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上海钓鱼案在前，且深圳钓鱼也没有“断指”之类惊心动魄的情节，但依然很受网民关注。这足以说明，人们对钓鱼还是怀着极强的警惕心理。

　　上海钓鱼案的真相，是孙中界用一根手指头侥幸换来的，所谓侥幸，是指后来舆论推动下独立调查组的成立。那么深圳钓鱼案呢，也要搞到成立独立调查组才能真相大白吗？这是那些被钓医生的疑问，也是我们共同的疑问。

　　我并不希望还要靠独立调查组来还原深圳钓鱼案的真相，因为那样搞法，太伤脑筋，太费周章，并且事实上又会再次加剧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经验告诉我们，独立调查揭示的真相，只能证实之前政府部门谎言的荒谬。上海钓鱼案刚过，深圳社保局又陷钓鱼丑闻，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对于很多执法部门来说，钓鱼已经是惯常选用的手段。孙中界“一根指头追回公平”的偶然事件，并不足以成为他们放弃钓鱼执法的理由——大家都知道，钓鱼执法跟罚款、政绩紧密挂钩，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执法人员的收入高低。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劳师动众的独立调查组来事后解决，而不是通过制度防恶于未然，成本未免太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钓鱼执法的代价在哪里？老实说，这个提问令我很迷惘，因为所谓的“诱导性执法”，并不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禁止范围之内。基本上，只要不闹出上海钓鱼案那么大的麻烦来，钓鱼执法是没什么风险和代价的。何况即便是上海钓鱼案影响如此恶劣，至今也并未见到钓鱼执法者受到惩处，我们听到的，只是几声廉价的道歉。

　　我丝毫不怀疑，即便是对上海钓鱼案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出来了，它针对的重点，也只会是诸如“调查结果公然撒谎”之类的情节，钓鱼执法本身，并不会成为处罚重点。理由很简单——既然目前诱导性执法并未明文禁止，自然要留下执法部门继续打擦边球的机会。

　　上海之后是深圳，深圳之后呢？钓鱼执法恐怕仍将此起彼伏，蔚为大观，因为它收益太高、风险太小。不管是偶然出现的独立调查组，还是孙中界愤而砍下的那根手指，都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钓鱼执法，我们唯一能指望的，只能是诱导性执法尽快成为法律法规的禁区。没有对钓鱼执法的明确界定，我们将始终在被钓的惶恐中忐忑不安。（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