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朱德同志之女。1926年生于莫斯科。1941年2月赴苏联学习。苏德战争爆发后，被德国法西斯囚禁在孤儿院，又被押送到德国集中营服苦役。1949年进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1953年10月毕业回国。1954年入党。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教授、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2009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我14岁才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

　　1926年4月，我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爹爹正好40岁。不久，爹爹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的夏天，我姨妈从四川成都赶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从母亲手中接过刚满一岁正在患病的我。

　　直到1940年10月，周恩来伯伯派人把我从成都接到延安。那天，我们乘坐的马车来到杨家岭的山坡下，只见一位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的中年男人，匆匆跑下山坡。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伸出一双大手把我从车上抱了下来。原来，他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爹爹！

　　坐在窑洞暖烘烘的土炕上，我才仔细端详爹爹的模样。他是个大胡子，浓黑的眉毛、坚毅的眼神、向后微微收紧的嘴角，很是威严英武。可是与他交谈起来，他又显得那样慈祥可亲。爹爹很忙，晚上才有空坐在炕上和我说一会儿话。他历数我婴儿时的趣事，还饶有兴致地问起我在成都的生活。

　　没想到，来到延安仅两个月，我又一次告别爹爹，踏上到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来到寒风刺骨的莫斯科大平原后，我的哮喘病发作了。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4个月，我就与20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起，到明斯克参加夏令营疗养。就在到达宿营地的当晚，苏德战争爆发了。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把明斯克紧紧包围，我们不幸落入魔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那天，我被关进了德国集中营。

　　自从在延安见到爹爹，我的心中就像拨亮了一盏明灯。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在德国集中营拍的照片背面，我写下了心中的期盼：“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在指挥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同时，爹爹也常常思念万里之外的女儿。我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了封信寄往莫斯科。不想，这封家书因邮路不通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延安。康克清妈妈焦急地向爹爹提议，是不是通过延安电台向苏联方面打听一下女儿的下落？爹爹平静地说：“现在中国和苏联都经历着残酷的战争，我怎么能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呢？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1946年初，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后，我终于回到莫斯科。1949年暑期，我考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终于可以回国了。

　　爹爹要我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1953年，我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刚回国，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两个月的产假刚满，爹爹就催我去上班。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由于教学经验不足，我遇到了许多困难。爹爹充满关爱地说：“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啦！”

　　爹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正是爹爹的鼓励和严格要求，注定了我勤勉从教的一生。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爹爹退居二线。他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开展调查研究。20多年中，除台湾、西藏、宁夏外，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每次视察回来，他都认真给中央写调查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爹爹一生行伍，时间观念极强。1976年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他像往常一样提前20多分钟等候在会见大厅。因为会见时间推迟，爹爹没得到通知，在开放冷气的房间里等了近1小时。90高龄的爹爹由此引发感冒，又转为并发症，两周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1986年，我离休了。一天，康妈妈和我聊起一个话题：大批复转军人回到地方后，如何更快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于是，我与几位老同志商量，决定办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

　　办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办公设备，没有教师……十几年中，我接受了两次大手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又使我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我与老伴联合几位老同志不懈努力，学校办起来了。我们不仅创办了有完整教学体制的学院，还在全国建了20多所分校和辅导站。多年来，学院培养了8万多名合格毕业生。

　　爷孙轻装去京郊与农民随意攀谈

　　身为共和国的元帅，爹爹的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爹爹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爹爹多次说过：“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直到临终前，还谆谆嘱咐我们“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我的大儿子刘建初中毕业。他热情很高，一定要和同学们去黑龙江农场插队。我有些不放心，周围许多人也问刘建：“你爷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孩子征求爹爹的意见时，老人家非常支持孩子的选择：“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16岁的他，挑不动猪食，常把泔水洒在身上。他泄气地给家里写信，说是想调回北京。爹爹知道后，提笔给他回信：“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说来也巧，当时我丈夫刘铮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也当了“猪倌”。爹爹听说后很高兴，提议让他们父子来一个南北竞赛，看谁的猪养得肥，养得壮，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爹爹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带着我的孩子们到京郊农村去走走。那天，他们爷孙乘上一辆普通的小轿车轻装出发。在田埂边，爹爹席地而坐，很随意地与老乡攀谈。北京郊区的农民见多识广，听着爹爹浓重的四川口音，看着他笑容可掬的神情，有的老乡说：“我怎么看您老像朱总司令啊？”爹爹酣畅、爽朗地笑了。

　　当兵的经历对青年人的成长同样是非常必要的一课。在五六年里，我的5个儿子先后到部队当兵，分散在天南地北。

　　“革命到底”精神激励后辈勤恳工作

　　有位外国记者在参加国庆观礼时问我爹爹：“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爹爹的回答很简单：“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这位记者不由得肃然起敬，并发表文章称赞中国的朱德元帅具有完美的人格。“做一个合格的老兵”也成了我和孩子们的座右铭。

　　1975年，爹爹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有力的大字，用以鞭策自己激励后人。作为朱德的女儿，我时刻感到自己对社会、对家庭有一种强烈的责任，长期以来，我和老伴用“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的模范行动影响自己的孩子。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孩子们都长期在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工作着。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们就用爷爷“从头革命”的经历和“革命到底”的精神鼓励、鞭策自己。

　　我的大儿子刘建从1999年起担任防化研究院副院长近10年，负责行政管理工作。部队在长城脚下，他只有节假日才回家团聚。他说，他要以爷爷为榜样，做一名合格的军人，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

　　我的小儿子刘武是爹爹去世后入伍的，也是从普通一兵做起。他经常出入于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之中。有时道路不通，他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工作，连喝水都很困难……他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33年，他所在的单位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刘武被授予“全军优秀基层指挥官”光荣称号。这枚军功章也是为爹爹120周年诞辰(2006年12月1日)献上的一份厚礼。

　　多年来，江西井冈山、爹爹的老家四川仪陇，多次提出要为他建一座陵园。然而，爹爹却一直安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瞻仰厅里，他和康妈妈的安息地合在一起不足一米见方。爹爹的骨灰盒上镶嵌的是身着布衣的免冠铜像。爹爹虽然没有纪念碑，但他一生光辉的革命业绩已经在人民心中树起不朽的丰碑。

　　(周燕根据朱敏口述执笔整理)

　　据《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