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烈士墓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献花！”前天清晨，溧水白马镇新四军反顽纪念碑来了一群老人，他们个个神情凝重，排队向烈士墓鞠躬。

　　他们一行30多人，亲切又默契，有的时候干脆用“同学们”来称呼。他们个个衣着朴素，要不是事先知道，根本不会联想到他们的父母都是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们中有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有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有陈云的女儿陈伟华……今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老人们为了缅怀历史，沿着新四军战斗过的路线，祭扫彭雪枫、江上青等英烈，参观新四军军部和各个重大战役遗址。

　　革命伟人的后代排着队伍向烈士墓鞠躬

　　

　　【“红色之旅”第9站】

　　他们当年都是育英学校的同学

　　清晨10点，一辆大巴车停在白马镇新四军反顽纪念碑前，车上陆陆续续走下一群老人。记者发现，这些老人有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他们彼此之间友爱又默契。老人们下了车，有的开始掏出相机拍起来，有的则用摄影机，录下他们的全程。

　　这里是此次“红色之旅”第9站，他们都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学校的校友。从北京出发，以徐州为起始站，参观了宿迁、泗洪、盱眙、盐城、海安、镇江、高淳等地。他们中有的是带病进行了此次走访，张闻天之子张虹生进行完高淳的参观后就生病了，只好暂时休整。

　　高高的烈士墓，老人们拾级而上，走了5分钟才上到最顶上。他们看起来非常有纪律，每人手上拿着一束菊花，到了烈士墓前稍作休息就听一声令下：“咱们严肃了，排好队！”原本在拍照的人停了手上的活儿，有的原本在讨论什么，也停了。大家排起了队伍，一队不够排成两队。看排整齐了，又听到“向烈士墓鞠躬……”只见老人们一个个弯下了身体，一脸的严肃。三鞠躬后，老人们排着队，一个一个走上台阶去献花，把花都摆放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老人们又绕着烈士墓走了一圈，走得极慢，仿佛是在和革命先辈们交流，有的嘴里还默念着什么。有的还对着烈士墓敬礼，有的则四处拍摄。祭扫结束，记者才知道，有几位老人在祭扫烈士墓的时候，身体很不舒服，但他们都坚持着。“红色之旅”已经进行了好几次，去过了井冈山、太行山、延安……每次重走，感觉都不一样。“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怀念老一代革命家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更应该思考，自己如何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次寻根之旅，更是一次思考之旅。”陈云的女儿陈伟华说，“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虽然出生在战争年代，但我们都没有经历那些惨烈的战争，这次来缅怀革命先辈，就是不能忘记父辈，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说说他们的故事】

　　革命伟人后代的职业：

　　革命伟人后代，大多献身科技

　　“我们的父母一辈，一身都节俭惯了，我们这次出来有一个原则，‘民间、低调、不扰民、不给地方政府添加负担’。”陈明之子陈席毛告诉记者，这次来的都是育英学校当年的同学，他们之间非常友爱，到现在为止小学老师过生日，同学们都会聚一起！“我们这次没有靠政府，每一站都有人资助，溧水之行就是江苏冠军涂料实业有限公司赞助的。”

　　据了解，育英学校是1948年在西柏坡党中央驻地由杨尚昆同志提议创办的，学生从毛泽东子女开始，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和烈士子女。

　　说起同学，陈席毛说，他们这一辈虽然父母没有说这个不许，那个不许，但都是按照父辈的想法在走自己的路。“我们同学中，大部分都献身科技，从政的非常少。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全国一解放，就要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怎么建设祖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有很多人都是哈军工毕业的。”陈席毛介绍，虽然他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先辈，但在那时候公私分明，“有一次，我接了一个电话，需要记东西，我随手拿了一张公用信笺，但随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认为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用。那时候，父亲有公车的，母亲不能坐。比如陈云出门，陈云可以坐公车，陈夫人只能走路。”

　　陈席毛介绍，虽然大家都是革命伟人之后，但平时一点也不摆谱，个个生活俭朴。“你看陈云的女儿穿着俭朴得很，而且平时不太爱说话，这个脾气和陈云一样。你不知道她的职业吧？她是一个老师，一直都在教书，因为她爸爸要她当老师，她就随了爸爸的心愿。”

　　陈明之子：陈席毛

　　“我的名字还是毛主席取的”

　　陈席毛是一个非常随和的老人，团队中大家有的直呼“席毛”，有的叫他“席毛大哥”，他从事的行业是信息工程。众多育英学校校友中，唯有他在广东，不在北京。

　　说起自己的名字，老人笑了，“我的名字是毛主席给取的！”陈席毛说，4岁的时候，他还在上幼儿园。有一天，毛主席来视察，“见到我的时候，毛主席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毛毛’没有大名吗？没有的话你改名叫席毛好吗？”从那时起，一个原来小名叫毛毛的小朋友正式改名为陈席毛，“当时我父母都在我身边，毛主席帮我改名字的事，他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任弼时之女，任远芳：

　　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1年多

　　“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一生。”

　　1938年12月，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父亲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返国，把她一个人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父母没有给她留下丝毫印象。

　　任远芳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50年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近60年过去，已两鬓斑白的任远芳回忆和父亲见面的情景还是那么激动。“我当时已经10多岁了，不会说中文，儿童院的老师把我领到父亲跟前说，这是你爸爸。我以前没见过啊，陌生得要命，就走上前，用俄语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工作是什么？父亲就说他叫‘弼时’，做一般的工作。那时根本就不知道父亲是这么大的干部。”

　　因为长期生活在儿童院，任远芳对父亲的概念一直很淡薄，但她和父亲在疗养院生活了8天后就再也离不开父亲的怀抱了。“这一个多星期让我永生难忘。父亲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成了我中文的启蒙老师，他教我发音、在每个汉字下都用俄文标明拼读。我现在说普通话这么溜，父亲有很大的功劳。这几天父亲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我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很想和父亲多呆几天，可是，父亲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时，我哭得可伤心了。”说到这儿，老人的眼眶有些湿润。

　　分开后，任远芳特别想念父亲。“那时我第一次尝到思念亲人的滋味。后来父亲给我来信，还寄了很多邮票给我，我们就天天通信，持续了约半年时间。当讨论我是否回国的问题时，父亲在信里把我当做大人一样与我认真地分析利弊。他常在信里叮嘱我：‘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我知道父亲肯定也很想我。”

　　回国至进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任远芳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任弼时身边最长的日子。当时，任远芳说父亲任弼时常常用行动教育她，“父亲总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得了重病也不休息。就在他因脑出血逝世的头天晚上，还在看朝鲜地图。”可惜的是，12岁时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便永远地离开，在任远芳内心，父亲的离去是她这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快报记者 胡玉梅 /文

　　路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