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老子调查儿子，事情往往不了了之，即便真的要打板子，也肯定是高举轻落，做做样子而已。奇怪的是，这样的闹剧却一再上演，最新的一出，演员是上海浦东行政执法局和其下属的交通执法大队。

　　“儿子”涉嫌钓鱼执法，“老子”出面告诉大家没钓鱼，这样的结论纯粹就是找骂。于是，看似严肃的调查结果就只有一天生命，由媒体人士、人大代表、律师组成的独立调查团才得以登场亮相。为什么不早点这么做呢？难道真相总要在民意沸腾之后才能出现？这样的真相浮现流程，是不是成本太高了？其间损失的政府信用、民众对社会公平的信心、对行政权力的信赖，谁来埋单？

　　悲哀的是，在每一次疑云重重的焦点事件出现后，“老子查儿子”或“勒令儿子自己查自己”的闹剧都在上演，原本是非黑白一目了然的事情，搞到后来，往往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但最后的结果，从来都没有偏离舆论最初的判断——无论是“周老虎”还是“躲猫猫”和“欺实码”，最后的真相有哪一次不是印证了舆论最初的判断？消耗战的结果，是政府取信于民的成本越来越高，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说出“我一个都不相信”。长此以往，大多数人对公平的实现将不再保有信心和耐心，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权力有时的确威风凛凛，但它绝非万能。现在是网络时代、公民社会，那种“权力说什么大家就得信什么”的“好时光”早已作古，权力者必须清醒一点，以更谦恭的姿态与民众交流，让真相以最小的成本浮现，继续迷信“权力万能”，只能自讨苦吃、自取其辱。

　　“利益避嫌机制”，就是真相浮现的最佳路径。一级政府部门，一旦身陷焦点事件的利益泥潭，绝不能自己查自己，也不能让其上级来查。否则的话，本就强势的政府部门和公民之间，就将出现更大的不平等，真相就必然成为奢侈品。

　　很明显，“利益避嫌”仍然不是权力自证清白的必经程序，否则的话，上海就不会让浦东行政执法局查下属的交通执法大队，而应该一开始就组成独立调查团展开调查。现在有了独立调查团，人员的组成结构也大致清晰，但这些调查团成员的姓名和职务，乃至联系方法，却都没公开，这仍然有点“闷着罐子摇”的感觉，为独立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埋下了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这些调查团成员是不是有当地政府刻意安排的“自己人”。事情闹到这份上，已经不容权力部门再踏错一步，否则的话，就可能出现“真相也没人信”的可怕情形。马上公开调查组成员名单和联系方法，让整个调查过程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钓鱼执法事件”独立调查，为权力者确立“利益避嫌机制”开了一个好头。（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