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是全国唯一一位从头至尾参加了北京、上海这两场关系到共和国前途与命运大审判的法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官”。

　　这是一部由他亲自口述的史实，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时的真实历史情况，以及特别法庭内外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以此还原历史情形，让世人了解真相。

　　'[上期回顾]

　　特别法庭将起诉书副本分别送达江青等人，一场世纪审判，即将拉开帷幕……

　　出场的法警居然都是替身

　　为了不打无准备之战，在正式开庭之前，特别法庭的法官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这场审判最关键的人物是江青，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加上预审时她的态度，审判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如果把江青审下来了，整个审判也就算基本成功了。

　　审判前，第一审判庭对此作了很多设想，并决定对开庭审判“四人帮”进行预演。预演地点选在国家公安部礼堂。

　　这天晚上7时，我和特别法庭的其他审判员准时走上审判台就座，台下坐满了参加旁听的公、检、法机关的人员，这些人很多都是参加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预审工作的，他们对情况熟悉，便于在开庭前提出一些可以避免的问题，使审判达到预期的效果。

　　“江青”被押上来了——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形象、气质装扮得很像江青。由于她曾参加过对“四人帮”的预审，了解情况，又特别善于辩护，在反辩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都特别难以答复。“法庭上”双方一直辩论到晚上十点钟。

　　庄严的审判就要开始了，在这场决定共和国未来命运的审判中，除了法官之外，庭长江华强调法警形象也事关大局，出场的法警必须威严、庄重。

　　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法警呢？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在全国的法警中进行调查和了解，希望能够找到合乎要求的法警。可是，找了好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太满意。

　　眼看着离庭审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江华就向有关方面催问此事，见法警的事情迟迟没有落实，感到非常着急。江华问道：“为什么还没有落实？”有关方面答道：“按照要求，选了好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太满意。”江华说：“我们那么一支法警队伍，难道就选不出几个像样的吗？”对方答道：“这十年来这支队伍早就被搞垮了。十年里都是靠专案组在审案子，还要法警干什么？队伍没有了，更无法训练，一时要找合适的真难。”江华一听，大声地说：“有什么难的，实在没有合适的，我看三军仪仗队不错，就找他们要人，让他们派人来当法警。”

　　最后决定，从三军仪仗队中抽调几名战士担任特别法庭的男法警。

　　可是三军仪仗队里没有女兵，到哪里找合格的女法警呢？

　　开始决定同样在军队里挑选，可是选了几个部队，都不太理想，主要是身高达不到要求。

　　大家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到体育学院里去挑选。很快，从天津体育学院选拔了几名高大、端庄的女学员。可是，她们平时是运动员，从来都没有干过法警工作，对于如何看犯人，如何押送犯人，如何在法庭上体现威严与庄重，一点儿都没有经验。

　　江华一看急了，立刻从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抽调一名处长负责特别法庭法警的工作，并对这些体育学院的女学员进行基础教育，对这些特别法庭未来的法警从押解、提审、开庭、退庭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律师辩护组的成立

　　按照特别法庭规定，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要允许他们聘请律师，如果他们自己聘请有困难，法庭也可以为他们代为聘请相关的律师为其辩护。

　　司法部决定由北京出四名专职律师，上海出两名专职律师，一共在全国抽调十八名律师组成辩护组，组长由北京大学的政法教授陈守一担任。根据司法部的意见，不但由陈守一教授担任辩护组的组长，同时还让他担任王洪文的辩护律师。

　　陈守一听说后，请人转告司法部，由于身体不好，自己不能担任这个组长，也不能担任王洪文的辩护律师。

　　后来，司法部根据上述情况，指定由北京律师协会主管业务的副会长张思之出任辩护组组长，并指定张思之为江青、李作鹏的辩护律师。

　　当张思之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一同去见江青时，江青则说：“我是要辩护律师的，但我要找史良，找周建人，找刘大杰，找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江青根本就不相信张思之会真心诚意从法律上来帮助她这个“罪人”，并怀疑张思之是叶剑英、邓小平派去的。

　　史良年事已高，精力和体力都不如从前。后来江青便不要律师，因此，在法庭上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江青自己在为自己辩护。

　　在“四人帮”中，有一个人却对请律师的事情很感兴趣，这个人就是姚文元。

　　在法庭最后宣判时，对姚文元所判罪行的量刑程度，远远低于与他同案的其他三个人，有人说是他的律师为其辩护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来看，姚文元的律师的确从法律的角度为他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辩护，但更主要的是法庭依法量刑的结果。

　　法庭上下的一场误会

　　1966年10月8日午夜，上海，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家突然被闯入的“红卫兵”查抄。他们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动作熟练，很少向两个主人问话，只顾埋头查抄。他们对屋子里的书籍、纸条，尤其是一些信件特别感兴趣。对于堆放的书籍，一本也不放过，用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竹片，将其中有折页的地方，一张一张地挑开，仔细查看里面是否还夹有别的东西。

　　同时被抄家的，还有著名电影明星赵丹、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和陈鲤庭，时间也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这伙人不像是强盗，因为他们不要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他们自称是扫“四旧”的“红卫兵”，专门只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而且越旧的他们越感兴趣。

　　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屈辱而亡，扔下了遗孀黄晨。在十年之后的法庭上，黄晨出庭作证，江青歪过头来对黄晨说：“阿黄，这我完全不知道。”黄晨听后更是怒火万丈，她对江青斥责道：“你蓝苹，把我们搞得家破人亡，你这个人多么毒辣！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从法庭下来之后，黄晨总有些闷闷不乐。在回上海之前，她找到审判员甘英，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原来，作为公诉人的特别检察厅检察员江文，长得面目清秀，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黄晨一出庭，就注意到了他，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后来，她终于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当年领头去抄她家的“那个人”。

　　黄晨感到很吃惊，怎么能让这样的“家伙”在法庭上做审判江青的公诉人呢？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竟然还让他们的爪牙堂而皇之地坐在上面，那还了得！

　　实际上，在上海领头抄郑君里家的人叫刘世英。江文的个头和面部长相，确实与刘世英极为相像，抄家的那天由于是晚上，黄晨只能粗略看清其面部和个头，更细微的差别无法辨认，再加上时间久远，因此很自然就将江文误认为刘世英了。

　　由于对“四人帮”一伙所作所为十分愤怒，黄晨在听了甘英的解释后仍然将信将疑。甘英便找到我，让我回上海后再做做黄晨的工作。

　　1981年4月，我在特别法庭审判结束后回到上海，为此事去过黄晨的家，专门向她作了详细的说明：“作为一名特别法庭的审判员，我对这件事情是负责任的。那个公诉人的确是江文，而不是抄你家的那个刘世英，这两个人我都见过，他们的确长得很相似，抄你家的人根本不是江文同志。”

　　黄晨又问：“你怎么证明他们是两个人呢？”

　　我解释说：“我在1950年春天从胶东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工作时就认识了江文，成立部机关党支部时，江文任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副书记，每天都要见面的。1954年华东大区撤销，江文被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厅长。抄你家的那个人名叫刘世英，是空四军军部的秘书处处长，所以我说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黄晨听了我的解释之后才消除了怀疑，笑着说：“真是搞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