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打草惊蛇，这是一种麻痹战术，让犯罪分子以为警方对绑架没有引起重视，就好擒拿归案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市民也将因蒙在鼓里产生“无知的镇定”，或者因流言纷纷产生更大的担忧。

　　深圳发生了几起绑架小学生的案件。人们认为警方应当公开信息，警方回应，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绑架等恶性刑事案件并非政府信息，贸然公开对侦查破案不利。

　　绑架等恶性刑事案件并非政府信息，说得不错。刑事案件的信息，何时公开、怎样公开，视办案需要而定。不过，公共安全状况，应该算是政府信息了吧。一段时间，市民应当注意些什么，警方还是有责任告知的。警方可以不公开绑架案件的具体情况，但提醒市民防范绑架小学生的犯罪行为，这是义务吧。

　　显然，警方的回应，混淆了案件信息和公共安全信息两个概念。公开案件信息，或许对侦查破案不利，但发布公共安全信息，难道也会对破案不利？

　　如果为了对破案有利，可以不发布防范绑架犯罪的公共信息，是不是说破案的重要性，超过了市民生活的安全？是不是说，宁可让公民对绑架犯罪无所防范，因而再付出被绑架的代价，也要保证已有案件的侦破？

　　不知道警方是故意混淆案件信息和公共安全信息的概念，还是无意扩大了“案件信息”的解释。无论是提高破案率，还是降低发案率，都是警方的责任，因此，警方必然不希望有绑架案，不希望绑架案不断发生。不过，新案是否发生属未定之数，而旧案已发待破却是实在的任务，所以警方考虑问题，可能更倾向于破案需要，而非确保不发生新的绑架案。

　　在这种考虑下，发布案件信息固然不可能，就算发布相关的公共安全信息，也可能担心“打草惊蛇”。是的，不要打草惊蛇，这是一种麻痹战术，让犯罪分子以为警方对绑架没有引起重视，就好擒拿归案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市民也将因蒙在鼓里产生“无知的镇定”，或者因流言纷纷产生更大的担忧。

　　深圳警方不及时公布公共安全信息，不提供公共安全意见，这只是政府信息管理行为的一个具体表现，类似表现在政府各个部门都容易出现。这些行为后面的信息谬见包括：不视信息为客观状态的反映，而区分为“正面”与“负面”，从而在管理中实行区别对待、双重标准管理；区别对待之下，又以政府部门甚至个人的好恶判断信息是否适于公开；视公众知情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恩惠或者可伸可缩的待遇，而非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视公民为不能在知情基础上自主作出决定的人，而必须被定向地供应信息；视政府为引导公民的全能操劳者，而不是视公民为政府和公共事务的决定者。

　　我们应当追问深圳警方的，不是为何没有发布绑架案件的信息，而是为何没有发布防范绑架犯罪的公共安全信息。至于警方不愿意发布案件信息，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不过，警方不愿意发布的信息就不会被发布，这不是全世界的共同现象。具体而言，警方不愿意发布绑架案件的信息，但在很多地方，媒体还是会采访到绑架案件的消息并且给予报道，一般情况下，媒体没有义务配合警方的破案工作。

　　以深圳绑架犯罪案为例，民间有传言，深圳媒体没有报道，深圳警方没有回应，而香港媒体进行了报道，香港媒体的报道是否对破案产生了不利影响？再进一步，在国外，任何案件都可能被报道，媒体与警方并不“亲如一家”，是否有证据表明那种信息环境更加有利于犯罪分子而不利于破案、不利于公共安全？

　　深圳警方不愿意第一时间公布绑架案件的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深圳警方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防范绑架犯罪的公共安全提醒，这是不能被理解的。深圳媒体没有及时报道绑架案件的情况，这是社会信息传播不正常的表现，但媒体可能也有苦衷，社会信息的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信息公开，不应是一种政府的自律行为。政府有信息公开条例，这是一种自律性的法规，是政府的一种强制性的自我要求。但对一个社会来说，信息公开不只是政府要公开信息，还要包括社会信息传播有充分的权利保证，以便如果政府有不适当的信息管制时，还能够有社会纠正机制。真正来讲，信息公开属于信息自由和社会民主的范畴。对政府不当信息行为的直接约束，需要更充分的公民权利；对政府不当信息行为的间接约束，需要传播自由的保障，就是让社会有更少的信息传播管制，而不是把信息是否得以发布的决定权完全放在政府手中。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