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利的汽笛长鸣”，1968年12月18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由北京开往山西汾阳的列车满载着北京知青们准时启动。就在这趟列车颠簸的车厢里，20岁的郭路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连同不久前写就的《相信未来》，很快就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情感和精神依托。前天，中国诗坛的传奇人物食指（郭路生）在南京接受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专访，“《相信未来》与乐观主义无关，那个时候，无奈是一种更真实的感受。”40多年过去，食指认为，有很多与他诗歌有关的“历史定论”需要厘清。前天下午四点零八分的南京，记者起身和食指告别，转身的一瞬间，耳边仿佛突然响起41年前“一声尖利的汽笛长鸣”。
不合时宜的《相信未来》
与那些交织着青春、理想、挣扎、幻灭、希望的诗歌相比，眼前的食指老了：头发白了，腰弯了，步子慢了。时间显现出它残酷的一面，它能让一个人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同样，它也能让生命的火苗渐渐变得微弱。诗人老了，但是那些诗歌依然年轻，而这足以让诗人感到宽慰。
1968年，文革第三年，整个中国一片嘈杂。无论对于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民众，还是对中国文学来说，前景都异常黯淡；但是在“东风劲吹红旗飘”的绝对语境中，横空出世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让人们在困境中得到了些许安慰，看到了些许希望。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很难想象，在那个语言贫乏、情感缺失的时代，还有人能写出这样美丽而感人的句子。
“当时我把这首诗带给贺敬之看。贺敬之的评语是：在30年代它是一首好诗。”食指说言下之意，它是不合时宜的；再往深里说，你不该写这样的诗。
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可以说冒犯了那个时代。《相信未来》的广泛流传，惊动了当时的“文化旗手”江青。“江青认为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在江青看来，食指是一个灰色诗人，她下令对食指进行调查。“幸好我的《鱼儿三部曲》流传不广，否则肯定会被打成反革命。”谈起往事，食指仍然心有余悸。
《鱼儿三部曲》是食指1967年的作品，这部描述青年人失落、彷徨的长诗，意味深长地对文革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我的炉台”与“历史的炉台”
文革年代，思想被禁锢，但是食指的诗歌还是以手抄和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遍大江南北，《相信未来》让处在迷惘和挣扎中的青年看到了希望。但是在食指看来，它并不是一首乐观之诗，它传达的是一种无奈。“有关这首诗的产生和传播，也存在误解。”食指希望能够通过快报的报道，对此加以厘清。
食指的好友李恒久曾撰文回忆说，他是《相信未来》的第一个听众，“1968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和郭路生在北海见面，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听众听他背诵了《相信未来》。”实际上第一个听众另有其人——《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儿子曲磊磊。而《相信未来》也是一首命题诗歌。
文革前，北京有好几个文学沙龙。年轻人聚在一起，阅读“禁书”、探讨艺术、创作作品。新中国国徽的设计者张仃的儿子张郎郎曾经发起过名为“太阳纵队”的文学组织，结果被发现，张郎郎被通缉。“太阳纵队”一些成员和食指是朋友。“当时他们聚在一起，就一个萝卜，但彼此也会用装了酒的大瓷缸碰一下，说上一句：相信未来。”食指说大家很郁闷，张郎郎逃跑前，在李东白的一个本子上，写了歪歪斜斜的四个字：相信未来。
食指说他非常受刺激，就想以此为题写首诗。“一直没动笔，直到有一天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曲磊磊翻拍的一张外国照片，照片上是一串紫葡萄和一个虚化的女子头像。“我看到后，感觉一下子被激活了，觉得可以写了。”食指一口气写出《相信未来》，并且背诵给曲磊磊听。“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这个句子，就是由照片引发出来的。
“《相信未来》与乐观主义无关，那时，无奈是一种更真实的感受。”食指表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绝望。
食指的诗流传大江南北。这对食指来说是幸事，但也带来一些麻烦。“因为中途传抄太频繁，很多句子已不是我原来的了。”食指拿《相信未来》举例，“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一句中的“露水”应该是“泪水”；而“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里的“凝霜”应该是“凝露”。食指希望能恢复“原貌”。而读者的一些“错误”也有“正确”的时候。最典型的要数《相信未来》的第一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一些流传的版本把“我的炉台”演变成了“历史的炉台”。“读者写得比我好，更加大气。”食指认为。
“父亲远远地看着列车离去”
1968年，可以说是“诗歌的食指年”，他的另一首代表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也是这一年写的。
“这首诗是在火车上写成的。”12月18日下午，20岁的食指登上从北京开往山西汾阳的列车。几个月前，他写过《送北大荒战友》，情绪慷慨激昂。食指坦承，几个月过去，情绪一下低落下来。“送别的场景并不浪漫，更多的是一种前途未卜的心情。”他说诗歌里写到了母亲，而那天去火车站送他的是父亲，“母亲上班，父亲远远目送我上车，他事先没告诉我。”
火车开动后，朋友们就对食指说，“我们给你腾地方，你安心写诗吧。”朋友们把他带到人相对少的车厢。食指没有辜负大家的好意，一首让无数知青落泪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在颠簸的车厢里写成的。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两天后，当食指在杏花村的宿舍朗诵刚刚修改完毕的这首诗时，两个女知青夺门而出，失声痛哭。
为南京长江大桥歌唱
在食指的诗歌中，《南京长江大桥》并不突出。但既然来了南京，这首诗就变得很有意味。在记者初见食指的餐桌上，食指主动背诵了这首长达80多行的作品。一字不差，堪称完美。
食指1970年春天带着女友来到南京，就是想看看大桥。当时他在安徽明光插队。“长江大桥太了不起了。”食指兴奋地从桥头走到桥尾，望着高大挺立的桥头堡，望着一望无际的长江水，食指来了诗兴，他决定写一首长诗，来赞美大桥的建设者——工人阶级。
作为一个始终与时代共命运的诗人，3年后，他又只身一人前往红旗渠。谁也没有想到，红旗渠一行让他的生活发生重大变故。或许是诗人特有的激情难以抑制，或许是长时间受到压制闷闷不乐的缘故，从红旗渠回到北京以后，他成了某精神福利院的常客。
与北岛见面，朦胧诗找到源头
很长一段时间，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被看做是中国新诗潮的源头，但是在今天，食指的诗被认为影响并推动了新诗潮的产生和发展。
北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970年春天，我和两位同学到颐和园划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站在船头朗诵了食指的一首诗，那些诗句对我产生的震撼是无法描述的，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
食指这样描述他和北岛的第一次见面：1978年的一天，北岛、芒克约我见面，我有事耽搁了，就自己去找他们。他们决定在《今天》第二期上发我的诗。那也是我第一次用“食指”这个笔名。
“他不怎么说话，他外号叫老木头嘛。”食指说北岛挂着善解人意的笑容。
有人举例说北岛受食指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北岛著名的“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的句式明显受食指《命运》一诗中“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的影响。对此，食指不愿评论，“各写各的，很难说谁受谁影响。”
爱情让诗人重回“人间”
食指这次来南京，是参加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举办“食指诗歌研讨会”和“食指诗歌朗诵会”的。虽然略显老态，但是食指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与人们印象中的他大相径庭。这种变化都得感谢一个人——他的夫人寒乐。
南京之行，寒乐一直陪伴左右。2002年，寒乐把食指从福利院接回家，结束了他长达12年的福利院生活。“不饥不寒中，不依不靠”，这是食指今年新写的《60花甲》中的句子。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相依相靠。寒乐介绍，食指现在生活很有规律，他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听广播，看报纸，看电视，散步，“我们生活在郊区，很安静。”食指则说他还是有思考问题的习惯，感觉好的时候就写诗。不久前，他刚给光明日报写了篇关于诗歌创作的文章。
谈到与以前最大的变化，寒乐说，“他有了做人的尊严。过去，在福利院他没有权利，人家可以随便拆他的信，人家看他不高兴就随便说他病了。”
食指，这个用诗歌冒犯时代的人；这个在特殊年代，差不多以一己之力捍卫诗歌艺术和精神双重良知的人，在历尽命运的折磨以后，终于被爱情拉回了原本就该属于他的“人间”。
□快报记者 杜迅贵 倪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