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4日，金奎喜律师等116人联名上书，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和杭州市的“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六年多过去，被指违宪的“拆迁条例”依然屹立不倒，成为强制拆迁者口含的“天宪”。

　　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曾被很多专家和公众视为“拆迁条例”的“终结者”。站在2009年的岁末回望这两年多来，我们看到的却是“替代者”反被代替，《物权法》俨然成了“无权法”。

　　时至2009年12月7日，北京五位法学教授再度使用“公民上书”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并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六年后的这次“公民上书”会重蹈六年前的覆辙吗？时间终将给出答案。

　　历次就“拆迁条例”所提出的违宪审查事件，其理由都是共同的。其一，拆迁以征收为前提，而补偿的到位是征收的标志。也就是说，补偿理应在拆迁之前完成，而“拆迁条例”却将补偿拖后至拆迁阶段。试想，如果拆迁的都是已经征收并补偿到位的房产，何来强制拆迁？其二，征收、补偿的主体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是行政法律关系，但“拆迁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现实中的拆迁人并不都是政府部门，而更多的是市场主体。混淆行政关系与民事关系，混淆行政征收与商业拆迁，成为拆迁乱象的根源。

　　但问题在于，“公民上书”行使的仅是建议权，无法产生必然触发违宪审查的结果。宪法和法律只有被遵从，才能从“纸面上的法”真正成为“行动中的法”。可以说，宪法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它的庄严，而在于它的实施，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又依赖于违宪审查机制的完善。

　　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并非一片空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并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法规备案审查室的成立，已证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认识到了违宪审查的重要。当务之急，是要继续建立违宪审查的程序机制，包括反馈机制、审查机制和处理机制。

　　别再让违宪审查成为一个“传说”了，公众要的是一个鲜活的制度。

　　（作者：王琳 原载12月9日《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