人开口
但民国律师队伍里也存在不少败类和丑角。张庆军研究员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过这么一起因为律师参与，而让受害者蒙冤含羞的无良案例。
一位姓刘的外地姑娘和恋人赵某来上海滩闯世界，姑娘在一家大公司做会计，赵某在银行做见习。刘某的顶头上司——会计室主任，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利用姑娘的单纯和虚荣，满足了自己的兽欲。不久，刘某发现自己怀孕了。羞愧难当的她找来一位江湖郎中，请求堕胎。出于一种不祥的预感，手术前，她给赵某发出一封信，告诉自己的住处，同时，她把遭遇写在本子上，把本子压在枕头下面。
等赵某找到刘某时候，看到的已经是一具躺在血泊中的尸体，江湖郎中早就逃之夭夭。愤怒的赵某赶到地方检察厅，要求将会计室主任绳之以法。会计室主任惊慌失措，但很快稳定情绪，花重金找到一位陈姓律师，要求保住自己的名誉。
巧舌如簧的陈律师找到赵某，说根据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只要不是被害人亲自提起诉讼的案件，法院可以置之不理。这个说法，听上去荒谬，然而，因为陈律师为人八面玲珑，关系四通八达，这个案件居然真的不了了之。
个别律师的油滑和道德沦丧，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些律师之所以横行违法，离不开当时司法黑势力的撑腰。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