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证核发权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享，东莞难道意欲分享这一权力？

　　广东东莞起草了文件，要“进一步关心支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这个文件中说，将为记者发“专用采访证”，并“每年审核，年初换新”，而如果对重大会议、活动报道严重失实，“专用采访证”可能被中途收回。

　　这种莫名其妙的采访权控制手段，由握有媒体管理权的东莞市委宣传部文件形诸笔墨，实在让人很容易猜测媒体接受了何种水平或者心态的管理。

　　这个“进一步关心支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文件，题旨就很有趣。文字上看，这文件有些言不及义：不知到底是进一步关心支持媒体，还是进一步关心支持良好的舆论环境，不知是要支持媒体去营造环境，还是要营造环境以支持媒体。文义呢，大概也不难理解，就是对媒体怎样发挥作用施行一些管理。根据文件的说法，一方面是各方面不得阻挠记者采访，另一方面是记者要遵守章程。

　　“专用采访证”，东莞地方核发的这个证件，以及核发这个证件所包含的“审稿权”、“收回权”，则成了在东莞采访是否得以享受不阻挠的方便的前提。没有“专用采访证”，则采访定要被阻挠。拿了“专用采访证”而提供审稿，证件就有可能被收回，当然，根据维护审稿权的说法，要求审稿正是为了避免证件被收回，因为这可以避免报道错误，保证报道正确（这是“准确”的另一个说法），正确的报道是不会收回证件的。专用采访证要一年一审，不知何意，既然报道不正确可以随时收回，还要年审干什么呢？难道有年度考核的意思，虽不犯错误，但领了东莞的证而不好好为东莞“营造良好舆论”，将不能通过年审？

　　这样的媒体管理，不知在当今世界处于何种位置？先进后进，领先落后，这是一种位置比较，当然，也可能换一个思路，管理的权力嘛，无所谓水平高低，无所谓先进后进，而只有适合不适合具体情况。这大概是关于“位置”理解上的不同套路。如果有水平高低问题，我们固然要参看一下别人的先后；如果只有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我们也无须参看谁了，甚至如果完全与众不同，那更是一种特别的风景，分外的骄傲。

　　不过，无论如何，东莞地方形诸笔墨的“专用采访证”文件，已在国内引起了普遍的质疑。不根据世界的情况，只根据国家《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记者证核发权已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享，领证换证、年度审核，是很繁忙艰巨的管理工作，东莞地方难道意欲分享这一权力？或者以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足以管理东莞采访事务？

　　我注意到，在受到质疑后，东莞已经作出回应，称不会制定实施有违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审稿制度，文件还只是个初稿。“专用采访证”不指日常采访，而指专业性强、规模较大的全市性会议，按照各级规定，这些专职记者需事先向会议主办方报名登记核准，并发放采访证件；“主办方审稿权”，也只指“重大”的内部会议，以保证客观和准确。

　　我想，这个“初稿”实在是太初了，“初稿”总不能说是草稿吧。既是大型全市性会议的采访，那都是个别特殊采访事项，自然不能说哪个记者都能够去得了，而要有邀请或批准，这就好比不能说哪个记者都能够到中南海或者白宫去采访一样，需要有预约程序。但这种个别性的采访事项，怎么会想到要发放年度性的“专用采访证”？这个证是针对采访事项的“专用”的记者证，还是针对个人的“专用记者”的证？

　　报道的客观和准确，记者、媒体的自律，他们将承担违反以后的道德和法律后果。中国的法规中没有“事先审稿”的规定，对外宣示中一直否认新闻的事前审查，而表明实行的是过错追究制。固然，“事先审稿”，这种做法实在并不新鲜，令人遗憾，但至少没有哪个地方能够发布一个公开的管理文件来确认“日常情况不先审，特殊情况要先审”。

　　中国没有新闻出版法，也许立法上面临一些难度吧，毕竟法律并不能真的想怎样规定就怎样规定，要与人类的文明观念和进步旨趣相契合，而现实的管理恐怕还存在太多难以符合这些观念和旨趣的“有用之术”。要是以东莞搞文件的劲头来弄，我看新闻出版法或者任何一种法，都太好制定了，看怎么搞合手，就写成法条。我想这大概是地方法规和规章多产的原因，他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形象和体统。但国家呢，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什么皇帝时代，想怎样就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