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似乎不期而至，却又那么势所必然。这场波及珠三角和浙江乃至四川的民工荒，让很多人忧虑产业转型和升级不及时，实在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民工荒”的出现，可说是民工长期权利贫困的必然。

　　“民工荒”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视角去解读它，我们就会离题太远、一无所获。当下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通过加薪等方式吸引民工回到流水线上，而是要为他们设计一种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工作环境，让他们摆脱权利贫困，能够融入城市，找到回家的感觉。温州正在尝试的公有民办公益学校，主要服务于民工子女。它不仅是办学模式的转变，也让城市在外来工面前更像一个“家”。有了家园的温暖，有了生根的安全感，还有多少人会不管不顾地离开这片土地呢？

　　订单回暖，民工荒却来了

　　首先感受到这轮民工荒的，是珠三角的外贸加工企业。9月21日《信息时报》的报道说，近期珠三角企业出口订单增加，但却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开工。

　　其实《中国证券报》早在9月14日就做了相关报道。第二天，《现代快报》发表一篇评论——《新用工荒或是民工无言说不》。作者在文中提到：新的民工荒出现，实质上是那些被裁员回家的农民工在作出无言的回答——开始有人不想再接受候鸟式的打工生活了。

　　但此轮的民工荒不仅局限于珠三角。据9月22日的《青年时报》报道，民工荒也出现在了浙江。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总需求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仅35.4万人，用工缺口高达25万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9月21日的央视《经济半小时》告诉我们：在民工输出大省四川，居然也出现了民工荒。成都市就业局人力资源市场每天提供700多个岗位，但能够达成意向的也就200个左右。

　　“民工们去哪了”，这是央视在报道中提出的疑问，其实答案并不复杂。一是部分掌握了技术和有一定资金积累的民工回家创业，办起了小企业，并吸纳就业。二是随着沿海地区制造业重心向内地转移，包括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制造业这几年也发展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民工开始就近打工。

　　针对这样的现象和成因，9月23日的《齐鲁晚报》有一篇评论称“如此民工荒真是好现象”。作者认为：中西部和北部地区的企业发展引发的民工荒，对珠三角等地的企业和政府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升级才是经济发展方向。

　　民工兄弟们在向谁“说不”

　　老实说，我真的很不认同“如此民工荒是好现象”的论断。那些不愿返回发达地区的民工兄弟们，并不只是在对企业主们“说不”，而是在对长期以来的权利贫困“说不”。他们想要的，并不只是加一点工钱，而是民工群体权利的整体提升。

　　9月23日《重庆时报》一篇评论的标题说得好——民工荒是用脚投票的权利倒逼。作者指出：在企业与社会的双重权利漠视下，农民工基本处于“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状态。当民工二代有关工资、福利、就业环境等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之时，民工荒就成为必然，金融危机只不过让这个拐点提前了而已。

　　同一天的《公益时报》则发表评论认为：民工荒应激醒农民工的国民待遇。作者指出：农村劳动力资源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供给能力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现象，而是长期性、根本性矛盾。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的破灭，值得反思。进而也必须追问：民工荒能否打破“城乡分治、二元结构”的现状，能否使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支付国民待遇的拐点？

　　我很赞同这两位作者的观点，不愿回发达地区打工的民工兄弟们，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藩篱的城乡流动环境，是一个可以融入的城市，是跟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福利的国民待遇。

　　“温州试验”值得认真解读

　　温州人真的很聪明，当其他发达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主们连呼“民工去哪儿了”的时候，他们却在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情——兴办主要服务于民工子女的公有民办公益学校。《中国青年报》9月22日的一篇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这种全中国只有5所的特殊小学。这些学校的经费由政府、企业和家长共同承担。但总的来说，家长只需要承担很小的一部分。更值得赞赏的并非这所学校的公益性质，而是校方对民工子女的称呼——“新公民”，这所学校也因此有了另外一个称呼“新公民学校”。校方提出这一称谓的初衷是：培养孩子们的公民意识，让他们尽快融入所在的城市。虽然公民并无新旧之分，但在现实语境下，“新公民”的称呼，的确要比“外来工子女”要亲切得多，也有尊严得多。

　　我在想，那些在“新公民学校”上学的孩子，他们应该会比父辈拥有更多融入当地的机会，那一座座流光溢彩的城市，对他们而言，也不会再显得那么陌生。“我家在温州”，很多孩子可能会由衷地说出这句话。孩子的归属感，往往即大人的归属感。这种生根的感觉，又有多少民工兄弟愿意舍弃呢？

　　温州的试验，给了我们一个全面提升民工权利的契机——原来给民工兄弟们提供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