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双灰蒙蒙的眼睛。在阳光灿烂的午后，你直视这双眼睛，它们却不能回视你。

　　这双眼睛的主人陶进，坐在一间小屋的红沙发上。“灰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灰色很明亮！”这个45岁的盲人说。

　　可灰色绝不是他头脑里唯一的颜色，最近，他的电脑屏幕被人换成了彩虹的图案，他努力地想象着，彩虹“有七种颜色，一个挨一个，形状像拱桥”。

　　这个眼睛里始终泛着鱼肚白的盲人，从来不说“我看不见！”

　　自从13年前的那一天，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学画画开始，原本那个黑暗中的世界，正在缓慢地，悄无声息地染上各种色彩。

　　出生后不久陷入黑暗中

　　黑，一种晶莹剔透的，纯净的黑色，在一大片白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明。

　　这也是陶进眼睛的色彩。

　　很多年后，这个眼白远远大于黑眼球的盲人，娶了一个盲女，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他听孩子说过自己的作文课，老师在大大的白纸上画上一个小黑点，让孩子们去想象。

　　有人说那是一颗陨石，有人说那是一颗珍珠、有人说那是霍金理论的黑洞……可陶进说：“那就是我的眼睛！”

　　像所有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陶进也曾有过干净、明亮的眼睛。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外婆惊心地看到，怀里不满一个月的陶进黑亮的瞳孔上，有一个针尖大小的白粒。

　　白在扩大，黑在缩小，白渐渐吞噬了黑，最后布满了黑眼球的大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黑点。他陷入了一片永恒的黑暗中。

　　可打小，他没觉得自己与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尽管常有人好奇地问他：“你还需要睡觉吗？”“你吃饭会喂到鼻子里去吗？”之类的问题。

　　他抚摸过家里每一处家具的棱角，却从来不会磕碰上。篮球场上，他跑得不算慢，虽然不能判断篮筐的准确位置，但他能感到跑动中流动的空气，能闻到伙伴的气息，听到重重的喘气声，他总能准确地把球传给同伴。

　　“你不应该问我打得好不好这个问题。”若干年后，他对旁人说。后来，他上了盲人学校。

　　直到有一天，当他遇上了曾柏良，那个原本黑暗的世界开始变了。

　　良师鼓励他学习画画

　　“教盲人画画？你疯了还是傻了？”很多人这么问过画家曾柏良。

　　但对于盲人拥有画画的潜力，这个在广西南宁市残联工作的公务员显得很笃定。这笃定，源于他30多年前遇到的一件事。

　　那还是1971年，年轻的画家在乡村写生时，遇到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这是个盲童，可让曾柏良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盲童竟然能够把小动物的形状，用线条的形式在地上画给他看。

　　小男孩说：“你画那边那只鸟啊，嘴巴长长的，背部是黄绿的。”曾柏良顺着男孩指的方向望去，在一张芭蕉叶旁见到了一只蜂鸟。

　　男孩又告诉他，有一种小虫爱吸芭蕉糖，身上有几个斑点。小男孩还在地上画出了所描述的虫的样子，曾柏良一看：“那不是七星瓢虫嘛。”

　　“那一瞬间太震撼了，一个盲人竟然可以对色彩、形状那么敏感。”曾柏良说。

　　回到家后，他关上灯，蒙着眼，尝试着在黑暗中画画，他画了几株荷叶，打开灯一看，这比以前画的荷叶，更朴实大气。

　　从那一刻起，曾柏良坚定了帮助盲人画画的信念，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38年。30多年来，他免费教了近20名盲人画画。

　　1996年的一个周末，陶进陪着5岁的女儿，去曾柏良的绘画班学画画。曾柏良发现，这个盲人总是听得很入神，就开始鼓励他学画画。

　　“盲人画画？”他第一次听说时简直气坏了，甚至认为“这是种羞辱”。

　　可曾柏良不停地鼓励他，在一次停电时，这个画师在黑暗里亲自画了一只“很美的小鸟”，给陶进做示范。

　　“盲人画画，不需要像不像，就画你心里的画！画出意和气！”曾柏良这么劝说他，“你笔下的海，心里想它多宽，就有多宽，笔下的燕子，想飞多高就有多高，试试吧。”

　　画什么呢？陶进想，“就画山吧，山怎么乱画，都能称作是山。”

　　可笔一触到纸，他就感到了恐惧，完全不知道第二笔往哪里走，那种感觉，就像“走在空旷的平地里，找不到扶手，没有障碍物，只能听到盲杖咚咚的声响”。

　　胡乱抡了几笔，边上的曾柏良开始夸张地大喊：“太棒了！这山真有气势啊！”

　　可多年后，他才知道，他的处女画其实就是一团墨迹，他甚至都不知道，很多时候，自己的毛笔尖根本没有触到白纸，一直在空中走笔。

　　不过，从那一刻起，他爱上了画画。

　　刚开始学画遭到家庭反对

　　“一个瞎子画画，不是瞎闹吗！能当饭吃？这路哪走得通嘛！”刚开始学画画的陶进，遭到了整个家庭的反对。

　　他不得不提着报纸，四处“蹭”别人的地方画。

　　他画四川老家的竹子，右手执笔，左手“定位导航”，画过没画过的地方，干湿不同，粗糙感不同。他把浓墨用水调淡，浓墨画近处，淡墨画远处，他喜欢大片留白，给人深远之感，就像他的眼睛。

　　这个只懂盲文的盲人学画鸭子时，会自言自语：“鸭子很像数字2。”

　　他画摸起来像“奶瓶刷子”的松针，末了，会给画洒点水，那样，画里的松树才看起来雾蒙蒙的。

　　小时候在乡下玩，大片的蜻蜓落在陶进的身上，他摸过它们，“那翅膀像塑料袋”。他很渴望画出蜻蜓自由自在、很野的样子。

　　曾柏良告诉他，蜻蜓的翅膀是透明的。

　　“什么是透明”？

　　“就像玻璃的那种透明。”

　　“玻璃的透明是怎样的？”

　　没办法，曾老师只好抓起陶进的右手食指，把一张纸戳破，穿过去，“这就是透明！”

　　画了好几摞报纸后，陶进用浓淡的墨汁，最终画出了深深浅浅、各色各样的蜻蜓：有的若隐若现，有的似飞未飞，有的俯冲、有的滑行，有的刚刚展翅……

　　“这正是我心里的蜻蜓。”他说。

　　他和两个盲人，常跟曾柏良去郊外写生，他发现了很多曾经“视而不见”的东西：原来苦楝树的树皮很粗糙，番石榴树的叶子很大，背面刺刺的，面子却滑得像海带、像绸缎……

　　跟别家的男人没什么不同

　　握着毛笔的时间，只属于陶进一天中很短的时光，落在宣纸上的画，只是陶进心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的手放在按摩床上。

　　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手掌似扇、骨节粗大。学画画后，他发现画画与按摩有很多相通之处，手的轻重缓急，既决定着墨的浓淡、风景的远近，也决定着人体经脉的运行。

　　的确，他不是画家，只是个盲人按摩师，一个等着支付孩子学费的父亲。他开了南宁市第一家个体按摩诊所，他跟顾客说双关的话：我盲(忙)了一辈子！

　　他很享受抚摸骨头的感觉，他说，就像一个理发师，很享受拿起剪子前，把顾客的头摸来摸去的时刻。

　　“再大的官儿，都在我手下躺过！再大的官儿，我看的都是骨头！”他称，自己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错位的骨头、经脉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他的家，是一套狭小的两居室。晚上，他走到哪里，就开哪里的灯，他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关掉灯。

　　他熟悉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在厨房，他用手辨别一大排空果粒橙塑料瓶里装的小米、绿豆、红豆、黄豆，他能分毫不差地抓起香皂、勺子、抹布。

　　他熟悉家电的每一个按键：洗大件，按洗衣机的离心力洗涤键，洗小件，按波轮式洗涤键；用电磁炉时，每一个功能键——蒸煮、火锅、炒菜、铁板烧、烧水，他都了然于胸。

　　他甚至摸着女儿房间墙上的世界地图，准确地指着北极点说：这里有很多企鹅，“它们不像鹅、脖子不长、胖胖的，走起路来像椭圆的球在移动！”

　　他干着男人们应该干的体力活——孩子说灯坏了，他会下楼右转，在一家散发着铁焊味道的五金店里，翻着白白的眼珠对人说：20瓦，螺旋口！然后回家，搬梯子，把灯装上。

　　天气凉了，他会拆洗电风扇，他用手摸着螺丝，确定是拿起梅花起、还是十字起，他把棱形的、圆形的、铜板样的各种螺丝钉顺着墙根放，“不让它们乱跑”，洗完扇叶，他又会原样装上。

　　扣子掉了，他会用舌尖捕捉针眼，线在嘴唇边迅速穿过，然后把扣子钉上。

　　他喜欢看电视，他常常在厕所和厨房里，听中央10套科教频道和凤凰卫视，他能一耳朵就区分出是《科技博览》，还是《科技之光》。最近，他迷上了“看”热播剧《潜伏》。

　　“我跟别家的男人，没什么不同！”他说。

　　他的画被带到英美德展出

　　陶进说不出画画改变了他什么，但似乎很多事情都变了。

　　他开始关心新闻，跟人谈中国教育，谈曾任英国教育部长的盲人布朗特。“把一个国家的教育交给一个盲人！”他重重地感叹。

　　尽管第一次触碰电脑的键盘时，他的手指“像触电一样弹回”，但很快，他在装有盲人语音软件的电脑上，用搜狗输入法，跟人在QQ上聊天儿。

　　这个曾经害怕电脑的盲人，甚至创办了专门针对盲人的“广西爱心天使网”。有时，他俨然成了心理医生，一些人躺到他的按摩床上，不是因为身体的痛，而是心灵的痛——于是，他会和这些人谈剩男剩女、谈爱情、谈亚里士多德、老子、哥白尼、李清照、辛弃疾……

　　当然，他的脑海里仍然在画画，他想象“奥巴马有多黑”，墨汁应该兑多少水调出那种黑，他说奥巴马“很聪明”，他让自己的“敌人”、竞选对手希拉里当国务卿。

　　他的画被曾柏良带到英国、美国、德国展出；他被邀请到北京残奥会看开幕式，在鸟巢，他坐的是VIP席位；介绍他时，别人会说：盲人画家陶进，可他会在心里悄悄想，自己床底下塞的画是多么糟糕呀。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