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打黑除恶”问题，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宣传教育指导室主任李宝柱在其新华博客撰文，从浩瀚的史海资料中，总结了中国古代抑制豪强、维系民心的历史经验，指出“打黑除恶”是民心所向、国运所系。其博客文章摘录如下：

　　李宝柱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全国第一个被免试录取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师从世界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专修宋辽金元史。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宣传教育指导室主任，长期从事和分管政法宣传工作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工作。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经验，为有识之士倍加推崇。历代，以得民心而得天下的开国皇帝及其继体之君，在励精图治的过程中，如何继续维系民心，永保不失民心，就成了他们努力想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诸如管子的“顺民心”、孟子的“施仁政”一类的政治主张，以及西汉初年轻徭薄赋、唐朝初年与民休息的政治实践，一直被奉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关于如何永保民心不失，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记载。其中，抑制豪强以维系民心，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

　　纵观我国古代历史，豪强之家恃强凌弱，兼并之族横行邑里，轻则武断乡曲、残虐百姓，重则扰败法令、肆行奸宄。其结果是，“豪夺财富入于私门，积累民怨归于公上”。可以说，这是封建社会与生俱来，并与之相伴始终的社会弊病。遍观当今现实，黑恶势力横行，说明历史的沉渣已经泛起，如不及时痛加治理，其后果不堪设想。既然是历史的沉渣，如何治理？自然要借鉴古代的经验。

　　早在春秋时代，随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在诸侯国借“礼崩乐坏”之机兴起的同时，封建豪强即随之而悄然登场。其实，《春秋》一书所记242年的历史，就是各国诸侯，即大封建豪强的行实记录。孔子之作《春秋》，其所忧者即患“诸侯擅兴、天下大乱”，其所欲者即以“口诛笔伐、讨乱臣贼子”。故《春秋》一书，实堪称我国第一部关于封建豪强的专著，其是非得失之意、治乱兴衰之迹，是孔子留给后世以求致治之法的镜鉴，是古人眼中最重要的一部“经书”。

　　至隋、唐，上承前代门阀政治的遗风，官修氏族之典，家藏谱录之书，取士选官尤重家世，家之婚姻更讲阀阅，目的是要“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甚至还用法律规定来确保“主”对“奴、仆”和“部曲”的压迫权。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不独旧族会继续恃势作威，而且新贵也往往肆行不法。所以，“权倖之暴，亡人之家，赤人之族，为害甚于虎狼”，在唐朝初年，就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祸患。

　　但是，在唐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政治格局之下，如果想要保证长治久安，就必须抑制豪强，否则不仅百姓遭殃，而且势必还会危及唐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然而，出身于世家、依仗关陇豪族力量夺得天下的唐朝最高统治者，是不可能自觉地悟出这个道理的。

　　例如，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的第三子蜀王李恪有个姓杨的妃子，此妃子的父亲杨誉，自恃是皇亲国戚，在京城滥施淫威，争夺官婢，触犯国法。当时，担任刑部都官郎中的薛仁方，依法将杨誉拘留并进行审讯。按司法权限，刑部的都官司完全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的案件。但是，当杨誉身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卫官）的儿子反诬薛仁方，是以杨誉为“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唐太宗一听，即刻勃然大怒。

　　当时，魏征挺身而出，为薛仁方进行辩护。由于魏征能巧妙地晓之以利害得失，唐太宗终于接受了魏征的建议。他对魏征说：“诚如公言，向者不思。”承认自己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取消了对薛仁方撤职的命令。

　　贞观十一年，颁行《唐律》时，唐太宗又将魏征建议的“按举不法，震肃权豪”，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豪强恣意横行的刑律。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闾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法律规定，并鼓励严格执法，贞观时期，才出现了“制驭王公、妃子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政治局面。

　　自唐朝灭亡以后，在五代五十余年间，其余毒愈演愈烈，方镇、权豪上下肆虐，致天下分裂，世道大坏，社会动荡。宋代欧阳修考究唐朝败亡之由说：“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其渐积岂一朝一夕哉！”及其大患已成，“大势已去，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其更不幸者，则是黎民百姓。五代之时，藩帅劫财成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藩镇视人命如草芥，动辄以族诛为事，滥刑之害，荼毒四海，殃及万方。清朝雍正时期的史学家赵翼读《五代史》一书时，曾经哀叹：“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乘五代乱极，宋太祖起于介胄之中，拥兵政变而践九五之尊。但是，宋太祖并没能像唐太宗那样，在“按举不法，震肃权豪”上带个好头，反而以姑息纵容权豪，作为释除将帅兵权的筹码、作为驾驭宠臣爱将的手段。

　　在贪官污吏充斥官场的同时，随着以往世族的衰落，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土地交换的频繁（当时谚语称“千年土地易八百主”），宋代产生出大批的庶族地主。这批新生的地主阶级，或勾结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或以财大气粗横行乡里，或纳粟买官以为政治保护，形成了新的土豪劣绅阶层。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同恶相济，使得平民百姓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人数众多，所以其对民众施加的伤害与残虐，比起那些为数不多的权倖豪族还要严重许多。因为对贪官污吏已不适用死刑，对土豪劣绅至多只是略加薄惩，而且还需要遇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清官才能施以薄惩。所以在宋代，能将因残虐百姓而犯死罪的土豪劣绅，判处杖二十、发配、编管的地方官，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清官了。

　　在权倖豪族、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三位一体的压迫之下，使得宋代的黎民百姓，“罹昔所未有之害，有不可胜穷之忧”。由于北宋朝廷一味地姑息养奸，最后终于将百姓“逼上梁山”。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起义于河朔，要“替天行道”，自己动手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方腊起义于南方，凡捉到官吏，必定全部杀掉，唯恐有一个贪官污吏漏网。当时有人剖析其原因时说：“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纪极，怨痛结于民心，故至此也。”

　　北宋灭亡以后，至于南宋以及元、明、清三代，凡八百余年间，权倖豪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为封建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压在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其间，虽然出了一个严惩赃吏的农民皇帝朱元璋，但他也没能想出抑制豪强的好招。只有到了现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将这些荼毒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恶瘤彻底割除，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古代社会虽然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封建社会的余毒并没有完全肃清，历史的沉渣有时可能还会重新泛起。现今，我们从不得不面对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身上，就又一次看到了古代豪强、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阴影。所以，在坚决“打黑除恶”的同时，探究一下这种沉渣的历史渊源，剖析一下这类沉渣的历史教训，还是很有必要的。（注：文中黑体系作者本人所加） 李宝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