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当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享有“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之美誉。近几年，他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提出“廉租房无厕论”，这些重量级言论也一次次引起公共话题。喧嚣嘈杂声里，这位耄耋老人愉悦地说：“这一生，极其完美，跟谁也不换。”让他此生无悔的，是夫人赵燕玲，“我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她是我幸福的第一源泉。”

　　郎才女貌，诚挚爱情足抵千般屈辱

　　1953年春，24岁的茅于轼走进苏州一条巷的63号门。 一位姑娘缓步迎来，眼含情，眉带笑，素雅灵动。茅于轼被眼前的绝色镇住了。这姑娘名叫赵燕玲，出身富商之家，19岁，是助产学校的学生。自幼饱读诗书的茅于轼文质彬彬，和整天围着赵燕玲转的老师同学不一样，那沉稳和淡定是令她欢喜的。

　　茅于轼出身南京名门世家，父亲是铁道专家茅以新，伯父是桥梁专家茅以升。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初恋女友却不愿追随。几年后，亲戚牵线，他千里迢迢来到苏州，权当旅游消遣，不承想与赵燕玲一见钟情。赵燕玲毕业后，来到齐齐哈尔工作。

　　和苏州相比，齐齐哈尔的生活环境很差。第一次吃饭，看着碗里黄澄澄的小米饭，赵燕玲误以为是蛋炒饭，细嚼之后不觉皱起眉头。茅于轼注意到赵燕玲的不习惯，自责疏忽大意，忘了苏州人是喜欢吃软糯的。赵燕玲忙大口咽下，说：“没关系，慢慢会习惯的。”

　　再吃饭时，赵燕玲碗里每次都盛满白花花的大米饭——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10碗大米，茅于轼想方设法调剂给她吃；休息的时候，茅于轼带着赵燕玲四处搜寻她喜欢吃的。虽然身在异乡，有茅于轼在身边照顾，赵燕玲没有孤寂和不适。

　　茅于轼是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24岁便在中科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引起整个铁路系统的注意。赵燕玲也不落后，她是助产士，一副“娇小姐”的身架，做起事来却干净利落，护士都抢着跟她的班，一年后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由于生活条件欠佳，赵燕玲落下了胃溃疡的病根。

　　这对郎才女貌的情侣引来无数赞叹，青春激情飞扬的日子里，互相倾慕的两个人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1955年，他们结婚了。

　　不久，茅于轼被召回北京，成为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1957年10月，儿子茅为星出生了，刚刚体味初为人父的喜悦，茅于轼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降薪两级。第二年国庆，茅于轼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却又作为没改造好的“右派”下放到山东藤县劳改。

　　茅于轼刚走，对赵燕玲觊觎已久的人就粉墨登场了。一天夜里，赵燕玲哄儿子睡下，突然听到有人在敲窗玻璃，跟着传来隔壁某局长的声音。赵燕玲婉言相劝，对方依旧死缠烂打，她便不再理会。接着，陆续有人盯着她不放，更有心怀叵测者打着组织的旗号威胁她和茅于轼离婚。赵燕玲揣摩透了这些人的心思，不冷不热地回敬道：“如果他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不用你说，我早就离开他了……他有什么不好?只是说了一些真话罢了。”

　　一年后，茅于轼调回北京。1965年女儿茅燕星出生，更大的劫难也再次降临。

　　肺腑承诺，动荡岁月留下无尽暖意

　　1966年8月23日，一家老小正准备吃晚饭，红卫兵破门而入。接着，茅于轼和父亲被剃了光头，赵燕玲和婆婆则被剃成阴阳头。红卫兵走了，一家人惊恐地坐着，欲哭无泪。

　　良久，赵燕玲起身，捡拾起地下散落的棉絮和被撕烂的衣服，非常专注。她说：“日子还要过。天快凉了，这些东西收起来还能派上用场。”茅于轼也不由得蹲下，见妻子蓬乱的头发下俊俏的脸庞平静如水，他心里不禁豁然开朗：妻子弱小身躯下的风骨，实在不逊于任何男子，我自己又有何理由恐惧不前呢!

　　8月30日，茅于轼被“发配”去了大同。临别，他接过一应俱全的包裹，里面是赵燕玲没日没夜赶出来的衣物，他不禁哽咽：“家里全靠你了……”

　　茅家住在王府井大楼旁边，赵燕玲有时带孩子去玩，她口齿伶俐又和善，很快就和售货员熟络起来，便有机会4折买到便宜的毛料布头。她如获至宝地带回家，几天后就做出衬衫、长裤或者中山装，还有孩子们的漂亮衣服。

　　寒冬腊月，赵燕玲还穿着单裤，买回的毛线给茅于轼和孩子织了毛裤。等到茅于轼探亲回家，穿上挺括合体的衣裤，精神倍增。他是追求完美的人，一直注重个人形象，在那困难的环境下能依然像“绅士”一样，他不得不叹服妻子的能耐。

　　茅于轼的兄妹去了五七干校，无法照顾孩子，赵燕玲二话不说，把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喊过来一起住，加上公婆和老保姆，11口的衣食住行，都由赵燕玲操持。胃溃疡复发的时候，腹部疼痛难忍，她便躲到僻静处忍着，咳血的纸巾悄悄扔得远远的……

　　1978年，茅于轼终于结束流放生活，正式回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全身心地开始经济学研究，并提出“择优经济学原理”。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经济思想为他进入经济学界打响了头炮。那时，他已年近五十。赵燕玲第一次“抱怨”茅于轼：“你这么辛苦，半路出家图什么？不要折腾了!”茅于轼笑道：“国家需要这个，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1984年，茅于轼调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85年《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被普遍认为是对微观经济学的重新构造，也奠定了他经济学家的地位。次年，他又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家庭的重担又一次落在了赵燕玲身上。

　　再活60年，共享黄金时代

　　赵燕玲接下的是一个好沉重的家。公公患了老年痴呆，煤球都会拿来吃，拉屎撒尿也难以自理，遇到大便干燥，保姆跑得远远的，赵燕玲一个人帮他抠出来。改革开放后，茅于轼的工作非常忙，照顾父母的事就全交托给了赵燕玲。这两个老人也只相信这个儿媳妇，别人喂药、帮助洗澡还不要，非要赵燕玲不可。

　　买菜是赵燕玲每天的必修课。买完菜她匆匆回家，菜篮没放稳就奔到公公床前，拉着公公的手和声细语像哄孩子一样喂他吃药。等老人睡下，保姆又来投诉婆婆任性——晚年罹患恐惧症的婆婆凡事只信任儿媳妇，赵燕玲安抚一下保姆，端来温度适中的水给婆婆洗头发……茅于轼在一旁既感慨又不忍，赵燕玲却说：“应该感谢命运。要不然，我还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现在，婆婆只敢吃我做的菜，逼出我一手好厨艺，让你每天沾光，岂不是好事?”赵燕玲把一家人照顾得服服帖帖，茅于轼得以专注研究，相继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新锐的观点和犀利的态度让他赢得了“经济学界的鲁迅”的称号，并入选“美国Marquis1993～1995年度世界名人”。

　　20世纪90年代初，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儿子和女儿先后成家立业移民国外，赵燕玲解脱了很多。对于他俩，曾经的苦难已成松弛的回忆，他们最珍惜的是这和平年代的相依相守。茅于轼潇洒痴狂于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赵燕玲继续把日子打理得精致有序。

　　即使是两个人的饭食，赵燕玲也一丝不苟。在书房里敲打着键盘，闻着厨房里飘逸出的香气，茅于轼一次次感叹妻子精辟的总结：这是两个人的“黄金时代”。茅于轼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每次开会一般都有饭吃，但他不管多晚，也要回家吃，而且从来没有很晚才回家的坏毛病。“黄金时代”踏实温馨，也有对彼此的牵挂。茅于轼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外出开会讲学是常事，但他生活自理能力不强，而且又有心血管病，每次外出，赵燕玲都提心吊胆；赵燕玲在家偶尔会昏倒，茅于轼也放心不下。每次出差，两个人不停地给对方打电话：“怎么样，你好不好啊？”最后，赵燕玲索性陪同出差，虽然舟车劳顿，但总归可以互相照应。

　　1993年，茅于轼退休后与几位经济学家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为民间智库的先驱，此后又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中国唯一一个由私人兴办且吸收存款的组织；2001年底，年逾70的茅于轼创办了北京富平保姆学校。茅于轼的每一步都激情洋溢，赵燕玲说：“这一辈子，陪你走得心惊，整天捏着一把汗。现在还不能安宁。”茅于轼反过来激她：“你当年可是大无畏的，现在辅佐我应该得心应手啊!”

　　2008年底，中央发出“18亿亩耕地红线”的文件，茅于轼提出质疑。从此，家里的电话再也没有消停过，很多电话指名道姓要找茅于轼“论战”，甚至不问青红皂白便劈头盖脸一通乱骂。即使茅于轼对这些指责看得够开，但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受到“如此待遇”，赵燕玲心疼也不服：“你别生气，下次我来接。”再有电话，她就抢在茅于轼前面拿起话筒，听明来意后，脆生生地说：“他是搞研究的。做研究就要百家争鸣，要是大家意见都一致，那不是研究，是传达文件。社会允许不同的声音，谩骂起不了任何作用。”对方愣被七旬老妇说得半天无语。放下电话，两人抚掌大笑。

　　“黄金时代”里岁月依旧不饶人。这几年，茅于轼的听力不好了，赵燕玲的视力也有些差，但每过几个月他们都要去看美国大片。两个人头挨着头，偶尔附耳细语，赵燕玲当丈夫的“耳朵”，茅于轼当妻子的“眼睛”。

　　年过八旬，茅于轼开始觉得老了，他对赵燕玲说：“现在我大概能看到自己活到什么时候了……但我想再活60年，陪你一起享受迟来的黄金时代。”据《楚天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