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钢铁强国梦 资料图片 图文无关

　　大国崛起，莫不以工业的强大为基础。钢铁产量，曾经是新中国奋起直追发达国家的标杆。在这条路上，几多坎坷波折。

　　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宝钢在上海打下了第一根钢桩。这个当时中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并且全套引进国外设备的头号工程，承载了几代中国人工业强国的梦想。但在开工之后，它却遭到巨大的争议，一时成为“头号标靶”，多少人在怀疑、责难，建一个宝钢会掏空中国的家底？是继续建设还是立刻下马，成为全国人热议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要建一个宝钢

　　1977年10月22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来到了中南海。他刚刚率领中国冶金考察团访问日本归来，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和感受。几句开场白之后，叶志强并没有作报告，而是请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中央领导观看了介绍日本第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影片。

　　电影放完，在座诸人相顾无言。“是真的吗?”终于有人提问。“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叶志强回答。他又补充了让他“伤自尊”的两个经历。

　　一次，日本人请客，服务员送上来易拉罐啤洒，中国考察团的团员们没见过，不知如何开启。日本人用手指一拉就开了，并且告诉他们，这样的易拉罐是用钢做的。中国的冶金专家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铁罐头要用起子才能开，鬼才知道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叶志强说。

　　在日本的行程中，考察团乘坐的是大使馆提供的国产轿车，但根本追不上日本车。驾驶员拼命加速，结果汽车不堪重负抛了锚。插着国旗的中国轿车只能被日本车拖着走。叶志强说：“大使馆用的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会生锈，而日本用的是冷轧钢板，轻盈、漂亮……”

　　随后，叶志强把他的考察报告拿了出来，材料显示日本钢铁业领先了中国15年至20年。

　　叶志强在报告中提出：“引进一些必要的新技术和新设备，把中国钢铁工业搞上去。”而在当时，恰好有个机会。1973年爆发了世界石油危机，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日本大钢铁厂均不能满负荷生产。日本钢铁界急于寻找出路，输出技术、设备的愿望非常强烈，尤其是新日铁。

　　上马时的一步远棋

　　很快，中日双方就开始展开你来我往的谈判。

　　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新日铁君津厂，邓小平直接问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能不能照这个样子给我们建一个厂子？”稻山嘉宽答道：“当然。要建比这个还好的。”

　　稻山所言非虚，却并不一定出自日本人的本意。按照新日铁提出的方案，中国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就是以君津厂为样板。但中方的专家不干了：合同约定我们引进的是最先进技术。新日铁下属八幡厂、大分厂有的我们都可以引进。君津厂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八幡厂和大分厂建于70年代，哪个先进不言自明。

　　谈判桌上，双方针尖对麦芒。最终，日本刚刚投入使用的干法熄焦、八幡厂1978年才投入使用的新型300吨转炉……这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都应用到了宝钢之中。

　　而对宝钢意义最深远的，是宝钢工程设计总工程师黄锦发力主修改的总图布置。

　　日方设计的总图是环形布局，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料进厂到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到成品出厂构成了一个椭圆。布局紧凑、简洁，既节省土地又美观漂亮。但黄锦发却看出了另一种“门道”：这个椭圆就是一道墙，把宝钢封死在里面，今后想扩大规模？没门儿！

　　黄锦发提出把总图修改为直线流水形，为以后留出足够空间。日方不答应，而且理由也很充分：600万吨的规模已经明文写进中日双方谈判纪要，中方从未提出过扩大规模的设想。

　　谈判陷入僵局。黄锦发只能私下里和日方组长水田永昭反复诉说。也许是被中方专家的执著和梦想打动，水田永昭按照中方的意见修改了总图。此举成全了宝钢，却让水田永昭付出了代价。他回国后即被勒令停职，后来被调到了一家海洋公司。

　　就这样，宝钢终于给自己留出了未来——1400万吨的规模！

　　中途为何差点下马

　　对宝钢的争议其实早就有了。首先选址就是“错误的地方”。按照中国钢铁业的传统思维，上海没有矿山，没有煤炭，根本就不适合建钢铁厂。

　　宝钢集团首任董事长黎明介绍，最初决定引进日本技术建设大型钢铁企业时，中央其实考虑了包括连云港、天津、大连等十几个地方，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只有它的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足以支撑这样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基地。而且宝钢从设计时就借鉴日本经验，原料采用便宜、成色好的进口铁矿石，上海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这样的质疑来自中国钢铁业内业外，而且贯穿着宝钢建设的始终，但从未动摇过中央的决心。

　　真正让宝钢工程陷入困境的是投资——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它实在是太贵了！

　　宝钢开工后不久，《人民日报》曾发表当时财政部官员的一篇文章《替宝钢算一笔账》，由此公开讨论宝钢建设问题。

　　宝钢的账一算，吓了全国人一大跳。按计划建设宝钢，需要300亿元的资金，而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只有800亿元，全国银行个人储蓄才180亿元。当时全国10亿人口，宝钢的投资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也要30元——这几乎就是一个青工将近一个月的收入了。

　　建一个宝钢,会掏空中国的家底。种种怀疑、责难指向了宝钢的庞大投资。

　　而1979年，国民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文革”结束之后，国家建设迫切地“大干快上”，基建项目遍地开花。这年4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把经济过热、比例失调的问题揭露出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领导小组组长。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之前，就是陈云和李先念联名提出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中央决定，国内所有在建项目重新调整。头号工程宝钢自然被列在了第一位。可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在上海就宝钢问题调研了一个星期之后，力主大批缩减基建项目的陈云却成了宝钢公开的支持者。

　　一个月后，邓小平在与上海市新的领导班子见面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宝钢，你们市委还是要管起来。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

　　宝钢的种种争论日趋激烈，论战一直打到了邓小平面前。面对纷争，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断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动维护”让宝钢复建

　　对宝钢的争议，在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达到了顶峰。在那次人大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各种意见60多条，矛头直指冶金部部长唐克和三位副部长。

　　中央政府官员接受人大代表质询，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一下子成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事。当时的各大报刊均有报道。不过，报道大多隐去现场浓浓火药味。

　　1980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开工两周年的日子，国务院下发了通知，决定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

　　人大质询后，冶金部只剩马成德一个副部长守在宝钢工地了。接到国务院通知，马成德召集指挥部领导班子开了几个全封闭的会。会议不做记录，不对外公开。几个人都不赞成工程停缓，绞尽脑汁想了一个法子，对外称之为“动维护”。

　　宝钢的建设资金已经冻结，但国务院下拨了一定的经费建造仓库，用以存放已送到宝钢的进口设备。马成德用这笔钱继续建造厂房——当然，在一定时期，这些建筑的作用是可以与仓库画等号的。

　　进口设备运来了，零散堆在一起易生锈，不如直接安装起来，隔一段时间就通上电，转一转，保证设备的性能。

　　对马成德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外界不可能不知道。记者查阅宝钢年表发现，在一期工程“停缓”期间的1981年3月、4月两个月期间，先后有谷牧、薄一波、姚依林三位副总理到上海视察了宝钢。微妙的是，并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的底细。

　　宝钢一期工程的“停缓”最终只维持了半年多的时间，1981年8月7日，宝钢复工续建了……

　　宝钢始建，起点就领先了中国钢铁业平均水平20年。它结束了中国钢铁业只能提供汽车内部用材的历史，并开始向世界各大著名汽车厂供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冰箱面板和高跨度斜拉桥钢索的垄断；让中国人用上了自己的钢制易拉罐，让中国的1元硬币用上了国产钢……

　　1978年，我国钢产量只有3178万吨，占当年世界钢铁产量的4.42％。1996年，中国钢铁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以后，中国由钢材净进口大国变为净出口大国，绝大多数钢材自给率超过100％，跻身世界钢铁强国。

　　董少东\文 摘自《北京日报》（原题：宝山锻钢 本报有删节，小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