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时分,烈日当头,从长安街向天安门城楼望去,中国国家领导人正频频招手,雄伟的故宫威严矗立。
25岁的梅诺亚把目光收拢回来,走在“同一个世界”方阵中,继续一边挥手,一边高喊“YEAH,YEAH,YEAH”,兴奋得不知该说什么。“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中国的伟大,我为中国骄傲。”
10月1日这天,美国人梅诺亚和154名外国朋友一起,穿着牛仔裤、帆布鞋,长袖T恤上用英文写着“我爱中国”,以外国人为一个建制组成方阵参加中国国庆徒步游行。
另有26名外国朋友登上方阵中心的彩车,58岁的英国人柯马凯是其中之一。除了覆盖绿色植物的地球模型,彩车上还醒目地出现中英文书写的“和平、发展、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还是首次成建制地组织外籍人士参与国庆游行。从小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柯马凯感慨由此可见中国开放的程度之大,“不把我们当外人了,这才叫普天同庆”。
“我们不整齐,但也不丢份儿”
站在彩车上,柯马凯显然比梅诺亚能看到更多有趣的画面。
“两边的群众不停地向我们招手,就连拿着对讲机的警察和保安,也冲我们微笑。”
作为友好的回应,柯马凯时而举手摇摆,时而直接鼓掌庆祝。有位尼日利亚的留学生甚至跳起了舞。
一切都是随性发挥。彩排时,他们曾想过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比如“我爱中国、中国万岁,和平万岁”,但一到现场,广场大喇叭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于是,临时改变策略。
徒步游行的梅诺亚同样亢奋,虽然一夜没睡,可还是“YEAH,YEAH”地喊个不停,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或许这也是最后一次,在他的祖国,从未见过这种几十万人整齐划一的表演。
作为外国人,他们不用像中国士兵那样胳膊肘一抬就是90度角,不用像中国群众那样整齐划一。组织者对他们的要求是:可以随意一些,但也不能太随意,毕竟有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场。
柯马凯觉得,这样一来,反倒能体现出中外文化差异。
“走得整齐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强调组织纪律性。小学生上课间操就要‘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据我所知,欧洲、北美的学校很少练这些。”
柯马凯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说,“外国人真跟中国人一样整齐也没意思。就像外国人说相声一样,要跟中国人一样,就不逗乐了。外国人不是很整齐,但也没丢分儿。嘿,大家高兴就行。”
想起绿叶的辛苦,就不累了
对于梅诺亚来说,曾经的等待让他觉得有些漫长。
前一天中午,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在人人网上,他写下这样一段留言:“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岁生日快乐!走方阵的同学们,明天天安门见!”
“同学们”都来自世界各地,清华大学总共挑选了10名留学生。晚上,学校安排他们住在留学生公寓,梅诺亚决定住在自己租的房子,可还是兴奋得睡不着。
凌晨1点打了个盹,一睁眼已经4点了,5点到清华门口,大巴正好准备出发。脸上映着北京秋天的第一缕暖阳,梅诺亚像一个新兵,踏上了这一生最庄严的征程。
校车先将他们从清华接到朝阳公园,主办方随即给他们每人发一大包零食,用来补充能量,因为等待的时间将会相当长。
朝阳公园是集合地点,在那里,他们将和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外企集团等单位的外国人一起前往四惠东,然后再坐地铁抵达最终的等待区东单。
可一看表,还不到7点,而他们的出发时间是11点。
在东单等待出发的时间里,梅诺亚也曾有过辛苦的感觉,但想想中国学生,心里就平衡很多。考虑到在偌大的长安街上,100多名外国人形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势,许多中国学生被安排充当“绿叶”。
“他们比我们练得辛苦多了。”梅诺亚记得,那天去学校,他们就练了两个小时,但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中国学生已经练了好几个月,一次就好几个小时,不论日晒雨淋。“我非常同情他们,我常常在想,他们练这么久,就是为了最后的一分钟。”
其实他们并不无聊,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方阵中总是特别惹眼,有中国学生主动找梅诺亚和柯马凯聊天,练习英文,合影留念,不亦乐乎,末了,还互留QQ和E-mail。
受到青睐的不仅只有说英文的。柯马凯看到,几位土耳其的外国专家也没闲着,他们和新疆维吾尔族的青年正聊得热火朝天。
从30多万人中脱颖而出
参与国庆游行的外国友人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古巴、意大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是人数较多的国家。最小的8岁,最大的70岁。
在北京,常住外国人有30多万,为什么最后脱颖而出的是这100多人?
按照北京市政府外办副主任李洪海的介绍,外籍人士的选择标准主要是三条:自愿报名;照顾国家代表性;本人身体条件允许。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留学生的选拔,基本上都委托各主要高校负责组织。
8月初的一天,梅诺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清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打来的。对方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国庆阅兵游行,他愣了一下,“当时觉得太意外了,怎么可能。”
现在回想起来,梅诺亚说,可能是去年清华留学生春节晚会上被组织者相中的,当时他是唯一的男主持人。
和梅诺亚不同,外国专家的入选有点近水楼台。
最近几年,柯马凯一直是北京市“市民讲英语”的专家顾问,参与北京的菜谱、标志的翻译。有一天,北京市外办给他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他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下来。
外办的人还问他,家人愿不愿意参加。“可女儿在国外,儿子又要准备考试,他们很想来,但都没办法。”
两次彩排,梅诺亚只参加了在北京语言大学的那次。彩车的彩排跟徒步不在一起进行。柯马凯第一次彩排主要安排在长城饭店,一直练到凌晨2点半,但柯马凯却很兴奋,一点都不觉得累。第二次就轻松许多,只在工体进行。
没有彩排的时候,清华大学的老师就跟他们用邮件沟通,说明游行对中国有多么重要性,他们应该特别重视。组织者一再希望他们,事先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希望他们的出现能给全世界一个惊喜,到时候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可能都会采访他们。
可惜,那天,CNN的记者没有出现,中央电视台连个特写镜头都没给梅诺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那天的好心情。
从天安门一路呐喊着走到西单,转头回望天安门,几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梅诺亚说,那是他整场游行“最HAPPY的时刻”。
游行到西单时,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柯马凯饿得难受。整整十个小时,发的东西都没怎么吃。他和一个新西兰朋友步行到附近的长椿街,找了家餐馆点了几个炒菜,庆祝这最激动的一天。
梅诺亚下午回去睡了一会,晚上,又跟朋友出来喝酒庆祝。
中国展示武力,为的是和平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默雷特,阅兵在这些外国人眼中也有不同的解读。
在彩车上,柯马凯的思绪一下子飘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当时,他的父母都是在中国的外国专家,有好几次国庆节,他都随父母坐在观礼台上观看游行。1959年那次,他印象最为深刻。
“那年,我8岁。焰火晚会结束,我和很多小孩一起去捡装焰火的降落伞。那绸子直径有3米长,可以做两身衣裳。有的掉到了树上,就爬上去拿。”
跟50年前相比,柯说,现在的观礼台多了许多,广场上的表演也不像过去分成五颜六色的好多块,而是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组织也更加军事化。
柯马凯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从过去的旁观者,成为游行队伍中的一员,这大概也是柯马凯这一生唯一的一次。“60年是个大庆,下一个大庆就要等1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将近100岁了。”
去年的8月8日,在美国加州的家里,梅诺亚已经和父母见证了一次中国的集体盛宴。父母当时对他说:“诺亚,我们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去中国了,中国人力量太大了,太团结了。”
几年前,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梅诺亚执意要到中国发展,先是学中文,接着又考上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在班里,他是最小的一个,中国同学和老师都喜欢叫他诺亚弟弟,经常关心他的个人生活:“诺亚弟弟,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有女朋友了吗?”
虽然从小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长大,可人在异乡,这样中国式的关心非但没让梅诺亚反感,反而备感温暖。
在梅诺亚这位美国年轻人的眼中,阅兵见证了中国的伟大和进步。
柯马凯这位视中国为第一故乡的英国知识分子却从中看到了和平。“虽然是阅兵,但中国追求的是和平,不是战争。现在的世界并不太平,中国要和平,但不意味着不要武力作为后盾,用来自卫。”柯说,60年前,中国人刚站起来时,就毫不示弱。60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人更有能力保卫自己。
据《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