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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   重要律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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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毒犯游街凸显禁毒闹剧
中华门内的船板巷曾有个戒烟所 民国期间,谁是贩卖鸦片的“带头大哥”蒋介石痛下禁烟令,效果为何不佳
  1936年12月21日,南京市政府举行了“清毒宣传”活动。综合当天《中央日报》、《南京人报》的报道来看,这一天的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凑,而且宣传效果十分明显。很显然,负责这次“清毒宣传”的相关部门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对于毒品,人们印象中最深的,莫过于清朝后期的禁烟运动了。之后,毒品一度销声匿迹,那么,为何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开始“禁毒”了呢?这“毒”真能禁得了吗?

  “化装游行”以假乱真警醒市民

  1936年12月21日这天,南京市民早早走上街头。他们已从昨天的大报小报上,知道了今天将会有盛大的兵分南北两路的“化装游行”,这个“游行”是为“清毒宣传”而举办的。果不出其然,上午八点钟,市民们就看到了一路化装队伍集合在南京市政府门口。队伍准备了许多标语,都是南京市清毒宣传大会事先印制的简要警示。

  化装游行从上午九点正式开始,清毒宣传大会特地找来一人,化装成毒犯,前后由军警驱押,俨然一副开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样子。“毒犯”的后面,尾随着数辆马车,上面乘坐着该“毒犯”的母子妻女数人,他们沿途号哭,情景逼真。

  “听着一家老小号哭我的眼泪都下来了,觉得那毒品太害人了。我是在第二天的《中央日报》上才知道原来那毒犯是假扮的。”1936年在下关一带随父经营茶馆的王如意女士告诉记者,那一天,她跟着这支从静海寺出发的游行队伍,一直走到中正街,和市府门口出发的那支队伍会合。

  当晚清毒宣传大会又邀请了卫生事务所所长王祖祥在中央广播电台演讲,以扩大宣传。那么,这次“清毒宣传”的效果如何呢?从接下来的报纸上,记者得出结论,效果不错。第二天,全市许多医院都人满为患,许多抽大烟的烟民自己跑到医院登记,要求戒毒。

  当月31日上午九点,清毒宣传大会又请了首都地方法院、市政府、宪兵司令部及新闻界等现场监督,在人流量最大的夫子庙广场,将当年8到10月份没收来的烟具、烟土当众焚毁,并重申,从明天即1937年1月1日起,凡吸食烟土者,一律枪决。

  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措施无不显示其禁毒的决心。那么,民国时期的毒品吸食情况如何呢?这烟好禁吗?

  大大小小的军阀都靠烟税养活

  民国初年,诸多军阀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不将鸦片视为其军饷的主要来源,清末曾一度禁绝的鸦片又重新泛滥。据当时国联调查报告,1934年中国鸦片产量已达1.5万吨,7倍于世界其他各国总和,全国各地民众吸食烟土成风。“当时中华门外雨花台一带,还有北山门,就有大烟馆,许多人都进进出出,”老南京窦昌熹告诉记者,当时城内大街小巷也是烟馆遍布,城南夫子庙一带,更是如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朝野同声一致吁请禁绝鸦片之害,故设置了“禁烟委员会”,但实际上也是做样子。比如当时的规定如下:25岁以下不准吸食,25岁以上因年老、疾病等原因可在3年之内领取戒烟执照公开吸食。但当时政府没有公开的户口调查,年龄根本无法证明,且疾病概念模糊,故规定只是一句空话。

  1928年11月6日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蒋介石亲临训词云:“如果大家要爱国,必自禁烟始。此后,国民政府绝不从鸦片得一分钱,如有此嫌疑,请告发我们,就认为这个政府是破产的,就不信任它。”“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怠!”就在这话说完后不久,上海《申报》爆出一个特大新闻,让老百姓发现,寄托政府禁烟只能是奢望。

  

  

  

  

  

  

  

  

  

  

  

  

  

  

  

  

  

  

  

  

  为了一批烟土,警备司令部与公安局公开干仗

  记者在南京图书馆查阅到,1928年11月23日,上海《申报》以“蒋桂上海鸦片争风案 军警双方相互攻讦”为大标题,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警备司令部侦查队于13日得密报,招商局江安轮将由汉口私运大批烟土,于21日晚上到沪。即派侦探去查,共查获烟土二万两许,即移载小轮运至大达码头,再用汽车运回队部。现已将此项情形呈报警备司令部,再由部电报中央核办。”同时,该报又刊登了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致全国禁烟委员会的电文。

  这是一条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然而,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通过《申报》爆出的消息更为惊人,其文云:“鸦片流毒,举国共愤。据属一区报称,22日凌晨一时许,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达码头起卸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当以人少,反被掳劫,迄今仍拘禁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队部。所有烟土,被武警运往租界,无法阻止。”

  当日《申报》还登有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致南京的“十万火急电”,称:“当此厉行禁烟之日,发生此种行为,深堪骇异,应迅赐查究严惩,以申法纪。”

  由23日的消息来看,警备司令部缉拿烟土走私抓了个现行,人赃俱获;而公安局的消息称,正是警备司令部的人偷运烟土,而且公然抗法,抓走了公安局的办案人员。警备司令部的人为什么敢抓公安局的人?这背后有什么猫腻?

  蒋介石给大舅子面子,案件不了了之

  原来,这次鸦片走私案的后台,是财政部长宋子文。他利用招商局的船只,贩运烟土至上海,由蒋介石的亲信、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保护经销。而此时,蒋与桂系军阀关系甚恶,上海市长张定璠属桂系人物,他从冯玉祥的老部下、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处,得悉江安轮运烟土到沪的密报后,通知公安局长戴石浮缉拿。戴石浮即布置警士昼夜监视水陆码头,1928年11月21日深夜,当警备司令部侦查队起卸烟土时,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带着6名警士上前盘查。侦查队仗着人多势众,将李存正等抓去关了起来。

  警备司令部因事情败露,干脆先发制人,抢先在《申报》上透露了查获烟土的消息。张定璠气得大骂,决定不能就此罢休,在沪上各报大登警备司令部武装包运鸦片的丑闻。为了给中央施加压力,张定璠又特电蒋介石,请求迅速派人来查清此案,公布于众。

  警备司令部则自恃靠山是蒋介石,公然称公安局“妨碍公务,拦路劫夺烟土”,也报请中央要求彻查事件。一时间,军警互相攻击,老百姓一头雾水。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派了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等抵达上海。张之江一到上海,便夜以继日调查核实,逐一审问了军警双方当事人及证人。正当案情初露端倪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被勒令停职。原来,宋子文紧急向蒋介石求援。时值蒋宋新近联姻,新夫人的面子总要给的;而蒋介石要确保自己的地位,也离不开宋家这根支柱。所以对宋子文有求必应,下令罢免了戴石浮。他也是借此给张之江一个警告。

  然而,张之江依然我行我素。他回南京后,得悉江安轮正由汉口来宁,遂令江宁地方法院截扣了该轮,将15名涉嫌船员拘捕审讯。同时敦促淞沪警备司令部,把侦查队长傅肖先等有关人员押解来京待审。

  12月11日,张之江列席行政院会议,报告了江安轮运烟土案调查结果,并提出处理意见。然而一周已过,杳无音讯,南京、上海两地的记者求见张之江,张之江均避而不见。记者们忖度情况有变,而事实也正是这样。

  

  

  

  

  

  

  

  

  

  

  

  

  

  

  

  

  

  

  

  

  

  军队里烟民成灾,兵役署长成蒋介石刀下鬼

  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4月,桂系被彻底击败,蒋介石掌握了上海大权。此案不了了之,而武装运烟土的主犯熊式辉照样当他的淞沪警备司令。

  此案结束不久,为了维系政府庞大的开支,蒋介石索性又提出鸦片公卖政策。只要交税,一切从事鸦片种、贩、售、吸的活动均为合法。于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全国各地烟土泛滥。据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当时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超过1000万人,每人每年纳税20元,即可得2亿元鸦片税收入,足以承担当时全部军饷之半数。

  此时的烟民早已脱离了只吸食鸦片膏的“启蒙”期,吗啡、大麻、海洛因运往各地的数量逐年增加。除了百姓吸食,军队里的士兵也大部分都吸食鸦片。

  1944年,蒋介石主持黄山会议,分析对日作战失败原因,卫立煌提出士兵体质太弱,有吸食鸦片恶习。会后一星期,重庆警察局送来了500名士兵中,有5名吸食鸦片,蒋介石气极之下,下令把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给枪毙了。

  南京沦陷后,日本人大肆开办烟馆

  “当时毒货横行,到了1935年前后,南京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带,开设了许多烟馆,几乎家家有瘾君子。夫子庙的大石坝街尤其厉害。”对国民政府禁毒活动有研究的老南京苏洪泉告诉记者,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并公布《禁毒实施办法》、《禁烟实施办法》。

  通令颁布后,各地就大张旗鼓地禁烟起来。本文开头提到的情景,也就是这次禁烟活动的一部分。化装游行队伍拉出的标语里,明确告知吸毒者,再过十天,再行吸毒,就会被处以极刑了。

  就在这次“清毒宣传”一年之后,日寇便占领南京。“日本人在市区大肆开办烟馆,当时有售烟执照的烟馆多达175家。”苏洪泉告诉记者,1943年12月1日,当时有个叫厉恩虞的南京青年,动员了一百多名青年学生,砸了朱雀路也就是现在太平南路的几家烟馆;第二天,又组织了三千多人一路收缴中山路到夫子庙沿途烟馆的烟具烟土,并在国民大会堂门口烧毁。

  能够成功戒毒的只是极少数

  国民政府无论是1935年还是1945年之后都是在禁毒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那么,当时的瘾君子们是如何戒毒的呢?

  记者在《民国时期戒毒政策研究》一文中看到,当时民间用各种中草药和土配方戒毒的方法也很多。中药方法最常用的是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禁烟用的配方,主要是用数种中草药加上适量的烟灰制成。在云南等地还出现了“赵公松毛膏”、“戒烟绿豆酒”、“生鸡蛋”、“使君酒”等作为戒烟物。还有人甚至提出了“羊粪甘草丸”的土方。有人还尝试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成瘾者,并据称临床证明疗效还相当不错,但这也只能对较轻的瘾君子有用。

  毒瘾重的,家境差的,就会到由官方或民间设置的自愿戒烟所去,比如1936年12月21日南京“清毒宣传”,就提出让瘾君子们去中华门内的船板巷戒烟所,这是官方开办的。但许多戒烟所良莠不齐,如1936年有人写过一则《戒烟所一瞥》的通讯,较生动地说明当时的许多戒烟所状况:“所内共押老海犯、大烟犯男女约一百余口,分七间房屋。男女虽分室而居,但仅一墙之隔,同一天井,同一大门出入。卧室之旁,即为厕所,内置碎石数块,男犯大小便即排泄于此。粪尿狼藉,臭气扑鼻……”

  还有的地方,江湖郎中借戒烟之名骗取钱财,甚至坑害受戒者的不在少数。有的投机商制造出的所谓戒烟丸以鸦片为主要成分,甚至掺入“白面”(海洛因的俗称)等毒品,烟民服用后不仅原烟瘾戒不断,反而使成瘾程度加深。

  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吸食烟毒的人数已达2000多万。国民政府的禁毒效果如何,就不言自明了。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

  民国初期百姓吸食鸦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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