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作的周久耕，与他是不是贪官已经没有关系，他要写官场小说也好，要写别的什么也好，这是他的权利。

　　周久耕不上诉了，他告诉律师，正在写一部小说，内容是反映官场的，已经完成了3.5万字，题目还没有拟定。

　　这个消息，又引起一阵舆论潮涌。有给他小说取名的，有要他不如写自传的，有感慨贪官多写书的，有要提防写作动机的，有说监狱怎么像干休所的……实话说，议论中讥讽的、取笑的、插科打诨的不少，期其可成的人不多。

　　我感觉到了一股穷追猛打的劲头，但并不觉得这就是舆论正义，虽然我知道他们并不缺乏正义感。

　　周久耕已成为一个无需注释的名字，“一言成名天下知”，由此逆拂众意，从一张在会议上讲话的照片开始，直至被判刑11年。11年牢狱，这就是周久耕作为一名贪官所付出的代价。而开始写作的周久耕，与他是不是贪官已经没有关系，他要写官场小说也好，要写别的什么也好，这是他的权利。

　　一个人的写作是否会被出版，这大多被纳入了公共管理，但写作是私权利，无可剥夺，也无须剥夺。出版是写作的社会化过程，而写作本身，不过一个人呈现自己的大脑里面的东西而已。故此，写作可以说是纯粹的私人领域。你可以讥讽作为官员的周久耕的言论，可以嘲笑作为官员的周久耕的犯罪行为，但你不可以讥讽与嘲笑作为一个人的周久耕的正常行为。或许你可以私下嘲笑，这种态度是否道德，我无法评说；但公众舆论对一个人（哪怕是囚犯）要进行写作的表示加以嘲弄，恐怕就不可谓厚道，不可谓正义，不可谓光明。

　　现在，周久耕作为官员的符号，这一个身份已经确立，而他作为自己，一个普通人的意义，基本上已不在公众的意识之中。作为官员的符号，周久耕遭受人们的炮轰，受到人们的耻笑，成为公共情绪的泔水缸。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所拥有的权利，对他的人格的尊重，可能已被遗忘了。

　　我估计，人们还没有习惯于把一个人作为人的权利，与他的社会行为加以区分。这个国家有过非常沉重的历史，一个人坍台了，就会被人“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国家主席也不可例外。不管是因为意识形态，还是因为触犯法律，一个人要承接很多愤怒，愤怒来自于正义感过于高亢的人们。在正义感的包裹下，不正义的情绪不仅纷纷出笼，而且还看起来比正义更加正义。

　　需要分辨作为官员的周久耕，与作为官员符号的周久耕，以及作为个人的周久耕。这三重身份中，作为官员的周久耕，因为其言论而民意沸腾，最终被查处判刑，这个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官员符号的周久耕，被人们作为表达总体情绪的发泄点，因为他已经坍台，所以说他什么已经不再有风险，不再有麻烦，通过说他来表达对官员的一般性情绪，这也算便宜行事，我不能说这有太大的背谬，但应该说当我们如此快意其事时，可能会使这个符号后面的人“受刑过度”。作为个人的周久耕，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拥有权利与义务，拥有人格与尊严，拥有隐私与缺陷。

　　作为个人，周久耕有权写作，他的写作应当像别人的写作一样得到允许、宽容和尊重。有人可能说，一个贪官还写什么书呢，又写得了什么书呢？那么按照同样的道理，几十年前说一个“黑五类”就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以至于《芙蓉镇》中的右派分子秦书田要结婚，都要接受一番“右派也要结婚”的嘲弄。人的基本权利是不分好人和坏人的，写作就是一种，贪官也好，以前的坏分子也好，或者江洋大盗也好，都有。至于写作能力的高下，这更是不值得嘲笑的理由，因为写作面对的是自己，哪怕有发表的愿望，首先也是写出自己来。

　　周久耕要写小说，这没有什么要奇怪的，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应该为之感到高兴。这只是一个个人行为，我们知道了，就够了。或许，我们还可以期待他是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预祝他写作能够写成。毕竟，一个人如果在监狱里写出作品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没有坐过监狱，所以可能难以想象在那种状态下人的处境。哪怕他是你的敌人，现在他坐在监牢，至于你可以认为你胜利了，我们甚至要关注他是否受到了人道的对待，当然，对坐牢的官员来说，我们也应当反对他享受公职的余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