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

　　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曾藉“北平谍案”之功，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这次隐蔽战线的重大损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给我党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部分情报站简图

　　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中共中央从当年的3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已有半年。胡宗南的部队狼奔豕突，却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

　　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招招占得先机。

　　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在这个当口，北平发来的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致力于中共隐蔽战线研究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果达告诉记者，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这封密电的发出，却把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牵扯进了还没有任何把握的统战之中。

　　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要罗青长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

　　为严肃纪律，也为安全起见，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电台侦测车和“飞贼”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屡建奇功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已不可求证。但是抛开敌方的监听力度不谈，当时北平密台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隐患。

　　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身为孙连仲“智囊”的他极力想促成孙起义。但彼时，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我党方面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不多，华北蒋军的主力部队是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孙连仲贸然起义，必被第34军所歼。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曾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

　　段云鹏这个鸡鸣狗盗之徒被保密局招募，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活电台”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两人。

　　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王石坚系统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22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有换人。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

　　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陈琏夫妇“意外”被捕

　　王石坚被抓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中共中央虽然很快得知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但也没能料到王石坚情报系统会那么快地被连根拔起。

　　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被捕。这个消息，让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合众社报道这篇新闻，根本原因是陈琏的身份——陈布雷的女儿。须知陈布雷号称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军机大臣”，他的女儿、女婿“涉共”被捕，新闻轰动性自不在话下。

　　让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

　　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直至此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不幸中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

　　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

　　多少头颅多少血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200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位国家安全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文中谈及王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而王石坚则因其叛变和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被保密局认为大有用处，任命为特情组少将组长。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注释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北平五烈士”，1948年10月19日，五人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后三杰”安然无恙

　　王石坚在西安从事地下情报的6年，最核心也最得力的工作，是联系和领导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熊向晖是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1936年入党，同年受组织委派打入胡宗南部队，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高明的“闲棋冷子”。此后的工作中，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开始发挥作用，为延安提供了大量珍贵情报。

　　按常理，王石坚的被捕和叛变，最直接受到牵连的应该就是这三人。但结果却是三人全部全身而出，并由此得到了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并称的“后三杰”之名。

　　“后三杰”何以未受王石坚丝毫牵连？

　　首先，王石坚案发时，三人俱已不在国内。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

　　不过，仅此一点绝不足以让“后三杰”安然无恙。王石坚叛变后还是供述了三人的情况，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胡宗南迫不得已地“保”下了“后三杰”。

　　国民党方面对于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诚然，王石坚系统被破坏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但若就此能称“半壁天下”，也太小看我党隐蔽战线的规模和成果了。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辉煌，没有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