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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介入调查“徐宝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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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   重要律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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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迅速回应快报呼吁
“第三方”介入调查“徐宝宝事件”
快报记者应邀以媒体代表身份参加调查组
  昨天,快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宝宝看眼病死在儿童医院》,呼吁成立独立调查组调查事件真相后,引起各界强烈反响。昨天,南京市卫生局和相关部门决定成立“第三方”联合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快报一名记者应调查组邀请,以媒体代表身份参加调查组。南京市卫生局纪委书记丁海洋表示,将一查到底,如涉及相关人员的责任问题,绝不姑息。

  据悉,调查组成员有12人,其中南京市卫生局4人、中央和省市媒体3人、网民代表1人、计算机和设备专家1人、省属综合性医院专家2人、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1人。据悉,12人调查组中的网民由南京市纠风办提供。目前,整个调查正在有序展开。

  这12人调查组将分成两大队:一队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取证,包括专家以及医生;另外一队则负责调查医生是否失职、是否负责等问题。

  南京市卫生局纪委书记丁海洋说:“刚才和患儿家长见了面,他们对调查组表示了认可,目前仍然在和患者家属做进一步沟通。”

  据悉,联合调查组昨天下午已经开始工作,力争用较短时间开展调查,包括与医患双方相关当事人谈话、调阅相关资料、检查值班医生使用的计算机等,形成完整的证据,以严格的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地向社会公布进一步调查结果。相关部门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

  关键证据1

  录像

  读者认为,医院的监控录像至少能看到三件事情:一是医生是否“偷菜”,二是跪求医生是否发生,三是保安是否打人。

  在前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儿童医院有关人士表示,录像已经被封存。在医院里,录像监控并不是无处不在的,院方不可能在医生休息的地方也安装一个监控,所以通过录像可能无法了解医生是否“偷菜”。

  但院方同时表示,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医院病房外的通道。从他们了解的情况看,跪求医生的场景只出现在7点左右的抢救室里,而非医院过道。宝宝家属则认为,抢救室跪了,但是前面请求医生抢救时也跪了。徐宝宝的父亲说:‘老婆是跪在护士台前,跪在地上‘走’到了医生休息室,再由休息室跪回护士台,只是求医生能去抢救宝宝。”

  而录像能证明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保安和徐宝宝家属的“冲突”里,到底保安是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而与家长发生了一些肢体接触;还是如患儿家属所说,保安动手打人了?

  如果能取得录像监控资料,那么真相就很清楚了。

  关键证据2

  电脑

  那一晚,当事人之一的毛医生到底是在玩网络游戏“偷菜”还是在整理论文,成为网民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由于录像监控可能无法“看”到这一些,那么调取电脑上网资料就成了关键证据之一。

  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丁海洋已经明确要检查电脑——而且调查组里也有电脑专家。网民认为,只要对电脑进行检查,查出当晚医生是否上过开心网,是否在“偷菜”,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关键证据3

  住院记录

  “蜂窝组织炎”到底是常见病还是罕见病?这个问题将交给调查组的专业医生去判断。但是住院记录则是关键的证据之一,可以让其他人了解详细的就医过程——在网上,引起网民争论较多的也就是这个:从11月3日徐宝宝被诊断为“蜂窝组织炎”,到4日早晨7点抢救无效死亡,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院方认为:初诊的诊断明确,抢救也是合理的,但是对病情发展这么快认识不足,而患儿家长则认为:医生的医德有问题,对宝宝没有主动救治。

  网民希望,病历以及住院记录能清晰地还原这一真相。

  快报记者 刘峻

  ■马上评论

  “独立调查”可以成为一种固定模式

  快报刚刚呼吁成立“徐宝宝事件”独立调查组,南京市相关部门就立即牵头成立了由媒体代表、网民代表、其他医院医生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反应可谓神速,令人赞叹。“徐宝宝事件”的真相,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正循着一条正确的路径浮现,作为媒体,我们乐见其成。

  我向来认为,只要政府肯听意见,民众就会有收获公正、寻得真相的信心。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在处理“徐宝宝事件”时,能够从善如流,展现一种开明谦和的权力姿态,对于其服务的民众来说,不啻于一次惊喜。

  当今社会,各种利益纠纷错综复杂,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也极大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解决问题、化解危机,对政府来说是全新的课程,需要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经验。但只要有听取意见的肚量,政府最终必然能够学得怎样以最低的成本处理危机、解决问题。南京顺应民意成立联合调查组,正是很聪明的一步棋——无论“徐宝宝事件”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处于中立位置的政府都能如常地保持其权威性——因为政府只是裁判,并不是运动员。

  其实不只是医患纠纷,在其他领域,类似的案子同样很多。但在以往,牵涉到下属单位的纠纷中,政府部门往往不避嫌疑地冲上前台,充当下属单位的利益代表。到最后,不仅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还给民众留下“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糟糕印象——问题没解决,反而搭上了珍贵的信誉。

  政府牵头、社会各界参与,这样的独立调查模式,应该当做一种处理疑难热点事件的惯例确定下来——对于政府来说,可以用最小的成本解决问题、化解危机;对于民众和媒体而言,在一次次的意见表达和独立调查实践中,自然能习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这样的景象,实在是一种美妙的多赢。(本报评论员 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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