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高诊费低药费”是解决看病贵的有效办法。然而，现实与想象是两回事。就拿“高诊费”来说，既不一定能体现出医生的价值，也不一定能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所谓“诊费”是指诊断和治疗费用，常去医院的人大概都知道，医生在很多时候似乎不是凭知识和技术来诊断疾病的，而是借助生化、照片、做B超等手段来诊断。即便在中医诊断方面，也流传着“望闻问切四诊抛，生化、照片、做B超”的顺口溜。试问，诊断疾病究竟体现的是B超的技术还是医生的技术？

　　而且，诊费提高后能否调动医生积极性也很可疑。诊费究竟提高到什么程度才能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呢？诊费提高是不是等于医生的医德也随之提高呢？高诊费就等于有相应的诊疗效果吗？高诊费难道只能由公众来埋单吗？显然，这些问题都需要 “高诊费”的政策设计者来回答。

　　发改委“意见”指出，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但这不等于生化、照片、做B超等所有的检查费用都降低了。即使说所有检查费用的收费标准都降低了透明了，也不排除医务人员让患者重复检查或扩大检查范围，这样的话，“看病贵”还是没有解决，药费虽然降了，而诊费却涨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提高诊费后，医院的工作重心可能会转移到VIP服务、特需门诊上。政策明确“高诊费低药费”后，医院很可能会通过提高诊费（挂号费、检查费、治疗费等）来弥补药费下降的损失。虽然说，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减少的收入可通过增加财政补助来解决，但一些医院不一定满足财政补助。

　　在我看来，“高诊费低药费”政策最应该警惕的是，部分医院用“高诊费”来弥补“低药费”的损失，让“以药养医”变相为“以‘诊’养医”。既然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医改的核心，就应该让公共财政来承担诊疗费的大头，公众承担部分诊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大的财政投入决心。（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