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共和国5岁，张起鑫20岁。年纪虽然不大，却已在新中国的“海军摇篮”里历练了4年。他的海军梦是从南京起航的——1950年，年仅16岁的张起鑫入读海军联合学校，学校就在南京挹江门。两年后，学校迁到青岛第二海军学校（后改名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正是在这里，他被选中成为五周年国庆阅兵海军方队中的一员。

　　在天坛公园住了两个多月帐篷

　　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张起鑫却对当时的“选拔条件”记得清清楚楚：个头不能太矮、也不能太高，必须在1.65米到1.75米之间；相貌帅气、体型要好；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样样得过关。身高1.72米的张起鑫，样样都是上等，顺理成章地成为海军受阅队伍中的一员。

　　“当时海军方队共144人，横排、竖排都是12人，我正好在方队的中心位置。”张起鑫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海军建设才刚起步，十分重视海军人才队伍的培养。几年的基础打下来，正好为这次国庆五周年阅兵输送人才。

　　从7月份开始，所有训练都转到了北京，海军方队的训练场地在天坛公园。“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有专门的阅兵村，天坛公园是开放式的，老百姓能看到我们在训练，我们也能看到他们，有时候还有一些外宾。”

　　北京的夏季酷热无比，在火辣辣的太阳下面就算站着不动，也很快就浑身湿透。

　　当时主要的训练内容是“踢正步”。“一步跨出去，宽度要75厘米，地上早就画好了线；高度是25厘米，拉了一根绳子作为参照，踢矮了过不去，踢高了又‘过’了！”说到这儿，张起鑫特别强调这是“一点都没得商量的”，教官手里拿了根小棍，“腿伸得不直就敲敲腿，胸挺得不直就敲敲胸……”虽然要求苛刻，但他认为姿势很好看，“比现在好看”，特别是抬手与甩臂的动作，“手臂抬到胸前第二颗扣子的位置，离胸口10厘米。”

　　每天从早晨8点开始，除了中饭和短暂的午休，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训练。因为一个方队人比较多，所以训练以班为单位进行。“晚上不是规定的训练时间，但大家几乎都会连着练，每个班都害怕落后。”

　　军纪如山，想多看一眼毛主席都不行

　　10月1日终于到了！“那天凌晨1点不到，我们就集合了，往长安街的东单附近开拔。”张起鑫说，大家本来就兴奋得睡不着觉，个个精神抖擞。出发前吃饭，平时能吃好几个馒头的，谁都不敢多吃，水也不敢多喝，就怕到时候不方便。

　　阅兵服是前两天发下来的，“上白下蓝”，跟蓝天白云配起来别提多好看了。阅兵结束后，这套衣服留给大家做纪念，张起鑫珍藏了好多年。

　　海军方队在走过天安门的时候，虽说盼这一刻盼了好多天，但真正到了跟前却还是有点紧张，“就听一声‘向右看’，大家的头都转了过去。”想起这一刻，张起鑫至今还很激动，“毛主席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扭头就能看到毛主席，这简直是太让人期待了！”但是军纪如山，扭头的方向、视线的角度，一点都不能错位，“多看一眼也不行啊！”

　　1954年国庆阅兵，海军方队是最靓的风景之一。张起鑫特别自豪的是，他们后来被评为全军第一名。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也对海军方队格外称赞，当海军方队通过后，毛主席转过身对身后的海军司令肖劲光说：“海军走得好，走得像一个人一样！”

　　看不到天安门，只能盯着长机

　　南京市中和桥空军干休所的老干部们，对阅兵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有不少人是亲身参加过的。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老人们也很奇怪，为什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呢？昨天记者在干休所内见到王文臣和申广顺两位老人，听他们讲述了1959年的国庆阅兵，那是他俩最后一次参加的阅兵式。

　　王文臣，现居南京。曾参加1951年、1953年、1959年的国庆阅兵，担任飞行员。

　　申广顺，现居南京。曾参加1955年、1957年、1958年、1959的国庆阅兵，担任飞行员。

　　飞行靴里能倒出汗水来

　　“我们都82岁啦！”见到记者时，两位老人首先自报家门。两位老人生于1928年，王老是山东人，申老是河南人。两人的经历十分相似，在十六七岁时参军入伍，后来因为身体条件很好，都被挑选去学飞行。人生几何，如若有幸参加国庆大典，那是一生的荣耀，而王文臣和申广顺还不止一次。1951年、1953年、1959年，王文臣参加过三次，申广顺则是1955年、1957年、1958年、1959年四次参加。

　　1959年，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十个年头，所以国庆规模更胜从前。

　　当时申广顺所在的空军某部就驻扎在唐山机场做日常训练，王文臣和他的战友则是从别的地方转场到唐山去集训。

　　“编队合练那是很辛苦的。”回忆起往事，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因为训练主要是在夏天，当时飞机上又没有空调，阅兵又是800米低空飞行，难度系数很大，尤其是充当僚机的飞机和机组人员，更是吃尽了苦头！因为飞机编队要求机与机之间的距离很小，“跟前面飞机大概相距45米”，喷气式飞机所排放的尾气与气流对后面的飞机影响很大，“僚机会被气流冲得抖，所以驾驶时手要死死地握住方向盘。”天气酷热，几个起落下来，“我们的飞行靴里都能倒出汗水来。”

　　多次参加国庆阅兵，天安门一眼也没看过

　　1959年10月1日早上，北京天安门前人头攒动，首都群众早早地就等在了街面上。王文臣、申广顺正在距离天安门好几百公里的唐山机场整装待飞，唐山机场是机群起飞、降落的地方。

　　“在机场飞机是一架一架起飞，飞到空中再排队形。”申广顺用双手比画着说，在空中每5架飞机编成一个“人”字，全部排好队后，再飞往北京。航线都是固定好的，每架飞机在什么位置，也都是事先演练了多少遍的，“我们飞过天安门时，要控制在800米低空的一条线上，一下就飞过去了，估计也就几秒钟。”王文臣开玩笑道：“我们本来以为去参加阅兵式，可以看到毛主席，结果光看长机了。”

　　就这样，王文臣和申广顺多次参加国庆阅兵，却是连一眼天安门都没有看到。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陈英 郑春平

　　他俩吹响1984年阅兵的第一个音符

　　1984年，20岁的陈远年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成都军区某部工作，适逢成都军区按照国庆35周年大阅兵要求组建军乐集训队。擅长演奏单簧管的陈远年被推荐参加军区的选拔。考试那天，陈远年却因为会吹萨克斯，当场被拍板留下了他。

　　与陈远年的经历类似，这一年，在南京军区后勤部服役的何光，被选拔进了南京军区军乐集训队。不过，在进行选拔考试时，他使用的乐器，正是陈远年放弃的单簧管。

　　陈远年，现为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曾参加19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担任联合军乐团萨克斯演奏。

　　何光，现为安徽寿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曾参加19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担任联合军乐团单簧管演奏。

　　身板笔直，脸像黑炭，一看就是参加阅兵的

　　6月份，陈远年和何光随各自集训队来到北京，与来自全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集训队一起组成联合军乐团，驻扎在清河二炮文工团附近。9月，联合军乐团开始与42个受阅方队进行合练，每次从住地清河往返几十公里抵达阅兵村所在地——昌平沙河机场。

　　“每天训练下来草绿色的军装都会留下深深的汗渍。在成都大多是在室内练习，到了北京却大都在室外练，没几天脸就晒伤了，开始脱皮，成了花脸。”陈远年回忆说。而何光更直接，把自己当时晒伤的脸称作“阴阳脸”。

　　一次，陈远年和几个战友利用休息时间到王府井观光，在书店买了一张《天鹅湖》黑胶唱片，可后来买其他东西时把唱片落在了柜台上。“走了好远了，营业员追上来把唱片还给我，非常热情，她说，‘你是阅兵村的吧，一看就知道。’我们那时身板笔直，脸像黑炭。”

　　阅兵时，鸽子的排泄物落到了身上

　　大阅兵那一天很快就到了。

　　陈远年和何光所在的联合军乐团跟着军鼓的节奏率先进入广场。他们站在国旗旗杆下，面对天安门城楼。快到10点钟时，整个天安门广场突然一片沉寂，好像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侧耳等待。接着，他们一起奏响了35周年国庆阅兵的第一个音符，盛大的阅兵开启大幕。

　　和平鸽呼啦啦地从军乐团队员头上飞过，一只鸽子停在了何光的帽檐上，它们也停留在许多队员的肩膀、帽子上。同时，它们的排泄物也落到军乐团队员的帽子上，眼镜上，衣服上，“我们面不改色，继续演奏。我们熟练地将身体重心在左右脚之间不停地变换，但身姿不动，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

　　那次阅兵，陈远年和何光还见证了一个“历史事件”的诞生。11点过后，开始群众游行，大学生方队走到天安门金水桥东华表时，队伍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横幅，上书“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我当时挺紧张的，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呢？可现场观众的反应很热烈，小平同志也对着那个方向在微笑。第二天，相关照片就出现在国内外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这惊世一举，成了经典了。”

　　受阅人员要经过金属探测器检查

　　1997年，19岁的王通化考上了被誉为“中国西点军校”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开始了军旅生涯。1999年1月的时候，学院决定在97级和98级两个年级中挑选学员，组成方队参加国庆50周年大阅兵。王通化毫不犹豫就报了名。

　　经过两个多月的校内训练，3月25日左右，大连舰艇学院方队的学员近400人进驻昌平的沙河阅兵村。

　　王通化，现任《解放军生活》杂志编辑。曾参加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兵，为大连舰艇学院方队队员。

　　为补充体能，海校喝红牛，空院吃咸菜，陆军喝放了盐的绿豆汤

　　阅兵村的训练尚未开始，王通化就和战友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要重新学习叠被子。“和陆军不一样，我们海军叠被从来不叠成‘豆腐块’，因为在海上，船体比较颠簸，‘豆腐块’容易被甩下来，所以，我们平时就是把被子平铺，用绿色的军毯覆盖起来。”王通化和战友们忙活起来，可不管怎么叠，就是不如空军和陆军的被子那样被叠得板板正正、棱角分明。当这些问题都解决后，阅兵村的训练开始了。

　　训练时，学员们被要求具备“两桶汗水”的精神。时间到了5月份，北京的气温开始直线上升。六七月份，空旷的机场水泥地的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了70℃，机场上的气温亦达到了40多℃。学员们身上不停地流汗，为了补充体内的盐分，医生要求他们喝盐水。“太难喝了，我们都不愿喝。但我们的区队长会不时地检查，从水壶里倒一点水在壶盖里，喝喝看。我们摸到诀窍了，就用壶装淡水，把盐都抹到壶盖弯弯角角的缝隙里。后来，我们的‘伎俩’还是被识破了，被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外加罚摆臂一千次。”

　　为了补充学员们的体能，阅兵村的伙食很好。“但伙食经费还是按照平时标准下拨的，海军和空军的标准高一些，陆军的标准就相对较低。虽然各方队的伙食不一样，但缺盐确是共性。”所以，各队都在想办法补充队员的体能。王通化他们每次间餐都会补充蛋糕，外加一瓶当时非常流行的功能饮料红牛，一瓶需要五块钱。空军方队则准备了几大盆咸菜，一解散，队员就会直扑咸菜盆，就着蛋糕吃咸菜，而陆军方队就会喝着放了盐的绿豆汤吃面包。

　　阅兵礼服的裤管上沾的泥点子至今舍不得洗

　　“我们的训练从刚开始时一排排地练，到后来几排合练再到后来整个方队练，时间到了八月下旬，阅兵村的训练开始方队与方队合练。”在国庆大阅兵之前，阅兵队员们曾经三次去天安门广场演练。“都是在下午的时候，军车好几百辆从沙河阅兵村出发，沿途有许多群众围观，当时的感觉特别神圣。”

　　王通化终于等到了国庆那一天。“凌晨三点就起床了，参谋还拿着金属探测器清查物品。其实，真正到了这一天，也没觉得什么特别，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激动劲还没过去呢，方队就走过去了。”

　　至今，王通化还保留着参加阅兵时的白色礼服。这件礼服的裤管在阅兵那天沾上了许多零星的泥点子。十年过去了，泥点子依旧“点缀”在雪白的裤管上。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