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广东番禺一直在为垃圾而纠结。围绕居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官方认为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当地居民看来，则是一件损害包括健康在内的各种权益的恶举。于是，居民们不断上访，甚至闹出了更大的动静。在厦门PX事件的前车之鉴和海南化工工程“成功”下马的启示下，番禺的市民们在捍卫自己权益时，越发坚决。而政府的态度，也是一波三折。面对市民的“干扰”，政府发声表态：广东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态度“坚决不动”，后来，又改变为“环评不过关”则坚决不上马，继而又修正为“大多数市民不同意不上马”。番禺垃圾围城风波在折射公众焦虑的同时，其走向也正成为民意表达的一个标本事件。
民心工程 市民不领情
垃圾处理，一直是个现实难题。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扩大，过去把垃圾埋在地底下的做法，在寸土如金的今天已不合时宜。以广州为例，日处理生活垃圾7000吨的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将于2011年填满封场；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的番禺生活垃圾填埋场将于2012年填满封场，如果不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全市将面临“垃圾围城”的巨大危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广东决定上马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这一项目，官方认为是安全的，更为诱人的是，还可以带来巨额利润。有媒体披露，仅番禺25年特许经营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直接经济收益就达500亿！
11月5日，番禺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文中提及：番禺区人大代表70多人视察了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用地现场，认为这是“建设宜居番禺的需要”，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而在同一天，广东省舆情中心对垃圾焚烧厂8公里内的12个小区调查证明，97.1%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当地市民认为，他们的利益“被代表”了。焚烧垃圾会否造成二恶英污染？对环评项目，是否存在人为控制下走过场？同时，还有人担心设备是别国淘汰的二手货，垃圾运输过程将对沿线居民造成污染等等。
利益博弈 如何才双赢
对于一个拆迁还没有完成、环评还没通过、民意反对如此激烈的公共项目，番禺区政府以明确的语态来表示对这个项目的肯定。作为公共政策的管理者，理应对民意有谦逊之态、对程序正义有敬畏之心。而现实是，最违背民心之事，却还要借民心来粉饰。
一方面，面对舆论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公开承诺，“环评不通过，决不建垃圾焚烧厂”；另一方面，“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监理招标资格预审结果公示”，公布这一结果的，正是负责垃圾焚烧厂项目的广州环投禺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这让市民对政府的“诚意”，难以持应有的信任态度，于是，舆论对抗，进一步升级。
几经波折之后，番禺最终选择了“平等对话”。对此，有关专家认为，你如果做得好的话，这真的是一个民心工程。但如果你要做得不好的话，民意就会沸腾，那如果我们把民心工程和民意能够对接上的话，这中间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就是民主参与。
于是，番禺向全区250万市民公开发布《举全区之力集全区之智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倡议书，以及新近出台的“五项处理措施”，其中都包含了尊重民意民智的要素，突出“集中智慧”的要义——“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垃圾处理是城市大问题，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执政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又是垃圾处理的受益者，垃圾怎么处理？在什么地方处理？要不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在什么地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政府的民心工程，如何真正让市民受益？只有做得公正合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符合多数居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公众才会理解。而以前习惯性的武断决策、强力上马，则会产生舆论动荡，形成激烈的利益冲突。只有经过公开公正、论证充分、民意夯实的程序，才能够在民心与政府倡导的民心工程之间形成无缝对接，谋求双赢。
民意表达 折射公民焦虑
番禺垃圾焚烧厂何去何从，虽然还是一个悬疑的问题，但这一议题的争执方式值得关注。应该说，这是一个公共决策问题。
合理性是公共决策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一个具有合理性的决策并不天然具有合法性。因此，对政府而言，除了弥补原来决策程序上存在的缺陷之外，恐怕还需要在科学性问题上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和举措来让民众服膺。面对市民的质疑，政府正在放下身段，不断释放着善意。无论政府基于何种压力、何种动机，宣称“市民才是真正的决策者”、作出“全区投票”的决策本身，已经显示出了政府对公共决策的真实认知：公共决策从来就应该是“众人之事”，政府已经在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社会治理不可能如同过去一样从单向出发，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现代公共治理，与每一位公民休戚相关，而这才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网络时代，为公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场域，使得民意能够以相对自由的方式发声并集中，给决策者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自然需要克制，但民意表达的本身，也需要理性。在番禺事件中，我们比较欣慰于这样的处理方式，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老百姓跟政府之间依然是控制在理性并且是积极的层面上。正如央视评论员白岩松所言：一个事情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的时候，控制在理性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公众的参与是一个社会在事关公众事务的决策上日趋文明的标志，也是公民社会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开始。同时，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不仅是公众和政府之间形成对话机制，番禺居民之间、不同小区之间，也在形成一种意见机制的良性互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迈向进步的一种可贵操练。
《新快报》评论员认为，在事关自身利益的事情上，公众能够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让沉睡的城市公共精神被唤醒。番禺以全区投票来决定垃圾焚烧厂项目的最终结果，尽管并非一种常态，但也许会成为一次政治上的洗礼。从这个意义上讲，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之争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事情本身，成为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见表达的一个可能标本。
□本报观察员 肖余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