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形形色色的报人活跃在南京报界。他们之中，虽有利令智昏的新闻败类，但更多的是怀抱理想的新闻人。例如，有开国民党治下南京民营报纸第一家的成舍我，有抱定“国如用我何妨死”的张恨水，而梦想在南京建立报业帝国的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更是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作为经营者，他们不得不穿梭于达官显贵之间，谋求更好的生存空间；作为报人，他们又与强权政治格格不入，为了理想，不怕与权贵交恶；即使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服务的主笔陶希圣和副总编辑陆铿，其作为也是可圈可点。

　　《发现》周刊记者采访了张恨水的四子张伍先生和南京大学新闻系的陈玉申老师，他们的回忆和讲述展现了民国新闻界报人的别样精彩。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成舍我

　　张恨水

　　张友鸾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以上皆为资料图片

　　成舍我以一人之力办三报绝无仅有

　　1928年3月的一天，南京汉西门石桥街公字40号，一份叫《民生报》的四开小报新鲜出炉了。说它新鲜，是因为，它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南京面世的第一份民营报纸。说它新鲜，也因为，它的老板，正是传说已经被军阀张宗昌砍掉脑袋的成舍我。成舍我是谁？远在南京的他，怎么会惹到山东军阀呢？

　　1898年，成舍我出生在湖南湘县，幼年他随父母到安徽省安庆居住。10岁那年，成舍我的父亲受人诬陷，陷入一场官司。好在有一位记者仗义撰稿，详细记述了案件经过，陈父得以洗去冤屈。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成舍我。

　　20岁那年，成舍我游学北大，并且开始靠在报社写稿和做编辑维持生活。大学毕业后，短短的几年内，成舍我靠积累起的微薄资金和人脉，先后在北京办起了三份报纸，《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以一人之力办三报，这在当时的报界，是绝无仅有的。

　　1926年，奉鲁军阀占领北京，北京的一些报纸纷纷发文讨逆。性格残暴的张宗昌决定武力镇压。1926年4月，《京报》社长邵飘萍被逮捕杀害，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逮捕杀害。8月7日夜间，成舍我又被宪兵逮去。 “成舍我已被枪决”的传闻，霎时四起。

　　幸运的是，在好友的鼎力相助下，几天后，成舍我获释。然而，作为一个新闻人，他终身不改自己的办报理想。他因办报而遭逮捕下狱，一生加起来不下20次。

　　张友鸾揭露汪精卫下属吃回扣真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成舍我南下，创办《民生报》。由于成舍我经营得当，《民生报》在南京的发行量很快飙升到3万份，超过了《中央日报》。

　　1934年5月，在成舍我授意下，《民生报》刊登了张友鸾写的一条新闻，揭发汪精卫下属彭学沛接受建筑商贿赂，私盖别墅。据说，彭学沛和成舍我还沾点亲戚关系。这条新闻引起轩然大波，震怒的汪精卫责令《民生报》停刊三天。随后，彭学沛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妨害名誉。6月18日开庭当天，成舍我带着亲自撰写的万言答辩书，慷慨出席。这事最后不了了之。

　　7月20日，经成舍我同意，《民生报》又刊登了海通社发的一条关于军事的消息，得罪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南京宪兵司令部以此为借口，逮捕成舍我，查封《民生报》。在狱中，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派人来调停：“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长碰，结果无疑是头破血流。”孰料得到的却是如下回答：“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院长。”

　　这年9月1日，经过朋友营救，成舍我终于出狱，条件是不许再办《民生报》。

　　善写风月的张恨水其实很木讷

　　成舍我的《民生报》停办后一年多，1936年4月8日，一份地道的市民报《南京人报》，出现在南京街头。报纸的老板，就是后来被人称为“章回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张恨水比成舍我大一岁，但是张恨水的成名却与成舍我的慧眼识人分不开。

　　张恨水的四子张伍先生，现居住在北京，在接受发现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谈起了张恨水和成舍我之间的一段交往。

　　“上世纪20年代，先父到北京谋求发展。他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性木讷的他，闲暇之余，就在会馆里闷头读书填词，打发寂寞。有一天，他填了一阕《念奴娇》，随手扔在桌上。《念奴娇》中，先父写下‘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的句子，感叹北漂岁月艰难，无所成就。一位姓方的同乡来访，看到这阕词，随手就拿走了。几天后，那位方叔叔又来了，他说，有个人看了父亲填的词，非常欣赏，很想见父亲一面。”

　　在方先生的引见下，张恨水见到了对方，正是决心终身为新闻理想而战的成舍我。

　　1924年4月1日，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因为资金紧缺，报纸只有两位编辑：副刊编辑张恨水和新闻编辑龚德柏。第二年，成舍我又办《世界日报》，张恨水当仁不让又是副刊编辑。正是在《世界日报》上，张恨水连载了《金粉世家》，一时间洛阳纸贵，倾倒无数小说迷。不过，几年之后，张恨水和成舍我之间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导致张恨水离开《世界日报》。

　　张恨水和成舍我的“借条风波”

　　成舍我在南京办《民生报》后，需要常驻南京。北京《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的财务，就交给夫人杨璠打理了。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杨璠常常给员工打借条，然后等成舍我回来再兑现。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等成舍我来兑现工资时，别人都拿出了借条，唯独张恨水拿不出。成舍我按章办事，张恨水分毫未得。张恨水感到意外和失望，于是就辞职了。

　　张恨水辞职后，成舍我就请张友鸾接替张恨水的工作。然而，过了些日子。成舍我又登门拜访，把张恨水请了回来。这下，张友鸾的位子又没有了。张友鸾有点生气，就给成舍我写了一封信，说他“狐埋狐搰”，意思是说，成舍我的这种做法，就跟多疑的狐狸一样，刚把东西埋下，又挖出来看看，疑虑过多，不能成事。

　　张友鸾晚年，常常跟张伍提到这个事情，张伍说起来就笑，“友鸾叔叔本来是骂老板的，谁知道成舍我看了这封信，觉得有鸾叔叔骂得好，于是又把他请回来了。”

　　成舍我想“赖”张恨水的账，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当年的报人都对成舍我对人对己都特别节俭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说，有一次，他的司机送他回家，走到半路上把车一停，撂挑子不干了：“我把自己解雇了行不行？你给的工资太低了，让人没法干，你还是自己走回家去吧。”还有一次，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时，以艰苦抗战为由对职工采取低薪制，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屡次要求改善伙食，他始终不许。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音未落，全体哄笑。

　　“两张”聚首，《南京人报》有滋有味

　　1936年初，张友鸾建议张恨水南下办报。张恨水带着多年的稿酬所得四五千元，来到南京，在中正路（今天的中山南路）租下了两栋小洋楼，自当社长，办起了《南京人报》。报纸的副社长和副经理，则由好友张友鸾担任。

　　1937年8月15日起，日本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人心动荡，各谋出路。《南京人报》的员工纷纷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一定要把报纸苦撑到底。

　　这一年，张伍刚刚出生，“后来听父母讲，当时我家已经从丹凤街搬到了上新河。先父每天下午到报馆工作，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报馆，要步行十几里，常常走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炮弹轰鸣、房屋倒塌，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南京人报》一直撑到12月初，南京沦陷前4天才停刊。这也是张恨水一辈子唯一自办的报纸。当然，此后，他的命运还是和报纸分不开。这一份，是由陈铭德、邓季惺执掌的《新民报》。

　　《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得到女诸葛

　　1938年1月，张恨水来到重庆。经张友鸾的介绍，他认识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陈铭德、邓季惺正打算把原来南京的《新民报》在重庆复刊，热情邀请张恨水答应，张恨水欣然答应。

　　1929年，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支持，吴竹似和陈铭德等人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报纸创办不久，总编辑吴竹似便因为生病离开报社。不到两年，吴竹似病逝，留下邓季惺带着两个女儿以及儿子吴敬琏生活。为安慰亡友的妻子，陈铭德去探望身在北京的邓季惺。到了北京，陈铭德发现，邓季惺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惨淡，她把孩子们安排得井井有条，自己还进了北平朝阳学院的法律专业读书。

　　坚强独立的邓季惺吸引了陈铭德，他当即决定和妻子解除婚姻，来追求小自己10岁、且已经有了3个孩子的邓季惺。1933年，邓季惺和陈铭德举行了婚礼。在结婚之前，邓季惺对陈铭德约法三章。邓季惺的孙女、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女儿吴晓莲，曾经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公开这“三章”：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

　　1933年，邓季惺随丈夫把家安到了南京。此时的《新民报》，虽然已有张友鸾担任总编辑，但是报纸的销量一直不太理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受了刘湘的好处，《新民报》经常要刊登刘湘集团的文治武功，又因为陈铭德是中央通讯社的人，报纸更是经常充斥着通讯社的稿子。为了扩大报纸影响，陈铭德和报社的工作人员偶尔也玩玩“猫腻”：他们去夫子庙人最多的茶楼喝茶，手中故意拿着《新民报》，边看边大声赞赏，从而引起别人的注意。

　　1937年，在陈铭德的劝说下，在当时律师界已经颇有声望的邓季惺，加盟《新民报》，夫唱妇随办报。

　　吴敬琏就股份制的问题请教母亲

　　当代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回忆母亲邓季惺时，曾说过：“我母亲比我父亲更现代化。”其中包含的一层意思是：在经营《新民报》的过程中，陈铭德常常应酬不暇，要打点各种关系。而学过法律的邓季惺，则更多依靠的是规章制度。

　　1937年7月1日，在邓季惺的倡导下，《新民报》社成立“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报业集团。陈铭德任总经理，邓季惺任副总经理。

　　南京大学新闻系的陈玉申老师告诉记者：“新民报鼎盛时期，在上海、重庆、成都、南京、北京五个城市都有分社，在南京更是一日两刊，这真是个奇迹。而且《新民报》当时吸引了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四位大将加盟，‘三张一赵’缔造出《新民报》的豪华阵容，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吴敬琏的女儿吴晓莲在自己的书里回忆奶奶,小时候，她从来不知道，原来平时温和慈祥的爷爷，还有总是按时按量给孩子们煮饭吃的奶奶，居然曾经是那样叱咤风雨的人物。而吴敬琏在提到母亲时，更是表示，直到母亲去世前，他还会就股份制的问题请教母亲。

　　《中央日报》副总编大揭孔宋贪污老底

　　除了形形色色的民营报纸，民国时期的南京，更有一张谁也不能忽视的《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这张报纸几乎一直处在“到底是先中央后日报”，还是“先日报后中央”的矛盾中。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因为坚持“先日报后中央”，开罪蒋介石，报社社长马星野甚至被吓得称病不起。

　　1947年7月，孔祥熙、宋子文贪污国家外汇3亿多美金的事，在“国民参政会”上被捅了出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陆铿正好在场采访，回到报社，他当即布置记者拿下这条新闻。随后，记者多头并进，得到了调查报告。当天夜晚，报社记者连夜加班，赶写稿件。7月29日，《中央日报》四版头条登出《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 财经两部奉令查明》一文，全面揭露孔宋贪污事件，即刻引起轰动。与孔宋二人关系密切的宋美龄，更是大光其火。

　　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副部长陶希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名义，直接找“嫌疑人”陆铿弄清消息来源，然后再作处理。

　　经过两次谈话，陆铿坚决表示新闻记者有不泄露消息来源的义务。而爱才的李、陶二人，也是力保陆铿，此事足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