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夏季，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7000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的辉煌胜利。65年后，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为艰苦的正面强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他以“微观战史”的方式，详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的每一天，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

　　[上期回顾]

　　重夺3号高地，“喷火枪”射手居功至伟。随着远征军的节节胜利，日军已到末日，最后一刻，残存日军士兵精神终于崩溃……

　　最后的清点，远征军损失惨重，指挥官痛哭失声

　　战斗停息后，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忙着指挥把死伤的官兵抬下山去，把日军尸体就地掩埋。在拖日军尸体的士兵中，不时传来哭泣声，有许多人都停下了自己的工作。当时崔继圣觉得鼻子发酸，眼前模糊，站在那里揩抹脸上的泪水。对于那些朝着日军尸体又打又踢，甚至用刺刀扎个不停的士兵，都没有阻止。

　　在一个大碉堡里，崔继圣发现一具日军尸体，头发和胡子完全连在一起，死者身上到处都缠着绷带，而尸体右腿的脚趾还紧紧地抠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崔继圣从他身旁拣起机枪，没有说一句话，注视着他那一张不平静的脸，又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带着传令兵搜山的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一个鬼子伤员，满头缠着纱布，血迹斑斑，坐在小路边。杨金继站在他的上方，居高临下约十多米处，端着冲锋枪指向他，并用日语向他喊话：“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只见这个鬼子慢慢地转过头来，面孔狰狞地瞪了一眼，又把头转了回去。这时，杨金继听到“卟”的一声轻响，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知道鬼子磕响了手榴弹引信，杨金继伸手按下传令兵，扑倒在路边一块巨石后，接着一声爆炸，那鬼子已被炸得血肉模糊。

　　不久又发现了一处沟壑里的隐蔽部，传令兵对着洞口用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子弹，立即听见里面传来女人“哇哇”的尖叫，从里面跑出来一群穿着和服的女子。原来是一群慰安妇，计有11人，其中朝鲜人6名，日本女子4人，还有1名中国女人。

　　在马鹿塘北侧，荣3团团长赵发毕把“全团”还活着的官兵集合在一起。想起一个多月前过怒江时全团三千多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如今却只剩下这寥寥二百多人，而且多数是头部、手、脚、身子有着不同的轻伤，缠着脏污的绷带，已难见昔日军威。他虽然久经战阵，这些天的冲杀更是看多了生死，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哽咽着难以作声。

　　其他几个团也都伤亡很大，第246团团长田仲达、第307团团长程鹏以及第308团团长文安庆、第245团团长曾元三都成了“连长”。可有的团却连“连”也编不成了。第309团的两千余人，是松山之战后期调上来攻坚的。攻克横股阵地后，第103师师长熊绶春打电话来问团长陈永思：“你们团还有多少人？”陈永思捂住他那还在作痛的伤口，低沉地回答：“20个人！”熊绶春先是惊愕，然后忍不住伤感地大哭：“天哪！怎么会只剩下20个人？”

　　据荣2团团长周藩回忆，松山守敌被全歼后，该团第3营官兵归还建制。他们走时有600多人，此时仅剩下18个勇士。这18人中，有一个排长、一个班长、16个士兵，全营牺牲600多人，营、连长全部为国捐躯。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说，自己的7连原有官兵177人，这时连自己在内剩下17人——这是他带着弟兄搭乘飞机从芒市飞往昆明，在机舱里逐个清点的。

　　傍晚时分，在大垭口军指挥所，参谋向李弥报告：副军长，我们胜利了！李弥坐在指挥部外一块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像个木头人，眼泪扑簌簌地滚下脸颊……

　　松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远征军都在松山打扫战场。

　　清点整个战场日军尸体，共发现600余具，不包括在堡垒和战壕内被掩埋者。松山全部日寇仅数十名逃窜四方，有的被我友邻部队俘获或击毙。在掩蔽部内俘虏二十多名勤杂人员及军妓十余人。

　　日军遗留战利品很多，除了大量的机、步、手枪和战刀外，还有105毫米野战炮8门及完好的掘土机、汽车和相当多的骑、炮兵用的骡马鞍具。第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记得，清扫战场的官兵打开了日军在大垭口的一个大仓库，穿上了日军的呢大衣、军服；有的还拿走了食品罐头。第103师熊绶春师长得了一部小汽车，是日军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的专车；设在大垭口的自来水抽水机被第82师王伯勋师长派人拖走；副军长李弥得了一台缝纫机。周彭俊为王光炜弄来了一把战刀和5支日式步骑枪。国军没有“一切缴获要归公”的传统，何况第8军是个“穷部队”，对自己用鲜血生命换来的这些战利品，自然是“分田分地真忙”。

　　此刻，只有那些正在处理掩埋阵亡烈士的卫生人员，仍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之中。腊勐军野战医院的新39师少尉军医黄执中说，他记得当时日军被打死850人，被俘9人，我军则伤亡官兵6000余人。黄执中率队上山掩埋尸体，“挖了3个大坑，分别能装1000人、800人、500人，全部填满了！”

　　年逾八旬的洪绍坤是一位健壮的老人，退休后在昆明一家民营公司做看门人。昔日他曾任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当时司令部派几个参谋和他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上报。他回忆说：

　　“战斗一结束，我们就奉命来到了松山。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一位少将陪同我们去，他叫我们做好准备，因为山上死人的味道臭得可怕……汽车还没有到腊勐，臭味就扑鼻而来，而且越来越浓烈，堵着胸口很难受，仿佛把空气都凝固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我们四处看。我们是走一路哭一路啊，包括那个带队的军官和两名少将。”

　　“松山是由许多山头组成，大得很。凡是有日本人防御阵地的地段，松树都被炮弹炸断或者连根拔起，或者被烧得光秃秃的。每一段坑道，每一个地堡都是经过搏斗才占领的。除了尸臭外，还有火药硝烟和东西被烧焦的味道。我们是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去的，到处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各样姿态的尸体和被炸飞的人头，手脚、大腿随处可见，真是触目惊心。”

　　“山顶上，武器弹药堆成了小山包。士兵们胡子和头发长得可怕，眼睛中曾经燃烧着的火焰熄灭了。士兵们在休息说笑和睡觉，更多的是一个劲地抽烟，在一面破烂不堪的国旗下发呆……”

　　“我们在松山大垭口的帐篷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老是听到‘突突突’的推土机的声音，把耳朵弄得成天嗡嗡的。那是推土机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壕坑和凹地里，然后推土掩埋。尸体堆里有时会发出呻吟或者蠕动，人们就停下来，找到活着的人拉出来再干活。根本不清点人数、辨认尸体和登记胸章，有时甚至把死者随身的武器也一起埋掉。我看不下去了，掩着鼻子跑过去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干。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在一旁的军官把我拉开，说是有的人已经死了很久，如果发生瘟疫那更可怕……”

　　“离开松山，我们又去了龙陵。几天后返回昆明，路过松山时，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还是没个完……”

　　松山传来孩子朗朗读书声：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9月15日这天，由远征军第71军后方部队帮助镇安街地方开办的民众小学开课了，因战争而跟着大人躲进深山的孩子们重回课堂，部队派来了有文化的军人教孩子们读书。德宏州政协退休干部、当年是10岁学童的张国龙记得，3个月来松山那边的枪炮声已经平息，龙陵方向的枪炮声仍不时传来，而远征军在镇安街大坝修建的飞机场已经开始起降飞机，巨大的引擎轰鸣声经常掩盖住了老师讲课的声音。一位军人老师手捧着油印的课本，努力提高嗓门为孩子们领读课文：

　　“第一课：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