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们需要说话，有话可说，也愿意听人说话的时代，央视的“实话实说”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收视率不佳。我想，这不是“实话实说”是否适应时代的问题，而是“实话实说”是否被允许适应时代的问题。

　　“实话实说”栏目死掉了。央视停播了十几个栏目，唯有这一个栏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未必可以被视为对“收视率不佳”的反驳，但足以说明它所受到的哀悼。只是，这哀悼也未必是送给栏目本身，而可能是送给“实话实说”这个词语。

　　作为一个栏目，央视的“实话实说”有多少人收看，这可能确实成了一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得到一张收视率的列表，所以，无从知道这个栏目的收视排位。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权且相信收视率成了这个栏目生死攸关的指标。于是哀悼这个栏目的人，可能本身也不是它的观众，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它近几年的观众。

　　这样说，可能就会把问题归结到制作群体身上。这个栏目有过崔永元时代，后来进入了和晶时代。确实，作为一个主持人，和晶从来没有获得崔永元那样的成功。不过，我们又怎能肯定崔永元不是“见好就收”，怎能肯定这个栏目成功与否是制作群体可以决定？何况，崔永元曾经染上抑郁症，这是否因为“实话实说”承载了太大的负担？

　　我无法了解“实话实说”栏目所面临的压力，不过，我们每个人都身在中国，有些人身在媒体，更多人是媒体的受众，所以，大概都能够明白一个媒体，尤其像央视这样的媒体，每周请一帮“群众”在电视上讨论一个问题，看似从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定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一定不像播出时所见的那样从心所欲。

　　“实话实说”栏目只有过两个主持人，也就是“二世而斩”，一个是“开栏英雄”，收获了名声；一个是“亡栏之主”，将品尝失败。而“收视率”的理由，也就是“不受电视观众（换言之，是电视前的人民群众）欢迎”，估计可以使整个制作群体尤其是主持人显得尴尬。但这一份尴尬是他们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的吗？和晶撰文“不要拿收视率说事”，表达的就是一种抗议，这篇文章是要说，有太多制作人不可控制的因素，使得栏目无法赢得收视率。你让它无法赢得收视率，再以收视率不高来评判，道义上自然有些问题。

　　然而，对一个栏目的悼亡是一回事，这个栏目该不该亡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固然可以理解制作人、主持人的艰辛和隐衷，但仍然需要接受一个收视率不高的栏目的死亡。只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是收视率到底是不是电视栏目存亡真实而且全部的标准；另一个问题是电视观众是否确实演变到了不接受说话节目的程度。

　　可以肯定地说，电视在中国的属性，它被加予的使命，远不是“收视率”这三个字可以涵盖，收视率是有前提条件的。电视观众接受谈话节目，也是肯定的。这一点，只要看看言路稍显多样的电视台有多少说话节目，又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就可以知道了。

　　在一个人们需要说话，有话可说，也愿意听人说话的时代，央视的“实话实说”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收视率不佳。我想，这不是“实话实说”是否适应时代的问题，而是“实话实说”是否被允许适应时代的问题。也许，观众确实远离了“实话实说”栏目，这肯定不是观众的错误，而是栏目没有如其所标举的那样实话实说。为什么没有那样去说，这可能不是一个操作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

　　很多人说现在是娱乐时代，电视节目就是娱乐节目，“实话实说”因为符合娱乐时代的风尚而消失。我无法同意这样的意见。

　　现在是娱乐时代，看起来确实是这样，不过要看一看，娱乐时代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时代没有了问题，从而自自然然地开始了娱乐，还是很多问题未能展开，过剩的精力被定向地引到娱乐上来。与各方面都已经过了长期发展的国家一起享用意义消解的后现代精神、共处娱乐时代，这是在梦游呢，还是在真实之中呢？娱乐是不是一种聪明的设计，让人获得舒适而又安全的感受，避开了我们现实的处境？电视节目就是娱乐节目，看起来有些像。然而，这很有可能是人工浇铸的娱乐时的造作风景，其中堆积的是可以复制的欢笑贴片。如此，这是一个真实的时代，还是实话实说不可得之后的规定表情？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