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上，在整个表达上，张艺谋们都有一种端着的、拿腔拿调的意味，需要一种大的背景啊、宏大叙事啊，强调那种很
厚重的文化氛围，有一种辉煌感。我觉得他们和我想象中的那种真实离得远了。
■我是希望把我的心，摆在这些人（普通的小人物）面前，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值得我们理解、同情、宽容的人。
■艺术家是最没有力量的，是最软弱无力的人，是最没有权力的人。如果你想获得权力，你有权力，那么，你就不是艺术家了。
■不能简单地被一些大投资的影片所迷惑，我们要看到那些生生不息的还有可能自己拿出几万块钱来拍电影的人，这些
人才是真正从心底里有彻底追求的人。
忘记电影最初的本质：电影最初都是从记录开始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我们从《小城之春》《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七十二家房客》里能看到一些非常真实的、当时社会生活的味道，那些导演能捕捉到非常丰富的当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质感。后来到了所谓第四代，像谢飞、郑洞天、谢晋，他们某种程度上也都在延续过去的那种叙述方式。到了第五代，到了《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包括《红高粱》这种片子出来以后，它在视觉和影像上颠覆了一些过去的东西，对我来说，虽然这些片子也曾经震撼过我，但是我觉得它在叙述上，在整个表达上都有一种端着的、拿腔拿调的意味，需要一种大的背景啊、宏大叙事啊，强调那种很厚重的文化氛围，有一种辉煌感。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和我想象中的那种真实离得远了。我在1989年拍《妈妈》的时候，直接把记录的彩色片放到黑白片当中，实际上也是想提醒观众：这些个纪实段落，和我的剧情段落，它们之间到底相差多远，它们是什么关系。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不是正在靠近真实？
《妈妈》其实公映过
崔健其实并不“一无所有”
星期柒新闻周刊：现在该轮到《妈妈》了。当时怎么就做了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
张元：当时有个短篇小说《弯弯的白杨树》，有人把它改成了剧本《太阳树》，儿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导演是张艺谋的一个同学，他邀请我做摄影。后来儿影厂不拍了，转到八一厂，八一厂也没拍。我就决定自己拍。那个剧本一开始就打动了我，那些智障的孩子，还有智障孩子的母亲，他们的命运很吸引我。我找了几万块钱开始拍，主要场景就是我大学毕业后在西单租的房子。今天看，场景有点拘谨，简单了点，但是很真实，可以说有一种彻底真实的味道。
《妈妈》是王家卫带到法国南特电影节上去的，没想到一下就获了大奖。
星期柒新闻周刊：《妈妈》其实还是公映了。
张元：对。西安厂的人看了，很喜欢，就挂了他们的厂标。
星期柒新闻周刊：我是60年代生人，这代人很多都是崔健的“哥们”，请多谈谈那部《北京杂种》，谈谈崔健。
张元：那是1992年拍的。当摄影机一转动，崔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说话的一瞬间，我就知道这个电影是没办法正式通过了，因为他们一张口就是带脏字的。这种真实的气息，是没法想象能在九十年代的中国银幕上去公开放映的。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剪辑完，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就第一次放映了《北京杂种》三十分钟的片段。那次放映时，很多欧洲观众特别震惊，他们一直在跟我说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能闻到胡同里面的味道，酒的味道，臭味，都能呼吸得到。也就是这个电影捕捉到了一些真实的气息。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怎么认识崔健的？
张元：我第一次见崔健，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那会我在读书，他到电影学院的食堂来演出。虽然之前都听过他的《一无所有》，但是他在现场，站在人群前面，他一张口，那种气氛相当震撼。他是个诗人，他用他的音乐表达了那个年代的精神。
其实，我跟崔健最早的合作是在1990年，我为他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拍MTV。他带了一大堆西方的带子来找我。我当时连MTV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把它当电影来拍的，我们拖了两卡车的泡沫来做雪，还运来了飞机头做鼓风机。风一吹起来，整个人都站不住。我做的时候，香港的杜琪峰也正准备拍崔健的歌，他看了我们的片子后就放弃了，说：他们做得很好了，我们没法超越。杜琪峰和崔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就一起商量做《北京杂种》。
星期柒新闻周刊：《北京杂种》所呈现的艺术圈，特边缘，可不可以说是今天798的黑白版和朴素版？
张元：798是今天的产物，我想它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且今天的798更像是一个旅游胜地，满街的咖啡厅。
一听到“第六代”就糊涂
“被招安”是因为想回家
星期柒新闻周刊：我注意到第六代特别喜欢弄纪录片。
张元：我一听到第六代，就糊涂，你们可以说谁谁谁爱弄纪录片，最好别说第六代，被你们称为第六代的太多，好像中国除了第五代就是第六代，这个不对。
我是真的拍了很多纪录片，像《疯狂英语》、《钉子户》、《收养》等等。我的一些电影中，也含有纪录片的味道。事实是，不是所有所谓的第六代都拍过纪录片。他们各有各的风格。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的电影一直在国外获奖，可是中国人却看不到。怎么回来的呢？是那部《过年回家》吧？
张元：我当时正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拍电影，但是它们没法和中国的观众见面。后来很多人用这种方式（独立制片）去拍电影，包括王小帅、何健军、娄烨、贾樟柯，但也都面临共同的困境，就是他们的电影也没办法在中国上映。我们的片子都变成被国外电影节所选择的东西，漫无目的地在全世界电影节漫游。所以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我的电影能在中国上演？那时候有了一个题材，就是《过年回家》。这个剧本通过了审查，在1997年，在我前面三次禁拍令的基础上，我得到了一个解禁令，就是“具备导演资格”拍摄一个影片了。
《过年回家》拍完之后，问题来了，“被招安”这个词被冠到了我的头上。但是我们真别忘记了一点：艺术工作者是干什么的？电影导演这个工作在人类历史上不过一百年。最早那些电影导演，都是由画家、摄影师转过来的。过去这些艺术家都是为什么工作的？所有的画家、做音乐的人，在欧洲有个传统，就是为宗教服务。作为艺术家他是为别人工作的，因为出现了威尼斯商人，出现了资本家，就是这些商人和资本家，他们也需要艺术，他们不仅需要宫廷的绘画，教堂的绘画，他们可能需要自己的夫人或者是女儿或者是儿子的画像，还有水果、风景，这就开始了艺术家把视角转到了平民身上，出现了人，人文的着眼点是这么开始的。艺术家是为别人工作的，所以说别给艺术家多么重的枷锁和重负，艺术家是最没有力量的，是最软弱无力的人，是最没有权力的人。如果你想获得权力，你有权力，那么，你就不是艺术家了。
不要被大片的“气势”迷惑
几万块钱拍出来的片子可能更有价值
星期柒新闻周刊：之前和贾樟柯聊，觉得第六代出道时，或者说本质上，拍的片子面对的都是小人物，特底层的生活那种，和第五代的宏大叙事完全不同，为什么“两代人”差别这么大？
张元：我为什么不知不觉中，第一部电影选择了弱智的孩子（《妈妈》）？拍纪录片，我选择了在美国拍14个家庭被收养的孩子（《收养》）；拍了变性的人（《金星小姐》）；拍了华语电影的第一部同性恋作品（《东宫西宫》）；拍摄了《北京杂种》；从精神病院里面借出来李茂阶拍摄了《儿子》；在《绿茶》里面拍摄了一个非常分裂的女人；拍摄了《看上去很美》里的这些孩子；最近做完的《达达》，拍了一个在胡同里面这么性感的，却又是孤苦伶仃的一个普通女孩。我好像是不知不觉地拍摄了这些东西，但是到今天，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去想，我是希望把我的心，摆在这些人面前，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值得我们理解、同情、宽容的人。当然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看的，那些井下的矿工，在生活里面得不到保障的流浪的孩子，被拐骗的儿童，所有这些人。我希望很多生活里最真实的东西还能再不断地跟我碰撞。
星期柒新闻周刊：中国的电影现状如何？似乎已经很商业，或者说商业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
张元：艺术电影虽然是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对电影有很多革命性的突破与变化。那么今天，最有霸权的就是好莱坞，能和它抗衡的有谁呢？艺术电影还有没有必要存在，艺术电影是不是真的死亡了？纯工业的就是死了。好莱坞电影本身也在挣扎，像这些年好莱坞获奖的电影，《朗读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米尔克》，都不是大片。
中国电影也一样，不能简单地被一些大投资的影片所迷惑，我们要看到那些生生不息的还有可能自己拿出几万块钱来拍电影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从心底里有彻底追求的人，他想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是有意义的，永远不会过时。而也一定是在这样的电影当中，会出现一些特别闪光的东西。
星期柒新闻周刊：第六代里面，宁浩、陆川已经拍了商业片，贾樟柯说也会尝试拍，你呢？
张元：商业片就是卖座的影片，是不是？我曾经的《我爱你》，很卖座，两百万的投资，两千万的票房，那是不是很商业？我是不是已经是个商业片导演？
下一部电影年底开拍
一部有卡夫卡味道的黑色喜剧
星期柒新闻周刊：谈谈你对国内导演的看法，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贾樟柯、王小帅、陆川等等？演员呢，有没有能成大气的。
张元：他们都是很棒的导演，都在用尽全力实现自己。别一来就批评别人，大家都不容易。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追求过程之中的人。而且，这个世界，没有真正完美的东西，而且，我也不认为会有完美的人生。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作品，只有我们人追求美的过程是值得称颂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说说你的下一部电影。
张元：片名《刽子手的花园》，黑色的、也可能是喜剧的。张小波十五年前把书给我，我们还很年轻，但当我拿起这本书，已是十五年后了。他书上有句书评：“它在作家中默默地被公认”。这像中国的今天，谁也不说谁好，但是好东西，大家心里都清楚。看了才发现，原来我这个朋友是个那么有才气的小说家。小波自己时常责骂我，说我为什么在他人到中年后，才对他感兴趣。
总之，会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我说它有着卡夫卡《城堡》那样的寓意，又有纳博科夫的现实。现在还在调整剧本，希望年底能开拍。
■快报记者 倪宁宁/文
快报记者 唐伟超/摄
张元，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此次到南京，是应邀担任“第6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评委。
他顶着一头标志性的怒发，但是语调舒缓、松弛。从第一部电影《妈妈》开始，20年过去，他似乎已经从一个叛逆者，变成了一个建设者。“我们看到太多虚假的东西之后，就想：你是否能让摄影机镜头‘看到’一点儿真的东西？”这是张元拍摄《妈妈》的初衷，也是他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电影理念。
不做端着的、拿腔拿调的“张艺谋”
要让镜头“看到”一点儿真的东西
星期柒新闻周刊：很多访谈都是从1989年谈起，也就是你拍《妈妈》的那一年。我们把时间往前推推。你是南京人？
张元：严格说，是我小时候在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我父亲是南京人，后来到苏北工作，我也就跟了去。不过我经常来南京。我家人大都住在南京。
星期柒新闻周刊：怎么上的电影学院？一些学院出身的导演说读书那会就是看录像。你也看了不少片子吧？
张元：我最早要考的是美院，因为喜欢画画，也学过，可是没考上。复读两次之后，我报考了电影学院摄影系。做电影，可能跟对文学有兴趣有关，而电影跟文学应该距离不远。
在电影学院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优秀影片。我在大学一年级就和法国电视台一起工作，为他们拍摄纪录片，从他们那儿，也看到许多电影。现在我还是很怀念那个传阅录像带的时代，真正热爱电影的人，很多都产生于那个时代。我拍完《妈妈》，受到很多国家的电影节的邀请，我记得那时去国外，没别的爱好，就去买录像带，带回来和朋友们看。就到今天，我家里还保存着许多老录像带。也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自己的许多电影，别人也是用录像带的形式传阅的，比如《北京杂种》。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读书那会儿，张艺谋他们应该刚刚出道，你对前辈们怎么看？跟他们接触过吗，读书的时候？
张元：张艺谋早期善于将文学作品，变幻为影像，很美地展现出来。去年我去意大利的一个以造酒而闻名的小镇，一个酒厂的老板家里，茶几上摆了一本莫言的《红高粱》，他还痴痴地问我：中国就是那样吗？
星期柒新闻周刊：他们的电影在当时很成功，我感兴趣的是，你们这拨人，和他们也差不了几岁，但几乎没有一个去延续他们的路子，为什么？
张元：拍电影一定要有针对性，叙事、美学选择的针对性，我做第一部片子的时候，当然也是有针对性的，他们站的角度非常高，我，或者说我们放得比较低。我们看到太多虚假的东西之后，就想：你是否能先把一个东西给描绘清楚了，是否能让摄影机镜头“看到”一点儿真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