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没有完结的“诽谤案”。因散发检举村支书的材料，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的8名农民被公诉并判诽谤罪。在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再次认定诽谤罪成立，其中6人又被不同程度加刑。被告再次上诉，二审法院再次裁定发回重审。随着省委督察组的介入，事情发生突变。公诉机关以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由申请撤诉，8人被“取保候审”，并被要求在没有“赔偿决定书”的情况下接受国家赔偿。但6名村民至今表示，不明不白的赔偿不会收。

　　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盆窑村村民郑可元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和同村另外7个村民居然会因为自制并散发揭露村支书的材料被逮捕。他也没有想到，他的6个同伴会戴着手铐被押上全市的公捕大会。他更没想到，他们会被沁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诽谤罪”提起公诉并获刑。

　　2009年8月，因身体原因取保候审在家的郑可元面对记者连续发问：“写个反映村支书的材料在村里传撒就算诽谤？”“反映村支书吴小宝个人事情为什么检察院要提起公诉？”

　　2009年9月，在沁阳市看守所关押的7个村民，先后办理了取保候审。随后，提起公诉的沁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由撤回起诉，沁阳市公安局以“受害人撤回告诉”为由，下发撤销案件决定书。

　　但在这7个被关押村民看来，“自己不能无缘无故被关押这么长时间，应该明确宣布这是一起错案，并给予相应赔偿”。他们中最长的被关押了500多天，最短的也被关押了200多天。

　　从2009年10月起，曾被羁押的几名被告陆续接到领取“国家赔偿”的通知，但两位已经领取“国家赔偿”的被告人发现，除了赔偿金，他们并没有拿到相应的国家赔偿决定书。对此，被关押了200多天的村民张中芳对记者说，“既然是国家赔偿，就应该有相应的手续，不明不白的钱我不能收。”

　　传撒材料揭发村支书

　　沁阳市山王庄镇盆窑村地处晋豫两省交界，晋煤外运主要通道之一的太（太原）洛（洛阳）公路途经这里。在该村附近原设有一处正规收费站，但经常过往此处的运煤车司机发现，绕道盆窑村和张老湾村就可以躲过收费站，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

　　2002年10月至2004年7月，盆窑村和相邻的张老湾村在道路上设卡对过往运煤车辆进行收费。

　　2004年7月27日，有媒体对盆窑村私设路卡向来往运煤车辆收费进行曝光。

　　报道刊发后不久，盆窑村私设的路卡被有关部门取缔。盆窑村部分村民认为，既然设卡收费是村委会行为，那么所收取的费用应当归村集体所有并列入村务公开范畴。

　　2004年年底，盆窑村委会在村大街上张榜公布了设卡收费的收入——共计68万元。但一些参与和见证设卡收费的村民认为远不止这么多。一时间，有多个版本的设卡收费总收入在村内流传。

　　2005年2月27日，曾参与设卡收费的盆窑村村民韩留根找到该村化解矛盾小组成员郑可元，向其反映“村里设卡收费财务混乱，某村支部委员将设卡收费款私自纳入腰包，群众意见很大”。郑可元听后非常气愤，同样对村财务状况不满的郑可元认为，村支书吴小宝问题很大，已不适合继续担任盆窑村的村支书。

　　按规定，2008年春盆窑村将进行换届选举。一心想阻止吴小宝连任的郑可元酝酿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办法。

　　郑可元制作了“盆窑村老百姓反腐败斗争专集”（以下简称“专集”）的揭发材料。这份材料共4页，揭发内容是盆窑村设卡收费账目不清。随后，“揭发吴小宝”的材料传撒后，参与撰写和传撒的8人就等待着材料能起到阻止吴小宝连任的效果，但等来的却是一场牢狱之灾。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08）沁刑初字第230号刑事判决书显示，2008年4月3日赵有福因“涉嫌诬告陷害”为由被警方拘留。依照同样的原因，当年4月，沁阳警方陆续拘留郑可元、王正禹、张小传、赵满仓、赵庆国、韩留根和张中芳。其中，郑可元“因患有高血压病Ⅲ期、脑梗塞、高血压性心脏病和Ⅱ型糖尿病”被取保候审。

　　5月10日，除被取保候审的郑可元外，其余7人家属均收到了沁阳市公安局下发的逮捕通知书。

　　以“诽谤罪”为名被押上公捕大会

　　韩留根的妻子卫前进对记者说，“本以为没什么大事，顶多是带走问问话，关两天就会放回来，可没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么大。”从4月19日韩留根投案，卫前进再次见到丈夫是在一个多月后在沁阳市体育中心举行的公捕大会上。

　　据卫前进等盆窑村村民称，在5月29日的公捕大会上，临近中午时分，除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的郑可元和年事已高的王正禹外，赵满仓、赵有福、张中方、张小传、赵庆国和韩留根6人双手背戴手铐被带上公捕台，大会主持人称上述6人的罪名是“诽谤罪”。对这一事实，记者从山王庄镇主管信访的党委副书记敬建设等处得到了证实。

　　2008年8月，取保候审在家的郑可元收到沁阳市人民法院下发的传票。传唤其于2008年8月25日8时30分到沁阳市人民法院开庭，案由为“诽谤”。本案不是由吴小宝提起的自诉，而是由沁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2008年10月22日，法院对赵满仓等8人作出了如下判决：赵满仓等8人诽谤罪罪名成立。其中赵满仓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郑可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王正禹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赵有福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张小传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张中芳、赵庆国和韩留根皆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赵满仓等8人不服一审判决，在判决书下发后，于2008年10月28日提起上诉。

　　2009年1月14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撤销判决，发回重新审理”的裁定。

　　2009年4月1日，沁阳法院开庭重审。随后，沁阳法院再次认定赵满仓等被告人诽谤罪成立，除赵满仓、韩留根外，其余6人还被不同程度加刑，张中芳等3人原审的缓刑“待遇”，也被重审判决宣告撤销。

　　重审一审宣判后，赵满仓、郑可元、赵有福、张中芳不服，以“本案属于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是程序违法；所反映问题真实，不构成诽谤罪”为由，再次向焦作中院提起上诉。

　　2009年8月5日，焦作市中院再次裁定，撤销重审一审判决，将该案再次发回沁阳法院重新审理。

　　郑可元认为，虽然揭发材料在数字上可能有出入，但所反映情况大多属实，“我们只是对支书和村里的事提出疑问，就被关起来判了诽谤罪，那以后谁还敢提村里的问题呢？”

　　峰回路转，放人、撤案与“国家赔偿”

　　到了9月，随着河南省委督察组的介入，事情发生了变化。

　　9月3日晚，张小传、赵有福拿着“沁阳市看守所释放证明”回到家中。至此，张、赵二人在沁阳市看守所关押了518天。记者在张小传得到的“沁看释字【2009】214号”沁阳市看守所“释放证明”上看到，放他出来的原因是“取保候审”。

　　9月13日，赵庆国、王正禹同意接受“取保候审”，也离开了沁阳市看守所，他们分别被关押了277天和528天。

　　9月15日，韩留根离开了看守所，总共被关押269天。

　　至此，被指“诽谤”的8个村民中，仅剩张中芳和赵满仓仍滞留在看守所拒不“出监”。

　　赵满仓的哥哥赵满囤说，从9月中旬起，沁阳市委市政府曾多次派人与他“沟通”，希望他们同意先办取保候审，人放出来之后再讨论是否撤案，但此举被赵满仓兄弟拒绝了。 张中芳的弟弟张保证表示，“我哥哥既然没有犯罪，那你就该无罪释放，怎么能办取保候审呢？”

　　正当两人家属全力争取亲人无罪释放时，9月21日晚，张中芳被山王庄镇政府派车送回盆窑村的家中。

　　据张中芳称，9月21日晚6点左右，他和赵满仓接到沁阳市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裁定书称：“在诉讼过程中，公诉机关以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由，于2009年9月21日申请撤诉，本院认为，沁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撤诉理由正当。”见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当时并未撤案），赵满仓便在当晚10点左右签字同意“取保候审”；而张中芳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也被送回盆窑村家中。

　　截至9月21日，盆窑村因散布揭发村支书材料而被捕入狱的8位村民终于全部回到家中。其中赵满仓、王正禹、赵有福和张小传被关押500天以上；张中芳、赵庆国、韩留根则被关押200天以上。

　　人虽然回来了，但家属们对沁阳市法院坚持“取保候审”放人的做法深感费解。一位曾和前来督察此事的河南省委督察组成员有过沟通的家属告诉记者，“省委督察组给我的答复是‘先撤案，后放人’，可沁阳方面现在实际上是‘先放人、后撤案’。”

　　9月29日，沁阳市公安局也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书称“我局办理的诽谤案，因受害人撤回告诉，……决定辙销此案。”

　　赵满仓的辩护律师浦志强认为，吴小保“撤回告诉”，不应成为警方“撤销案件”的法定理由，撤案的真正原因是警方错误立案，与吴小保撤回“告诉”与否无关，结合有关部门反复要求村民接受“国家赔偿”的怪事，他打了个比方，“假如你到公安局告了我，但事后又撤回了告诉，莫非因为你不告了，国家就该赔我一笔钱吗？”

　　在沁阳市公安局撤销案件之前，赵满仓等村民突然被通知领取数额不等的“国家赔偿”。但多数人不认可这一撤案理由，认为只有明确宣布无罪，并追究枉法办案的公检法三家的责任，他们才肯接受国家赔偿。张中芳说，“我们要的不是你赔几个钱，而是要一个合法的说法。”

　　10月14日，王正禹和赵庆国在家人劝说下，到山王庄镇政府接受了沁阳方面付给的“国家赔偿”，按镇里的要求写下了一份收据，但两人并未收到相应的国家赔偿决定书。

　　11月18日，一位家属对记者说，“虽然人放了，但他们还是不肯承认办错了案，没有正规手续的、不明不白的‘国家赔偿’，我们是不会收的。”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