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66个孩子都是南京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因身患残疾，尚在襁褓中的他们就被狠心的父母抛弃。这些孩子的命运本来在被遗弃一刻就已定格：他们将在儿童福利院接受治疗；称所有保育阿姨“妈妈”，接受一成不变的集体生活。有限的温暖无法化尽孩子们心中的寒冰，福利院的孩子通常性格怪僻，因长期与社会脱节，身患残疾，他们既缺乏生存技能，也缺乏基本的沟通能力，回归社会困难重重。但来自社会的爱心改变了这一切。

　　从2000年开始，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在一家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把孩子们送出福利院，送到普通家庭中寄养。在这些人家中，孩子们享受着集体生活无法得到的宠爱，也慢慢培育起健全的人格——这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9年来，先后有166个孩子在南京栖霞区靖安街道找到了家，其中74个孩子，现在仍生活在这些特殊的家庭里。在这里，血缘的隔阂被人间的大爱弥合，多年的共同生活让孩子与寄养父母有了浓厚感情。

　　11月20日，国际儿童日。在这个特殊日子到来前夕，快报记者走进这一个个特殊的家庭，去了解和感受这些家庭的喜怒哀乐，和孩子们一起去发现和寻找爱的世界。

　　9年，寄养166个残疾孩子

　　长江边有一个首善之镇

　　靖安街道位于南京东北角的长江边，距离市区约30公里，长江对岸，是扬州的仪征。小镇宁静而清新，一条小河从镇区流出，河的两岸是一幢幢两层小楼，显示出村民们生活的富足。沿河而居的南中村村民王美英家寄养着一对双胞胎女孩，今年只有两岁多。名叫月月和乐乐的两个女孩，一个有轻度脑瘫，一个有腿部残疾，在6个多月大时，她们被亲生父母同时抛弃。

　　面对生人，两个女孩拘谨得有些木讷。她们看别人时会显示出她们的不同——她们的眼睛有不同程度的斜视，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从眼睛里流露出的纯真与无辜。而看着她们的眼睛，身为成人会生发出难言的痛楚甚至自责：自私的父母将她们遗弃，社会为她们付出得再多也是枉然。

　　连日阴雨后，冬日的暖阳打在这个小院子里，两个孩子尽享着温暖。在儿童福利院里，想要保证她们晒太阳的时间并不容易，几十个孩子在一起，保育员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

　　两个小女孩都没有言语，自顾自在凳子上玩着麻将，这被她们当成了积木。她们把麻将一个接一个垒了起来，一共垒起了四个，这对两个患有残疾的两岁孩子来说，已经很不容易。而对外人的问话，她们基本上不会回应，只会愣愣地看着你。只是当被同来的福利院工作人员逗道：“月月跟我们走吧”时，孩子才突然面露恐惧之色，摆起小手。

　　“她们刚来时只有六个多月，这么大，”王美英用手比划出一个长度，她当时并没有料到一次就送来了两个孩子。而出于基本的人道，福利院则无意把这对双胞胎姐妹分开寄养。

　　于是，在2007年8月，王美英家里就一下子又冒出来了两个女儿，当时她自己的亲生女儿已经成年。回忆起再次做妈妈的过程，她说自己当时有些手足无措，同时照料两个婴儿，其辛苦不难想象。

　　“一直到现在，我每晚的睡眠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这个哭完那个闹，她们哭，我也跟着哭，”王美英回忆最初的过程一脸感慨，“她们的体质弱，经常生病，而且常常两人同时生病。”在这种时候，王美英能做的就是轮流抱哄两个孩子。在王美英和家人的共同照料下，两年来，双胞胎小姐妹健康逐渐好转，能将麻将很好地搭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沿着王美英家门前的小路走过去，一路都有寄养家庭。“这条小河沿岸，就是我们孩子寄养家庭的聚集区域，”赵桂英告诉记者，她是儿童福利院聘请的在靖安镇的“代理人”，主要工作就是走访了解、监督孩子们在寄养家庭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同时代表寄养家庭与福利院沟通。

　　选择靖安街道作为残疾孤儿的寄养点，南京儿童福利院有自己的考虑。“这儿的人生活富足，民风淳朴，更重要的是，村民们的住房面积足够大，孩子们有足够的起居空间，”南京儿童福利院社教科科长谷正花说，城市居民住宅拥挤，客观上导致了寄养的困难。

　　自2000年到现在，栖霞区靖安街道已经接纳了166名残疾孤儿，寄养家庭的无私付出，以及其间不断涌现出的感人故事，使得这个街道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首善之镇”。

　　为了每月550元寄养补贴？

　　辞去工作只为更好照顾孩子

　　2000年，寄养项目启动之初，儿童福利院给寄养家庭设定了一些条件。“申请寄养的人家不能是无子女家庭，家庭必须有孩子，而且要比我们的孩子大3岁以上，这是为了让孩子们有足够的被关爱的空间。”另外，申请寄养家庭不能是单亲家庭，家长们不能有不良嗜好，更不能有前科。

　　作为回报，寄养残疾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从儿童福利院获得550元的报酬——在最初，这是吸引大部分村民们加入的主要动力。农村的家庭，通常男人在外务工或创业，留守在家的女人们在农闲时有的是时间，家里面多个孩子，对农户而言也就是多张吃饭的嘴而已，每年却可以有6000多元的收入，这笔账他们算得很清楚。

　　但现实却与初衷相距甚远，王美英告诉记者，寄养在她这的两个孩子每个人仅吃零嘴，每月就要花200多块钱。“加上平时的吃、穿、用，550块钱肯定是不够的，我肯定要倒贴，”王美英说，自己从根本上就没有想过靠寄养孩子来赚钱，“我是做会计的，为了带这两个孩子，也放弃了工作。”

　　对孩子们近乎无私的付出，是因为多年的共同生活后，家长和孩子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另一些寄养家庭的家长们回过头来看，这一切仿佛早已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一个寄养家庭的爸爸在给寄养来的孩子洗澡时，孩子脱口而出喊了一声爸爸，这让他激动不已。“这孩子和我有缘，就是老天给我的另一个儿子，”现在，孩子在他嘴里已经变成了“二子”，孩子挂在墙上的三好学生奖状，便是他最大的骄傲。

　　如此众多的残疾孩子生活在当地，也打破了这个宁静小镇的平衡，磨合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少批评，多表扬

　　长江小学来了一批特殊学生

　　上午11时，靖安街道长江小学的操场上正在上着一节体育课，一个叫超超的孩子在孩子们中间显得有点特殊，他的动作明显比别人要慢半拍，当所有的孩子胳膊向两边平伸时，他却把双手举向前方。

　　对他的这个错误，老师并没有指出来，而对他动作的迟缓，老师也并不在意。超超是来自儿童福利院的寄养孩子，患有轻度脑瘫。

　　寄养在靖安街道的74个孩子中，有24个孩子（其中4个由寄养转为领养）在长江小学学习（另外的适龄孩子因残疾程度较重而无法入学）。如何教育这24名孩子，曾经是老师们的烦心事。

　　“这些孩子中，有像超超这样智力残疾的，也有一些先天性器官畸形的孩子，”校长王明鹏介绍说，针对孩子们的不同特点，以不同的教育方法，一直是学校研究的课题。

　　长江小学是一所普通小学，不是有特殊教育功能的特教学校，老师们并没有相关技能，因此孩子们只能随班就读，但这些残疾孩子在最初并不能顺利融入集体。

　　“我们班上有一个孩子，脾气比较暴躁，前几天为件小事就发起脾气来，拿起书包甩手就要回家，这时我就不能像对待其他孩子那样批评她，因为她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六（2）班的班主任徐锦洋介绍说，在他的班级里，收了四个来自福利院的孩子，分别患有肠套叠、脸部血管瘤和发育迟缓等病症。

　　“我就慢慢和她说，你回家去干什么呢？坐下来和老师说说话。”徐老师用比别的孩子多得多的耐心，对待那个发育迟缓的女孩。

　　少批评、多表扬，是长江小学老师们对待福利院孩子的共识。因为不管是什么病症，这些孩子都有一个程度不同的共同特点：自卑、敏感，以及伴之而来的易怒和暴躁。而封闭自己，不愿多说话，不愿举手发言，更是这些孩子们的普遍表现。

　　“他们哪怕取得了一点点进步，我都要在晨会和课堂上加以表扬和鼓励。”徐老师说。校长同样也是如此，王明鹏校长曾在学校的大会上多次表扬福利院的孩子，实际上，孩子

　　们的这些优点对大多数身体正常的孩子而言并不算什么：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位子整理得比较干净，或者能主动打扫卫生而已。

　　在长江小学，有一条“规矩”。就是谁也不能以“孤儿”“孤儿院的孩子”来称呼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来自福利院的寄养孩子们得到了公平的教育。

　　但时间长了，老师们的抱怨慢慢多了起来。几年前，对老师考核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班级孩子的平均分。“这些孩子，尤其是智力有残障的孩子的文化成绩普遍不好，甚至是很差，把他们的成绩纳入平均分，作为老师的考核项目，很不公平。”王校长介绍说，老师们反映后，学校随即决定不把这些孩子的成绩计入班级的平均分统计。

　　而为了防止老师因此放弃福利院的寄养孩子，学校把老师对这些孩子的关爱纳入师德考核范围。

　　实际上，正常的课堂教育，对来自福利院里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奢侈的梦想。南京儿童福利院社教科科长谷正花告诉记者，福利院也在努力把院里的孩子送往普通学校，但这个工作的推进非常困难。因此，长江小学师生们的宽容和爱心，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采访中，一个小女孩飞快跑出教室，奔向厕所。“那是我们的孩子，她泌尿系统有疾病，”儿童福利院的“代理人”赵桂英告诉记者，这个孩子随时要小便，老师为她破了规矩，只要她想上厕所就可以随时离开教室，哪怕是在考试期间。

　　24个孩子在教室

　　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在今年的助残日上，长江小学把二十四个孩子召集在一起，举行了一次演出。当看到自己的孩子齐刷刷站在台上，台下的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感慨万分，有的工作人员当场就流出了眼泪。福利院工作人员之所以这么激动，是因为这些孩子在长江小学已经跨出了迈向社会的第一步。而这一步，是以往生活在福利院的孩子们梦寐以求，却怎么也求之不来的。

　　“福利院的孩子很难融入社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院里面的孩子连基本的称谓都搞不清楚，他们只会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喊为妈妈。”谷正花说，有一次她把院里的孩子带回家过年，让孩子喊自己的爱人“爸爸”，结果闹了一个笑话，孩子指着谷正花的爱人对她说：“你爸爸来了。”而“姨妈”“姑父”这样的关系，则是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永远也无法理解的概念。称谓上的混乱是一方面，福利院里的孩子们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不会购物，不理解钱的作用，不会找零，则是普遍现象。

　　“家庭寄养最明显的优点，就是让孩子们了解社会生活，不至于与社会产生太深的割裂，”谷正花表示这对孩子们人格的完善和健全，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赵桂英的工作，就是在当地不间断地巡视各个寄养家庭，监督和了解这些家庭中孩子们的生活、健康和教育情况，并制成日志表。而每周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都要下到寄养点的办公室内，住上两三天，再次巡视。每两周，福利院的医生们也要下来一次，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做康复治疗。

　　对那些没有办法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中、重度残疾孩子，福利院在靖安街道租下了两层小楼，聘请了专职老师为他们提供文化教育和康复训练。

　　即便没有进入普通学校上学，这些孩子们的身心也得到了较好的发育。“我们感觉到，经过家庭寄养再回到福利院的孩子，在与人沟通，情感发育上明显优于院里长大的孩子，”谷科长说。

　　谈到院内外孩子的比较，就不得不谈到所有寄养家庭的一个深藏于心中，不敢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分离。

　　是孩子们的幸运

　　也是对遗弃者的讽刺

　　南京儿童福利院收养的是不到14岁的儿童，放在靖安街道寄养的，也是在14岁以下年龄的儿童。如果孩子没能进入当地学校上学，到14岁时，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寄养家庭，回到福利机构。

　　而如果孩子到了14岁，又正在接受义务教育，就可以“拖”到义务教育结束后再离开寄养家庭。但无论如何，分离是一定的，这还不包括突如其来的收养人——民政部门会把不到14岁的残疾儿童的资料放在网上，等待国内外的收养人配对收养。

　　而这么多年以来，在靖安街道寄养的孩子中，寄养家庭与孩子建立了收养关系的只有四个。

　　一个领养了寄养孩子的家长告诉记者，自己在孩子6岁时决定收养，原因就是害怕突如其来的收养者，以及和孩子建立的超越了血缘的亲情。他说自己对孩子的付出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这个孩子是肛门出了问题，虽然已经做过手术，但足足有两年的时间，大便都是我用手抠出来的。”

　　在领养成功后，为了维护和孩子的正常感情，他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我告诉他，他是我亲生的，因为我以前没钱，养不起他，就把他放进孤儿院，现在有钱，我就把他接回来继续养了。”

　　而随着孩子长大，他已经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把事实告诉孩子。

　　但大部分的家庭无法直面领养，南中村的朱女士寄养了一个今年已经16岁的女孩，女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脑积水。这个女孩9岁刚到朱女士家时，因为脑积水的原因走路很困难，“像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宝宝，摇摇晃晃，让人感觉一松手就会摔下去”。经过七年的精心照料，女孩现在走路已如履平地，上下斜坡也易如反掌。

　　如果没有家庭寄养，这个女孩可能永远也没法站起来。已经懂事的女孩和朱女士的关系密切无间，“我有高血压，她每天都会准备一杯水，把药递到我面前；我腰不好，她每天都帮我揉按。”谈到这儿，朱女士突然想到了可能的分离，她立即哭了出来：“最怕这个，就怕这个，如果她要离开我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朱女士的家庭在当地已算是小康，但面对这样的一个与自己感情深厚的孩子时，她也无法选择。她的顾虑是，孩子的疾病很重，当哪一天孩子要面对高昂的医药费用时，她可能无力承受。

　　而至少在目前，孩子的监护权仍然在福利机构，她的治疗费用仍由政府买单。好在对朱女士而言，这个女孩已经超过了14岁，过了可以被收养的年龄，未来即使分离，也仍在一个城市。

　　这样因难以割舍的情感而引发内心矛盾的例子还有很多。

　　一个寄养家庭的女主人不久前动了个大手术，她想到了放弃，她与福利院工作人员说自己不想再寄养孩子，但却遭到了男主人的极力反对，福利院工作人员还在回城的车上时，他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她说的不算数，这个孩子我们还是要。”另一个开工厂的男主人把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带到单位，被一个好友取笑孩子是“呆子”，这名男主人当场翻脸，加以训斥。

　　被别人遗弃的孩子在现实中能捡回关爱，是对遗弃者的讽刺，更是孩子们的幸运。

　　分离是说不出的痛

　　无奈动用防暴警察

　　“有些寄养家长的痴迷，都到了让外人不理解的程度，”南京儿童福利院社教科的高桂华老师说，有一个脑瘫的孩子经专家会诊和脑电波检测后，被认为已经无情感发育的可能，但寄养的家长却坚称孩子会对自己笑，并义无反顾地对孩子百般宠爱。

　　寄养的成功意味着分离到来时的痛苦。据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时，分离的情景感人至深，经常是孩子哭，家长哭，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哭。“我们都受不了那个场面，但是没有办法，这是规定，”一工作人员说。

　　出于人性考虑，在将孩子们的资料上网前，福利院会征询寄养家庭的意见，这些家庭有优先收养权，但即便如此，争端也不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久前曾发生过一次在当地很轰动的事件。一个寄养家庭在放弃了优先收养权后，寄养的孩子被国外一对夫妇领养。孩子随即被带回了福利院调整，等待新的家庭，而此时寄养的家庭却反悔了，在回到福利院看望孩子后，舍不得这个孩子的离开，便把孩子带回了家。

　　等到福利院再回去要孩子时，这家人已不愿意把孩子交出，双方发生争执后冲突升级，最后由大批防暴警察介入，才把孩子接了出来。

　　此事在寄养的家庭中无人不知，这反映了寄养家庭与孩子建立的深厚感情，却也反映了无奈的现实——孩子终归只是寄养，监护权并不在自己手中，分离是迟早的事情。

　　在朱女士抹着眼泪说着分离时，她的寄养女儿，16岁的小姑娘默默拉着妈妈的衣袖，咬着嘴唇，一言不发。没有眼泪，她甚至会面对记者的镜头笑一下，但瞬间便会收起笑容，默默地发呆。

　　而业内人士也在思考残疾孤儿寄养的未来之路。

　　寄养到18岁

　　让孩子和“家长”共同决定去和留

　　栖霞区已经从靖安街道的大范围残疾儿童寄养现象中发现了闪光点。靖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钟漫江说，为了体现政府的重视和关爱，街道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措施予以激励和肯定，“我们要求教育部门一视同仁，要更加关心、关注这些孩子的成长；同时也优先保障寄养家庭的人员的就业安排，优先给他们提供工作，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家庭领养这些孩子。”

　　“对残疾人、残疾儿童的关爱，给他们以公平，是一个地区社会文明的表现，对我们街道能有这么多残疾孩子寄养，我们觉得很欣慰，”靖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钟漫江说。

　　记者也曾经采访过社会上一些脑瘫孩子的家长，在面对记者时，他们所表现出的苦闷溢于言表。“别人家的孩子养到6岁就懂事了，而我的孩子养到18岁，还是连一声妈妈都不会叫，”一个脑瘫孩子的妈妈背着孩子，泪如雨下。

　　但与那位苦闷的家长不同，记者此行采访所见，几乎所有的寄养家长都积极而乐观，而他们所倾付的精神和爱心并没有打一点折扣，所面对也同样是脑瘫，甚至更为严重的疾病。正如钟漫江所说，靖安街道的残疾寄养，以及其中涌现出来的感人故事，已经成为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体现。制度的完善必将使得当地的寄养工作能长期开展，社会风气的向善，也为政府部门所乐见。

　　但未来的分离，仍是压在寄养家长心中一块重重的石头，也是孩子们无法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推广家庭寄养，一个是在现有的范围和规模上的扩大，要让更多的福利院的残疾孩子，只要疾病没有重到不能寄养的地步，就到爱心家庭寄养，”一业内人士表示，第二步设想是，将孩子们的寄养年限放宽。“现在的要求是，没有接受义务教育的，14岁后就要回归到福利机构，实际上，也可以把年龄放宽，即使无学可上，只要寄养家庭接受，可以适当放宽至孩子18岁。”

　　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孩子们在家庭的温暖氛围中一直待到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再由寄养家庭以及孩子自身作出选择，是选择回到福利机构，还是就作为家庭的一分子存在下去——虽然18岁已过了收养的法律年龄。

　　如果真有扩大年限的可能，残疾孩子们的回归社会之路将更加平坦；因为健全人格，适当地与人交往方式的缺失，是福利院孩子们回归社会的最大障碍，已远甚于他们的残疾和疾病本身。

　　在这个世界儿童日来临之际，我们从靖安街道的故事中找到了这个节日设立的主旨：公平。寄予残疾孩子公平的教育，公平地对待他们，让更多的人关注被命运抛弃的苦命孩子，是一个社会的文明体现，更是这个社会应担当的责任。

　　对孩子们而言，残缺的肢体和难以预料的前景已经是命运给他们的双重伤害，心怀大爱的寄养家庭用爱弥合了他们受伤的心灵，遇到这些家庭，是他们不幸命运中的万幸。

　　□快报记者 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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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儿童日

　　每年的11月20日是“国际儿童日”。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发起成立的纪念日，其目的是为促进儿童保护、福利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　195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836号决议，建议所有国家设立国际儿童日，并在每年选择合适时间、以各国自己的方式庆祝儿童日。195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1989年11月20日，联大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每年在11月20日为“国际儿童日”以及纪念上述两份文件通过而举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