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正成为近日新闻媒体上闪耀的关键词。经由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努力，一个国民平权的时代似乎辉映在前。

　　（综合10月28日《现代快报》、《中国青年报》）

　　无论这些“同”字打头的美好短语，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我们总要承认，它们代表了一种值得期许的方向。

　　梅因所阐释的“从身份到契约”，被当作是社会进步的范式。“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和“同工同酬”，可作为中国式的注脚。我们试图在选举权、生命的价值以及劳动价值等层面，剥离“身份”的厚重裹挟，将自然意义上的“人”，或者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及其所蕴涵的那些核心的，不能被遮蔽，也不能被剥夺的尊严和权利，斩钉截铁地张扬出来。

　　这种张扬，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其实毋宁说是一种纠偏。因为，在自然法的意义上，没有任何道理“同票不同权”、“同命不同价”或者“同工不同酬”。而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这样的不公，普遍的解释是“深刻的社会背景”使然，带着一种历史的况味。而今，经过九曲十八弯的沿革，历史和现实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新的可能性，“同权”不仅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更是一项庄严的道德义务。

　　我们总要回到当初的承诺，将国家与人民签署的契约重新擦亮，我们总要记得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字。回到承诺的原点，便是要回归宪法，回归“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重新发现和敬畏其价值。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非凡的庄严性和司法效力。但坦率地说，它有时是被虚置的，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现实中却有“同票不同权”、“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的反常现象积非成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靠实际上是“过度立法”的方式，去纠偏，去重塑，去谋求理论上已经拥有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国民平权。

　　有识之士曾提出要实现“宪法的司法化”，通过宪法诉讼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而目前推出的一系列“平权”法案，应该说是向宪法致敬的开始。（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