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番禺正在经历一场垃圾风波，围绕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民意在汹涌喷发，政府方案备受质疑，最新的进展是政府表示：不经过环评不开建，居民强烈反对也不开建，目前正在重新论证选址。

　　（11月25日《羊城晚报》）

　　番禺垃圾风波其实就是公民政治的一个小样本，公民政治并非总是专注于概念与价值，正好相反，公民政治的常态，无非切身利益的博弈。权利、参与、民主、环保等价值和概念，是通过类似反对一个工程项目这样的事情而表现出来的。

　　公民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就是公民的平台，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一个街区规划、一栋大楼是否遮挡了自己家里的阳光、一个工地是否影响了自己的睡眠、一条地铁线路是否能让自己方便地出行等等，这些就是公民政治的内容。

　　值得肯定的是，番禺垃圾风波将往往沉睡或者说沉默的公民利益要求，变成了一种显在的、得到表达的要求，而且非常明确，非常坚定，不能不被听到，不能装作没看到。它将“私议”变成了公开的话题，从而让事情必须在官民互动、社会互动的方式下处理。

　　毫无疑问，参与其事的人，为的并非“大众利益”，而是“切身利益”，也可以说是一己之利益。一些人的一己利益，集合成了一群人的公共利益，但这一群人在社会上仍然只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将“一己利益”或者说“私利”放在了不利的道德地位，按照这样的道德评价，则事情可以随意办理。事情无论怎样去办，总是大多数人得利或利益不受损，而只有少部分人是被牺牲的，因此损害加之于他们可以正义堂堂。

　　现在我们应该说，一群人的公共利益，就是一己利益的集合；大众利益，就是一个个个体利益的集合。这样，我们就避免了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的虚拟化，而把一己利益、切身利益从不利的道德困境中解救出来。公民的一己利益，总是有合法性和社会限度的，合法性由法律规定，社会限度则植根于公共道德标准。

　　具体到垃圾发电厂该不该建，在哪儿建，这仍然可能是困局重重。城市在生产垃圾，垃圾总是一个麻烦，没有谁愿意住在垃圾处理厂或发电厂旁边。基于权利的平等性，我们无法说垃圾厂建在什么地方是理所应当的，每个人都有理由让自己的家远离垃圾处理厂。

　　于是，最终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损害较小”的方案，这种损害较小的方案，或者是垃圾的害处能变轻，或者就是以“损害较少的人”而论。我们不可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设置垃圾厂，这不是因为那里拥有更大的权利，而是因为社会不可能那样运行。那么垃圾总是被运到僻远的地方，但那里的人们权利会遭受损害。这些人所受的损害应当得到补偿，从代价来说，补偿少量人容易做到，而补偿太多的人会很困难。仅此而已。而即使再高的补偿，我们仍然不能说哪个地方就应该是垃圾场，我们仍然要为那里的人们受到的损害而寄予同情。

　　必须有地方处理垃圾，这是现实；受损的人们应该补偿，这是权利；补偿也不能不寄予同情，这是道德。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