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30版:发现 民国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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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寻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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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   重要律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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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卫岗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寻迹
  ★南京卫岗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来历

  ★遗族学校中的“遗族”到底指什么人

  ★一封农民来信改变了一个学校的命运

  

  学校内留下的民国建筑

  中山门外卫岗55号,从大门进去,向北走几十米,路的左手有一座三门四柱牌楼。牌楼青砖灰瓦,门上方装饰着红、黄、蓝、绿四色的彩绘。中间的门楼,四角各有三尊兽雕,其顶部的横梁南北延伸,伸进两端的龙口之中。

  这到底是座什么样的牌楼?大门右侧不起眼的地方,一块石碑透露了牌楼的身世——这里是原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旧址,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的有关人员向记者透露:“我们正准备将这里申报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正是这个听上去多少有点奇怪的名字吸引了记者。它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能荣登文保单位之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跨进了牌坊大门。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路军

  “遗族学校”的校长是宋美龄

  一进门,暗香扑鼻。正对大门的是一块圆形草坪,上面种着樱花、雪松和桂花,香味正是来自桂花树。

  环顾四周,进门左右各有一间门房,同样的青砖灰瓦,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在圆形草坪的北侧,是一栋平房,南侧是一栋两层小楼,也都是具有传统民族风格的民国建筑。记者沿着草坪边缘往北走,来到平房前。

  平房的门口挂了四块牌子,分别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中国南京金陵艺术团、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记者向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打听遗族学校的情况,却被告知他也不了解。旁边一位女士建议记者,应该找前线文工团的张正海中校。

  就在平房内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张正海中校。听明记者的来意,张正海笑着说,“这里的建筑大都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他告诉记者,虽然“遗族学校”深藏不露,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可是,在海外,它的名头却响得很。“因为,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宋美龄。”

  这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以至于事务繁忙的宋美龄要亲自担任校长呢?

  校名中的“遗族”到底是哪些人

  记者请教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他告诉记者,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可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

  1926年7月,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实现全国的统一,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残酷的战斗中,大批军人倒下,而他们的后人也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困境。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收容和培养北伐战争中阵亡者的子女和亲属。学校董事会由宋庆龄、宋美龄、何应钦等9人组成,名誉校长为宋庆龄,实际校长为宋美龄。在宋氏姐妹的督促下,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蒋介石也亲自多次前去,最后决定在四方城前建校。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画了校舍的地盘图,后因病改由朱葆初继续绘制校舍的详细建设图纸。

  学校占地面积共200余亩。于1929年9月落成。校门为传统牌楼式,校门正面由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书写“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背面是蒋介石亲笔题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

  遗族学校设有小学六个年级,入学年龄6至11岁。另设一个职工科农事班,入学年龄最大不超过20岁。宋美龄采用西式教学法,根据“手脑并用、自力更生”的办学方针,在孝陵卫、小卫街一带,办起了遗族学校实验农场,在学校附近的四方城,办了个实验牧场,又在中山门内兴办实验园艺场,让各科系的学生边学习边劳动。

  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营养,可以说他们是喝着地道的“洋牛奶”长大的。

  宋美龄从没用遗族学校的牛奶洗过澡

  当时,宋美龄从美国和加拿大引进30多头纯种奶牛,生产出号称当时中国最好的牛奶。学校规定,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必须喝一磅牛奶。遗族学校喝牛奶的风气,还影响了南京城里的众多富裕之家,大家纷纷开始喝奶强身。1946年秋天,宋美龄协助遗族学校接收了联合国无偿援助的45头奶牛。

  坊间传闻说,宋美龄住在南京的小红山官邸时,为了保持皮肤细腻滑嫩,经常要用牛奶洗澡。蒋宋的小红山官邸,离遗族学校只有几百米,官邸用的牛奶都来自学校奶牛场。不过,蒋宋的内廷机构励志社的工作人员侯鸣皋曾著书回忆,那时候,每天送到官邸的牛奶只有10磅左右,根本不够洗澡。

  建校5周年的时候,遗族学校发行了一本纪念册,收集了一些学生和老师的文章。在文章里,学生不仅写到了奶牛场,还写到了捉狼的经历。有一次,紫金山下一户刘姓人家5岁的孩子被狼叼走了。消息传到学校后,大家都很紧张,有人出谋划策,应该捉住狼,煮了吃肉。第二天,狼果真来到了校园里,四处偷窥,大家纷纷拿起武器捕猎。狼最终逃走了。不久后,报纸上登出文章,说在邻近的镇江出现了狼,有人推测,就是原先出没紫金山的这只狼。

  这里后来成为解放军三野干部子女学校

  贺云翱教授告诉记者,遗族学校在1949年春节过后便解散了。解放后,遗族学校的旧址成为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干部子女学校,1954年,该学校更名为卫岗小学,1964年,学校解散。

  60年过去了,当年遗族学校最年轻的学生,如今也该有70岁左右了。有可能找到他们吗?

  记者询问了许多相关人士,遗族学校的学生没有找到,却辗转找到了79岁的徐人杰老师。上世纪50年代,他曾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干部子女学校的教导主任,他告诉记者,有位顾先生曾在遗族学校就读过,1949年去了台湾。上世纪70年代回南京后,顾先生听说徐人杰在这里教过书,以为是曾经的老师,便来找他,不过,“遗憾的是,实际上,我让他失望了,因为我并不是他的老师。”

  “但是我却认识他的一位老师。”徐人杰告诉记者,那位老师叫刘汉民,是常熟人。民国时期,刘老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被遗族学校的校董黄炎培看到,黄很赏识他,调他到遗族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汉民回到家乡继续当老师。而徐人杰也在常熟的一个学校当老师,两个人作为同行就认识了。

  从刘汉民口中,徐人杰了解了遗族学校的一些情况。“当时遗族学校有200台显微镜、90架钢琴,还有个很大的奶牛场。可惜,顾先生找到我时,刘老师已经去世。不过,我知道顾先生回国后在金陵造船厂工作。”徐人杰判断,顾先生现在大概有70多岁了。记者随后找到金陵造船厂,打听顾先生的消息。厂里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厂的确有个从台湾回来的人,姓顾,大家都喊他“台湾同胞”。但前几年,顾先生去世了。

  在张正海中校的帮助下,记者又找到了前线歌舞团的潘西平导演。听了记者的来意后,潘导演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找对人了。我曾在这里上过学。但那是解放后的事。”

  “1953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插班到了这里,也就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干部子女学校。到1957年毕业,一共在这儿呆了4年。”潘导演记忆中的学校共有六个年级,“学校的规模特别大,一开始连围墙也没有。后来的南京手表厂,当时还是我们学校的地盘。”

  这个学校,对于年幼的潘西平来说,显得很神秘。“在学校的地下,挖出来过飞机零件。冬天我们就烤零件玩。铝做的零件熔化了,滴下来,捏着烫手。”更神秘的是,“学校的主楼,就是现在正对着大门的小礼堂,有人说像灵堂。长大后,我才听说那是为孙中山先生建的。1929年,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特地在四方城旁盖了这座楼,打算作为灵堂。后来,灵堂设在湖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厅,这里并未启用。”

  潘西平儿时的记忆中,遗族学校的旧址充满了神秘,那么,作为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干部子女学校的教导主任,徐人杰对学校又有怎样的记忆呢?

  400多名学生配备了一个加强连的警卫

  “学校非常大,”徐人杰回忆说,“现在南农的那块地方,以前都是学校的地盘。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树和花非常多,有一个专门的花匠班打理。”说到学校的植物,徐人杰说了个小插曲,“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叫王家桢,非常喜欢研究植物。他告诉我,雪松原产喜马拉雅地区,又名喜马拉雅松。树移植到南京以后,只开花不结果。但奇怪的是,我们学校的几棵树却结果。那时候,每年到了秋季,园林局的人就到我们学校来打松果,摘松子。算是一道风景。”

  学校虽然占地面积大,但学生不多,“只有400来个,工作人员倒有500多个。其中,就有一个加强连的警卫。”

  一个学校,为什么要配这么多警卫?

  “因为解放初期,局势还有点乱。我们学校是部队子弟学校,更要提防有人来捣乱。有一次,不知是谁把一枚手榴弹丢进了警卫连的厕所,所幸,手榴弹没有爆炸。但这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

  刘伯承元帅的女儿曾在此就读

  徐人杰班上的孩子,大都是三野的干部子女。其中有个叫刘弥群的学生,是刘伯承元帅的女儿。

  刘弥群很懂事,也好问,“有一回,刘弥群星期天返校后,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老师,伯伯是什么意思?我就回答说,狭义来讲,就是你父亲的哥哥,亲哥、堂哥都行,你都可以叫他们伯伯;广义来说呢,和你父亲同辈、年龄又比他大的,都可以叫伯伯。”

  听了徐老师的解释,刘弥群疑惑地问:“昨天,周总理来我家。我爸爸让我喊他伯伯,可是,周总理明明比我爸爸小三岁啊。这是为什么呢?”

  刘弥群的问题让徐人杰对刘伯承肃然起敬,“我当时就告诉刘弥群,让你叫周总理伯伯,这是对周总理的尊敬,也体现了你爸爸的谦虚。”

  “我们学校的学生实行师生同住,老师和学生关系非常好。可惜的是,1964年学校撤销了,我也离开了学校。”徐人杰感叹地说。

  好好的学校为什么突然撤销了呢?

  “大粪事件”与卫岗小学的命运

  “1954年,我们学校更名为卫岗小学,实际上还是部队干部子弟学校。那时候,学校每两周有个双休日。双休日的周末,学校门外的路上就会停很多车子。车子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不过我们却常常见,都是来接孩子们回家的。”

  这种小汽车接送学生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64年。就在这一年,一位农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彻底改变了卫岗小学的命运。

  “当时,有个旅大市(注:旅大市后来分成旅顺和大连两市)的生产队长。他经常到城里去拖粪。生产队长发现,在他拖粪时,常会有小朋友帮他。这些孩子穿得很一般,一看就知道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另外一些孩子,穿得整整齐齐,可是他们却捏着鼻子跑开了,不愿帮这位生产队长。”

  队长经过多次的观察后发现,原来这些穿戴整齐的孩子,是当地八一学校的学生,而八一学校正是部队的子弟学校。

  “这个队长觉得很痛心,立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对信做了批示,要求部队子弟不要脱离群众。军委很快做出决定,对子弟学校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撤销,二是吸收地方的孩子入学。”卫岗小学也接到了通知。“本来想改制,接受地方的孩子入学。可是,当时我们周围的航空学校和南农,都有自己的小学。再往东,卫岗和孝陵卫也都有自己的小学。学校只能解散了。”

  故地重游,白发苍苍的老人嚎啕大哭

  记者从曾担任前线话剧团演员队教导员的杜凯军老师那里了解到,改革开放后,来卫岗55号寻根的海外同胞很多。“大概2000年左右,来了20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有人坐着轮椅,还有人带着心脏起搏器。其中一位老先生,讲了他上遗族学校的经历。”

  当年,他当空军的父亲战死后,母亲送他来到了学校。在大门口,他们碰到了校长宋美龄,母亲对着宋美龄深深一跪。宋美龄扶起他的母亲,说:“孩子就交给我们,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人。”随后,母亲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学校大门外,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说起这群老人,杜凯军老师很动情,“故地重游,老先生们感慨万分。他们在小礼堂开了个追思会。谈起宋美龄的恩情,更是有人嚎啕大哭。他们说,要把此行拍成录像,带给在美国的宋妈妈看。”

  张正海中校证实了杜凯军老师的说法,并补充说,“从那以后,还常常有海外同胞来我们大院找他们童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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