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的南京，温度降到了零下，地面上还留着厚厚的雪。一个叫约翰·斯图亚特的法国摄影师如期而至。火车到站后，他从容地打开行李箱的拉杆，跟着人潮一起向出口走去。没有鲜花、没有闪光灯,90岁的他，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你知道布列松吗？”如果别人想和他讨论摄影，这是他经常要问的问题。他相信，如果你不知道布列松，你就没有资格谈论摄影。同样，他也相信，如果你不懂安迪·沃霍尔，你就不能理解什么叫做现代社会。而这两位艺术世界里的大师级人物，其生前，都是约翰·斯图亚特最要好的朋友。
“你可以说我是布列松的朋友”
虽然提前一天，就得知约翰·斯图亚特会来南京，但是在南京站与这位老人面对面的时候，记者还是吃了一惊。此次来南京，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去皖南拍照片，山高路远坡滑，一个90岁的老人如何吃得消？另一个原因，约翰此行只带了一个30出头的法国老乡。小伙子名叫马久·吕那，说一口颠三倒四的汉语，一周前，身在上海的他与刚从法国独身来沪的约翰相遇，一番长谈后，同样身为摄影师的马久自告奋勇为约翰当翻译。
值得马久这样付出的约翰到底是什么人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和两位法国摄影师一起踏上了皖南之行。征得约翰同意后，记者开始了例行公事的采访。
“您多大年纪了？”开场白是这样的。
“我太老了，所以忘记自己的年龄了。”约翰耸耸肩膀，然后眨眨眼睛，压低声音俏皮地说，“我是1919年出生的。”
“我该怎样向读者介绍您？”
约翰点了一下头，很认真地说：“你可以说，我是布列松的朋友。”
布列松是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这位开创了现代新闻摄影的大师，和中国的渊源颇为深厚，他不仅用镜头记录了民国末期的上海和北京，而且还在文革期间来到中国，拍下了大量的照片。
上世纪中期，约翰在巴黎认识了布列松。刚刚从法国军队退役的布列松，和曾在英国军队服役过6年的约翰，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都曾经随盟军到过亚洲，都喜欢绘画，而且，在二战结束之后，他们都全面转向摄影。
“毕加索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上世纪中期的法国，艺术大师云集，这给了约翰许多的机会。他为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等大师拍过照片。其中，和毕加索的交往，一直让约翰津津乐道。
“大概是上世纪40年代末，我为毕加索拍照。一次，一个美国收藏家来找毕加索，我们三个一起去当地的一家咖啡馆聊天。”
“咖啡馆的桌子上，铺的不是桌布，而是一张纸。毕加索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信手在纸上画画。很快，一幅画就出来了。美国收藏家惊叹不已，连连称赞。毕加索说，那么，这幅画就归你了。收藏家捧着画欣赏了半天，然后说，请您给我签个名吧。毕加索拿过画，就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收藏家乐坏了，迫不及待地要把画收起来。谁知毕加索盯着签名看了一会儿，说：‘哦，不该签在这里。’他一下撕掉签名，然后在画的上面重新签了一个。签完以后，他又不满意，又撕掉重来。”约翰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个小框，说：“最后，画变得只有这么大了。”
说到这里，约翰忍不住哈哈大笑，“毕加索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了。”
1951年，带着给大师们拍的照片，约翰去了纽约，成功敲开了纽约时尚界的大门。他为卡地亚、科蒂等大品牌拍过照片，也拍过很多漂亮的模特。曾经有一度，他专门为被称做“时尚圣经”的《Vogue》杂志拍照。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约翰下定决心告别时尚界，开始一心一意拍摄静物。“我喜欢意大利画家莫兰迪的作品，宁静的枯萎，那种境界很美。”
“二战期间，我被日本人关了三年半”
在愉快的谈话气氛里，车子开进了一个叫查济的村子。这个村子，因为蛰居深山，许多明代的老房子和旧式生活方式得以完整保留，因此被约翰相中作为拍摄对象。下了车，就是青石板铺成的乡间小道，路宽只容一个人通过，一边是住家，另一边是条潺潺的小溪。我们卸下行李，走向借宿的人家，这户人家的主人，是南京的一位画家。
入夜，主人烧起了壁炉。在热乎乎的空气里，约翰情绪大好，开始讲述年轻时的往事。
“我出生在伦敦，在法国接受了教育。二战时，我在英国军队服兵役。后来，部队开到了新加坡。不幸的是，我被日本人抓到，关进了监狱。日本人把我们押到泰国的桂河河畔，在那里修公路。”从1942年初到二战结束，约翰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整整住了三年半，“很多同伴都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活着出来。日本军队非常残暴，他们屠杀当地居民，特别是对华人，更加不留情。我曾经亲眼看到，日本人把中国婴儿挑在刀尖上。”
幸运的是，二战结束了，约翰离开了战俘集中营，“虽然坐了三年多监狱，但是我真的爱上了亚洲。从事摄影以后，我多次到亚洲拍照。泰国、斯里兰卡、印度，我都去过。我还到了日本，日本不错，日本人也不错。战争是坏的，它扭曲了人性。”
1988年，约翰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他到了甘肃、西藏、四川，美丽的景色让他惊叹不已。那一年，他69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一切都重新开始。”
他和一条扫把较上了劲
第二天一大早，约翰就准备去拍照了。他带了两部相机，一部是数码相机，另一部是用胶卷的120相机。约翰告诉记者，一旦确定了拍摄对象，他都会使用120相机，“如果不能确定，我就先用数码相机拍，看效果怎么样。然后再决定是否用胶卷拍。”
什么样的拍摄对象才合约翰的法眼呢？带着这样的好奇，记者跟着约翰出发了。结果，还没出大门，约翰就捕捉到了对象。约翰看中的，是一把光秃秃的扫把，正孤零零地靠在院子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靠近拍、离远拍、站着拍、弯着腰拍，约翰很是忙乎了一阵，然后才笑眯眯地走人。
大门还没出，约翰又看上了堆在院子角落里的几个南瓜。大概是对拍摄的角度不满意，约翰找来一把竹椅子，让马久扶着，自己站上去拍。胖乎乎的他，站在摇摇欲坠的小竹椅子上，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几个当地人，他们拎的竹手炉引起了约翰的注意。竹手炉是当地冬季常见的一种取暖设备，外表就像是一个小竹篮，精致小巧，拎在手里很方便。竹篮里面有个小铁筒，铁筒里面装着燃烧过的煤灰，用一块布盖起来。约翰对徽州人的这个发明惊叹不已，连着拍了好几个人。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我们又去了附近的一个村子。墙头的小草、上翘的屋檐、老旧的大门、门上的春联、铁质的门闩、祠堂里的石柱础，这些都被约翰一一纳入镜头。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除了一顿午饭，约翰几乎都是在走路和拍摄，而且断然拒绝别人的搀扶。显然，他对一天的工作非常满意，晚饭后，坐在壁炉旁，话匣子又打开了。让我们想不到的是，他和波普艺术的鼻祖安迪·沃霍尔竟然也是好友。
“让我们谈谈给毛泽东画过像的人”
约翰把安迪·沃霍尔称为“那个为毛泽东画过像的人”。
作为20世纪波普艺术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以毛泽东、玛丽莲·梦露、the Velvet Underground乐队、可口可乐等为对象，进行过一系列创作。
安迪·沃霍尔创作的毛泽东头像，是把毛泽东的照片反复复制，然后在面部、衣服和背景之间变换不同的颜色。分别有红色、绿色、蓝色、白色、黄色、青色等等，出现多种可能的艺术效果。前几年，毛泽东系列中的一张，被一位香港商人以1700多万美元的天价买下。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游走于美国时尚界和艺术界的约翰，不仅认识了安迪·沃霍尔，还和抽象派画家杰克逊·波洛克成为朋友。年仅44岁就殒命于车祸的杰克逊·波洛克，其作品在2006年更是卖出了1.4亿美元的天价。就是这位创作了奇迹的画家，当年曾要求朋友约翰买他的作品。
“他对我说，嗨，伙计，买我的画吧。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50美元。我说，我得工作一个星期才能挣这么多钱，才不要买你的画呢，不值得。”
意外摔倒，鼻子缝了五针
到了皖南的第三天，约翰又拍下了很多细节。当地人做毛笔、做宣纸、做豆腐，这一切都让约翰着迷。作为一个90岁的老人家说，他的精力让人瞠目结舌。然而，就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即将回到借宿地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在走过一座小桥后，约翰突然摔倒了。灰色的灯芯绒裤子，军绿色的外套，庞大的躯体，90岁的约翰·斯图亚特趴在青石板桥上。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周围已经是一片殷红。
约翰的鼻子摔伤了，一直流血不止。一番简单的治疗后，约翰被送往了县医院。一路上，同车的人心情都很沉重。唯独约翰，捧着流血的鼻子却神色自若。到了县医院，医生给约翰的鼻子缝了五针，又拍了片子，结论是鼻梁骨折了。
从医院回来，已近9点了。吃过晚饭后，约翰就要求主人给他一瓶威士忌。大半瓶威士忌下肚后，约翰的情绪又好了起来。他侃侃而谈当年为拳王阿里拍照的经过。
“那是1977年，我为他拍了几张他很满意的照片。拍完后，我开玩笑说：‘你应该请我吃饭。’他说：‘那可不行，我讨厌你们白人。’我说：‘这并不是我的错，而是你的错。’听了我的话，阿里用他的拳头捅我的肩膀。”约翰摸了摸自己的左肩，仿佛那一拳仍旧让他隐隐作痛，然后，他换了笑眯眯的表情说：“你猜怎么着？后来，他不仅请我吃饭，而且请我去了他家。”
这晚的谈话结束后，约翰决定，第二天就借道南京，返回上海，因为县医院的医生说，他的鼻子需要在上海进行治疗。
明年春天来参观江东门纪念馆
等火车的空隙，记者开玩笑地问约翰，“你曾经和安迪·沃霍尔、杰克逊·波洛克这样的人是朋友，如果当初收藏了他们的作品，现在可就是大富翁了。”
约翰说：“坦率地说，那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现在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重要的是，这一生我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个自由职业者，年轻时，如果作品卖得好，日子就很风光；作品卖得不好，日子就潦倒。现在，在巴黎的画廊和博物馆里，都有我的作品，我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
记者又问：“我可以称您为大师吗？”
约翰大笑：“当然可以。”然后，他问身旁的马久，“大师的箱子呢。”
检票的时间到了，和来时一样，约翰打开行李箱的拉杆，跟着人潮向入口走去。在上海，11月26日，鼻梁上包着纱布的他，还需要出席自己的个人摄影作品展。这是他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作品展，而此次皖南之行的作品，他将在巴黎展出。
“我还会来的。明年春天，我想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约翰·斯图亚特和南京的约定。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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