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庆，阴雨连绵，山城被浓雾笼罩。

　　朝天门外的江岸高高耸立，岸边突出去的栈桥远远地与码头相连，行色匆匆的人们提着行李从这儿经过，带着闯荡江湖的豪情出发，收获了人世沧桑的感慨归来，百年来从未停歇。

　　虽早已物是人非，昔日岸边林立的茶馆、烟馆、客栈已被现在的高楼大厦所取代，但这座城市中的码头气息，似乎仍在延续着。码头带给这座城市的，既有高亢悲壮的川江号子；也有热气腾腾的火锅——据说是那些食不果腹的船工们把便宜的动物下水、抵御刺骨江风的辣椒组合起来发明了重庆火锅。而更有人说，码头带给重庆这座江城的，是一个江湖，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出于自保、发展而拉帮结派的码头江湖。

　　大半个世纪前，袍哥江湖风行巴蜀；今天，遭受重击的重庆黑恶势力似乎也与这个江湖难脱干系。

　　重庆人性格火爆？

　　“重庆的草莽气还是很重的”

　　重庆人性格火爆是出了名的，当然，当地人更喜欢用“直爽”来形容。

　　在重庆人自己总结的“十八怪”中，便有“三伏火锅逗人爱、公交车上擂台赛”的说法。“三伏火锅”指在大夏天吃火锅，而且还是在路边没有空调的室外吃火锅。

　　“重庆人的性格里有一种天生的逆反心理，和年龄没有太大关系，凡事喜欢较劲，天越热越吃火锅，而公交车上擂台赛，指的是在公交车因乘车起摩擦很多，当街互殴的事情很常见。”重庆出租车司机赵建告诉记者。

　　在赵建的记忆中，发生在路边街头的斗殴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重庆十分普遍。“经常看见年轻人操着扁担当街开打，扁担都是顺手从‘棒棒’手中夺来的，也不为什么大事，打完如果有一方被打倒或者求饶，另一方收手就走，不慌不忙。”

　　赵建说，近年的社会治安有了很大好转。但为了琐事当街动粗的事情还是不时出现在媒体上，而在青少年中，因打球、校园内发生摩擦而互殴的事情也很常见。

　　去年11月，重庆市南岸区一家电玩城发生了一起因玩游戏而导致的群殴，虽然没有动枪，却最终有五人被当场打死，两名首犯后来被判处死刑。

　　“重庆人的性格里有一个‘大’字，”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平告诉记者，“大山、大江、大峡谷、大太阳，火气也大，都是急性子。”

　　在重庆人眼里，成都人悠闲得有点懒散，而这两个城市的互相揶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成渝两地都有茶馆，也各有不同的茶馆文化，实际上，从茶馆里的摆设也能看出两座城市的区别，”邓平说，成都的茶馆放的是躺椅，茶客是半躺着喝茶，而重庆的老茶馆则多半是条凳，连靠背都没有。“谈完事就走，走了就去干其他事。”

　　风风火火的性格，使得重庆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悲剧。邓平回忆文革期间，重庆爆发了国内罕见的武斗，枪支到处都是，坦克也开上了街。

　　“重庆的军工企业比较多，文革里流失到社会上的也多，”邓平说，自己小时候到了晚上就跑到山头上，主要是为了避祸，却也看到了如战争一样的场面。“机关炮打出的炮弹在夜晚拉出一道道光弧，四联机关炮同时发出的四发炮弹，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莫怀戚最近刚出版了一本新书《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文中也有那段历史的记述，文中的主人公“八师兄”受红卫兵之托去侦察，侦察目标就是一处守卫森严的研究院，那里有几挺“两联”和“四联”机关炮。在收了红卫兵10块钱的好处费后，“八师兄”谎报军情，这在当晚就引发了一次武斗，双方的主要武器就是步枪和机枪，武斗最终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据史料记载，重庆１９６７年夏至１９６８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３１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２４次，６４５人死亡。

　　“重庆现在保留着全国为数不多的一座红卫兵墓，埋葬着那些在武斗中死去的人，”邓平说，有说法是武斗时一天能打掉一万发炮弹。

　　将一部小说定名为《重庆性格》，莫怀戚在小说问世后遭遇了一些批评，有批评说，他的这部作品放大了重庆人性格中的缺点，甚至有人评论说，他糟蹋了重庆的城市形象。

　　作为一名“重庆土著”，莫怀戚这样评述重庆人的性格：“重庆人行事无所谓好与坏，性格则是比较耿直的。”

　　莫怀戚说，重庆的民风“少受主流文化影响，没有顾忌，做事没有多少‘潜规则’。”

　　这样的说法让人难以接受，此轮重庆打黑，打掉的就是潜伏于主流行事风格之下的官商勾结，怎么会没有什么潜规则呢？

　　“我说的潜规则是特指，指不用去意会，而是要言传，什么事情都要直来直往，而不是靠互相揣摩，说到底还是耿直，”莫怀戚说，“我认为，重庆的草莽气还是很重的。”

　　码头文化曾经风行川渝？

　　重庆素有“九帮三十六码头”之说

　　“武斗的惨烈和重庆本地的兵工厂比较多有关系，但同时也与重庆人的火爆性格有关。”邓平说，兵工产业的发达，则和重庆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在历史上，中国的城市发展主要靠水路运输，你们南京，扬州，乃至重庆在近代的发展，都与较为发达的水路运输有很大的关系，水路运输在当时的高效率让通商成为了可能，而重庆则是一个很突出的代表。”

　　江河交汇，码头成就了乡村，再发展成就了一个城镇，这是大多数古代城市的发展轨迹，重庆也不例外。邓平介绍说，重庆位于两江汇流之处，是大河文明的典型代表。“长江和嘉陵江在此汇合，上下都通，上接四川和陕西，下接整个华中和华东地区，重庆天生就是一个通商口岸，也是不多的内陆码头城市。”

　　史料记载，到了清乾隆年间，重庆便成了陕西、云南和贵州的水路交通中转站，而下游的湖北、江苏，乃至浙江和两广都是重庆可以水路连通的区域。

　　码头是一个停靠的节点，更是流通的中转。

　　“南来北往，什么人都有，”72岁赵立业老人是老重庆，在他的记忆里，永远都有着上个世纪鼎盛时期的重庆码头印象。

　　“那种狭长的小船，在码头边一停就几十条，上百条，岸边炊烟弥漫，岸边是高高的吊脚楼，开着各种各样的酒馆茶楼。”赵立业说，他的父亲就在码头边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和一家小旅舍。“搬运工，挑水工，轿夫这些人是码头上的‘常住居民’，那些在这儿进出的船工、板主（船老大）和商人更像是流动人口。”赵立业说，这些人数以万计，构成了重庆码头，一个流动却又相对封闭的独特社会。

　　据邓平介绍，重庆现在盛名远扬的火锅据说就是码头文化的产物。“船工们收入很低，就从市场上买来很便宜的动物下水，像牛肚，在锅里用水煮出来，而因为江风刺骨，就在锅里加辣加麻，这就是火锅的雏形。”

　　码头文化孕育出来并不只有火锅，还有大量的帮派组织。

　　“大致像今天的行业协会，门类众多，起先是按照行业分出了几个大帮派，像码头帮、船帮、力行帮、轿帮等等，再后来，又有了细化，出现了盐帮、米粮帮、瓷器帮等等。”邓平说，他的祖辈曾加入过一个更小的帮会：棉花帮。

　　这些帮会的产生，在当时有着非常特定的历史背景，即政权对社会面的控制力很差。“为了求自保，想求得在重庆这个大码头上的生存空间。”帮派的产生和发展，既是行业间竞争的必然，也是码头文化形成的必然——正在形成的文化同时催生了码头帮派的继续产生，并更加细化。

　　重庆工商大学讲师王巧萍认为，码头行帮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船工流动在外，地域和乡土观念使得他们逐步走到了一起，以联络乡谊和扩大生意。

　　邓平介绍，行帮对内管控入帮的各经济单位的行为，如在货品价格上的统一，而对外，则着力于争取本帮派的地位。他认为这有其合理性：“当时在码头上的，无论是船工，还是船老大，抑或是搬运工，都是劳苦大众，他们想要谋求自身的立足，或进一步的利益空间，在旧社会他们有着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准则，我们不能以现在眼光来看待，也不能脱离了时代背景去苛求他们。”

　　而作为码头文化的载体，旅馆、茶馆、酒楼，乃至烟馆和妓院，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帮派在很多时候就是这些故事的主角。

　　赵立业现在还记得自己十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两个分属不同船老大的船工，因为争风吃醋互殴，其中一人被捅死。因为船帮也分上河（长江上游）帮、下河（长江下游）帮和小河（嘉陵江）帮，而这两名船工分属不同帮派，因此这两人的私事也演变成了两个帮派间的大事。

　　“好多人约好了时间聚集在一起，就是今天讲的打群架，”远隔大半个世纪，赵立业的记忆并不模糊：“都拿着刀、扁担、木棍，就要动手的时候，另一个帮派的人出面调停，最后是其中的捅死人的船工的船老大

　　代出面赔钱了事。”

　　在老重庆的码头，官府的力量远不如帮派的力量强大。而不同帮派间，因为利益而引发的争斗几乎从未停止过。码头更像一个大舞台，演员不停地换，演出却从来没有落幕过。五湖四海的人在这儿聚散离合，有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争夺，有爱恨情仇的沧桑故事。

　　在邓平眼中，他更愿意发崛码头文化的积极面。“码头文化中，有着能体现重庆人精神积极面的东西，比如我们说纤夫，抢浪夺滩，任劳任怨，他们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再比如说，我们说船工们的合力划桨、协作团结的精神，也是码头文化的另一层深意。”

　　而重庆市有关部门几年前曾在朝天门的广场上竖立起一个雕塑，从中不难窥见重庆想赋予码头文化的另一层意义：一艘木制帆船的帆上，写着“朝天扬帆”几个大字。

　　但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着的码头行帮，也渐渐地成为了有组织的利益共同体，在一个法制缺失的时代，行为背离道德和法律也成为了自然。从老重庆人的口中，记者得知，重庆的码头素有“九帮三十六码头”之说，码头在这儿也有了另一个含义：帮会的堂口。

　　说到重庆的帮会，则不能不提到袍哥，这大名鼎鼎的“江湖”组织。

　　现在仍能看到“袍哥”的影子？

　　“黑势力泛滥不能说与此无关”

　　“袍哥”这个名词的来源，说法不一。流传比较多的说法有三个：一说是来源于《诗经》的“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二说是取自《三国演义》中的贼，三说是取于“同胞兄弟”中的胞字。

　　名称起源无从可考，但其在四川、重庆一带的影响力却非同小可。有学术研究称，袍哥组织应当发源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末，而泛滥于民国初期。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四川成年男子加入袍哥的比例高达60%以上，于是就有了“清末无倥子”的说法。“倥子”的意思，即指没有加入袍哥的人。

　　据统计，到了1949年，成都有公口（堂口）1000多个，重庆则有300多个。袍哥会的数量太过众多，以至于有些地方一个街道就有一个堂口。在民国时期，袍哥与青帮、洪门并称为三大民间帮会组织。

　　“毫无疑问，袍哥组织有很明显的封建色彩，和码头的行帮一样，袍哥组织起源于草根，面对权势，也是劳苦大众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这个要辩证地看，这是一种势力组合的方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重庆社科院研究员邓平说。

　　事实上也是如此，早期的袍哥参与者多为下层普通劳动者，而因组织松散，袍哥组织渐渐演变成了一清一浑两个方向。所谓的清水袍哥，就是指不以盗抢为生的袍哥，而浑水袍哥则完全是绿林作风，以盗抢为业。

　　“从人数上来说，清的人数远大于浑的人数，但却是浑的这部分，成为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因为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袍哥会的生意也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傻儿师长”范绍增13岁加入袍哥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袍哥会的收入来源即有“会员”入会时的“会员费”，也有开茶馆、摆赌场抽头的收入，以及贩卖鸦片枪支和囤积粮油的收入。这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开鸦片烟馆的收入。

　　在那个时代，袍哥对社会的渗透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女袍哥会的出现。

　　据重庆当地媒体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载，民国时期，一些上层妇女仿效男袍哥的组织，设立堂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封建势力，最鼎盛时达到了200多个堂口，成员上万人。而与男袍哥组织对应，这儿的成员以“大姐”代替了“大爷”的称谓，并分列排次。

　　在1949年重庆的《国民公报》上，记载了一条社会新闻《黄桷垭两百女袍哥 为了社务大打出手》。新闻说，“南岸黄桷垭前晚八时许有两百多妇女大斗殴的武剧，茶馆一家被捣，失踪妇女一人，重伤妇女一人，轻伤多人。警官一人被打，警所损失枪两枝，子弹七十多发。”

　　这条即使在现在也让人匪夷所思的新闻，向人们展示了袍哥组织极其彪悍的一面。而袍哥组织在当时已是完全的“全民性”组织，上至豪门权贵，下至普通劳动民众，加入袍哥组织成了传统和当时的“时尚”。

　　“袍哥组织对四川、重庆的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也留下了很深的历史痕迹，至今仍能看到它的影子，比如重庆人的性格，豪爽、爱打抱不平、好斗等。”重庆当地一位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告诉记者。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学泰前不久在媒体上著文表示，“（加入袍哥）这几乎成为一种传统，（当下）重庆的黑恶势力的泛滥不能说与此无关。”

　　而这个观点，在众媒体对重庆打黑这一轮的报道中逐渐显现了出来，却在重庆当地引起了非议，受访的专家均表示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判断。

　　袍哥传统滋生黑社会？

　　“拉帮结派容易产生黑势力”

　　在最近的一媒体报道中，记者将袍哥组织导致的江湖传统，与当下的重庆打黑相连接，认为这个传统是滋生重庆黑社会的土壤。

　　对此，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持不同意见。“袍哥组织，或者说袍哥传统中体现出的文化，实际上是宗法的文化，而宗法的文化的根源，则是儒家文化。”高一飞说。

　　而重庆社科院的邓平研究员则持相似看法，他说：“中国近代风雨飘摇，社会轶序混乱，当时加入袍哥的人要生存立足，势必要加入某个群体之中，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则是积极参与的，而有的则是被蒙蔽的，不能一概而论。”

　　而邓平同时表示，码头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袍哥。“码头文化有其糟粕的一面，烟馆和妓院都是其代表，但绝不是全部，码头文化有更丰富的内涵，比如说码头的商业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前面说到的火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讲文化，应当从正面去理解，因为文化是要传承的，糟粕就应当去除。”

　　如果说码头文化为重庆所接受，那么重庆当然只愿意接受的是其中的积极面。当地一学者在一次学术研讨中说，“人们意识中的码头文化，无疑是落后的，而现代的码头文化则并不是落后的，我们需要对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反省，掌握不好就是暴力，引导不好就是破坏力量。”

　　这个说法似在隐喻码头文化、袍哥文化与现实。

　　因为人们很容易从这次重庆打黑中找到历史的影子，被打掉的岳村黑社会犯罪团伙有一套严密的内部规程，如“三要两不要”、“五条禁令”，还有就是“三刀六洞”。

　　因为岳村案尚未进入公开审理阶段，记者无法理解“三刀六洞”的准确意思。但在袍哥组织里，“三刀六洞”就是一条刑罚的帮规，所谓“淫嫂戏妹，三刀六洞”。

　　而正在审理中的黎强黑社会组织案，公诉机关起诉其的一个罪名就是黎强设立“共创公司”时，曾立下规矩：“如公司董事因执行公司事务、执行董事会决议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被拘留，则其他董事每人补助被追究者人民币200万元作补偿。”这也被认为江湖味十足。

　　“什么叫江湖，江湖是相对殿堂而言的，是对主流文化不予理睬的，不讲是非和原则。”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莫怀戚说。

　　对于袍哥传统与黑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莫怀戚的回答是：“重庆人义气用事，会拉帮结派，不顾法律与道理，容易产生黑势力，但不是黑社会。”

　　■重庆观察

　　重庆打黑

　　越打越明白

　　10月26日，黎强涉黑案开庭审理；10月28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看望慰问打黑除恶一线干警，表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称重庆一定要把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到底；10月29日，重庆市政府举行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发布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情况。过去的一周，重庆打黑紧锣密鼓，继续深入。

　　不到重庆，你绝对体会不到打黑的“贴身感”、在场感；身在重庆，则打黑无处不在。

　　“你不要再和我说了，你想怎么样，你不知道重庆在打黑啊?”因为一批货的交付问题，重庆商人老李在前往机场的一路上都和供货商争执，说到气急处他冒出这么一句话后，随即挂掉了电话。

　　“打黑”无疑是重庆人近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这也是重庆出租车司机最烦客人提及的词，因为几乎每个外地人上车都要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杨师傅“不幸”遇到了快报记者，他只得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怎么说呢，说实话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影响不大，就我来说，他们没有正面骚扰过我。”

　　这是很多普通重庆人的感受，一些人甚至担心因为打黑会使重庆城市形象受损，会让外界误以为抓了一千多个涉黑人员，重庆就很不安全了。重庆市高层也留意到了这个问题，薄熙来在10月28日看望、慰问政法干警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有人认为，打黑除恶会把各路客商都吓跑，会影响经济发展，”薄熙来说，“这种说法是假‘深刻’……恰恰相反，一个地方，只有具备了清明的社会环境，严谨的法治环境，才能吸引真正有本事、走正道的公司和生意人，放心来投资发展。”

　　过去的一周，是从审理黎强涉黑案开始的——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门口聚集了大量市民。

　　黎强在这次庭审之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满脸胡子的落魄模样，在周一的庭审中，他剃干净了胡须，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颇有书卷气。这和他一贯的伪装相同，据说黎强平日里就喜欢以书卷气示人，装作儒商模样。

　　原本司法机关预期庭审会持续五天，但经过五天的庭审后，法院宣布审理将不得不延期一到两天。这显然与众多的被告人数，以及非常严谨的法律程序有关。10月29日上午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专门就程序问题作出承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不能因为他是涉黑涉恶案件我们就另外设定程序。”

　　昨天是庭审的第六天，在第六天的庭审上，黎强仍然继续否认对自己涉黑的指控，这已经不让人意外了。黎强案是重庆已经审理的第五起涉黑案件，包括他在内，5起案件的第一被告人均否认自己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法律绝不会以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的认罪与否作为判决的依据，因此在10月21日，重庆一中院和三中院分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判处了杨天庆和刘钟永死刑。他们均不服提起了上诉，而针对他们的二审案件审理将在下个月10日左右开始。

　　而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谢才萍案何时能判，她因文强弟媳的身份、包养16名男宠的传闻而格外引人关注。之前有消息说，她会在10月31日即昨天被宣判，但事实证明这不是事实。钱锋院长给出的时间是下周二。

　　相比外地人，重庆当地媒体最期待的，则是陈明亮案何时开审。陈明亮与人合伙在重庆大世界酒店内开有夜总会，而大世界酒店就位于解放碑，解放碑相当于南京的新街口，为当地市民熟知。

　　重庆的黑有多严重？薄熙来在对政法干警的讲话中，透露出了端倪。他说，“就凭500多名在逃的杀人犯，1400多起未破的命案，900多起涉枪案，组织这一场专项斗争就完全必要。”

　　随着打黑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重庆黑势力的起因，为什么黑势力会如此猖獗？

　　有专家发表评论说，外界在分析一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时，会不自觉地把治安与当地城市的市民性格和城市历史相结合。这位专家认为重庆的黑势力发展，与其历史上帮会泛滥不无关系。

　　而在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看来，真正的原因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重庆的帮会历史是被割裂的，建国后严打道教门的斗争，已经把新中国土壤上所有的帮会组织消灭干净了。

　　高一飞更愿意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分析问题。“娱乐业在全国我估计都一个样，娱乐业如果涉及到黄赌毒，就基本上是在地下状态，而其就是在和警察玩猫捉耗子的游戏，如果想换得生存空间，这些行业的老板必然要寻租权力。”

　　“重庆之所以问题突出，是因为过多的、层级比较高的警方官员涉及其中，充当起了保护伞。在保护伞下黑势力才能无所顾忌地发展、扩张；而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司法系统腐败的查处不彻底，以前有一个警方官员因保护赌场被抓，居然没有查出其受贿问题，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高一飞说，在任何一个社会，经济与权力相结合都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而重要的是，公权力被监督的程度，如果其缺乏制约，被滥用牟利则几乎是必然。

　　回到黎强案。在黎强案的审理过程中，媒体绞尽脑汁，力求在平凡枯燥的庭审中挖崛出新的新闻点来。于是，黎强在庭上的每个细节都被放大，透过媒体，他的狂妄、顽固和自相矛盾被一次次地展现给了公众。但正是因为媒体的执着，一些真正的鱼被钓了出来。黎强的又一保护伞，原巴南区委常委、副区长雷现平首次在庭审中因质证被曝光。

　　重庆打黑仍然在继续，毫无疑问，正如薄熙来说的那样，“重庆一定要把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到底”，打黑的成果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对司法机关、公权力的有效监督才是这场黑白较量的真正成果。”高一飞认为。

　　打黑越打越明白。

　　快报记者 言科 报道

　　□快报记者 言科 重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