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前的最后一个傍晚，毛泽东率全体政协委员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一个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的崭新国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铭记构筑她的基石——千千万万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牺牲的人民英雄。
又一个甲子过去。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共１７５万余人。然而，据估算，仅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先烈就有约２０００万人。
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标记着共和国的起点和一路走来的漫漫征程。
共和国的奠基者——他们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他们生命的彩虹，化作五星红旗上最鲜艳的色彩
一对汉白玉铸成的风帆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徽，高扬在于都河的波浪之上。
在八路军出师抗日的黄河堤旁，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长江岸畔，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它们不约而同地以帆作碑，似乎寓示着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革命的航船是如何于惊涛险浪中驶入新中国幸福的港湾。
７５年前的１０月，就在于都渡口那个后来竖起纪念碑的地方，时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目送着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长征结束时，有１６．６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长征路上。没有参加长征的刘伯坚，也在中央红军出发５个月后被害。
刘伯坚留下遗书：“我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这茫茫夜色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穿透黑暗，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成立之初，这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就确立了“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但，新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通向民主共和国的路究竟有多远？
牺牲每增加一分，中国就向着答案迫近一步。２８年的艰辛探索中，多少像刘伯坚一样的志士为理想而捐躯。
李大钊被害时年仅３８岁。这位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曾预言：“不出十年，红旗将飘满北京……”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中所述，何尝不是日后新中国的写照？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倒在抗日烽火中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
在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时，１９岁的战士董存瑞托起炸药包、高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让敌人的碉堡和自己的身体一起消失在了冲天的火光中……
没有谁，比这些革命者更热烈地期盼着新中国的到来，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
即使是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时刻，仍然有不少烈士在黎明时倒下。此时，重庆歌乐山上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仍关押着大批共产党人。
１１月２７日的最后一场大屠杀结束时，３００多名革命者倒在了晨光就要撕破黑夜的时刻。
３天后，重庆解放。四川全省的棺木，被紧急调往山城……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凌晨，共和国即将迎来第一个黎明。直到４点多，毛泽东还没有睡意。
他对卫士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共和国的保卫者——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他们用自己的倒下，高擎起民族不可侵犯的高贵和尊严
青松掩映着的石壁之上，红漆铭刻着中国军人的名字——
黄继光、朱有光、王万成、邱少云……
这是朝鲜的五圣山，中国人熟知的上甘岭。
半个多世纪前，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在内的１１万中华儿女，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新中国建立了，老家也分房分地了，我就该回家种地享太平了。”当年的志愿军第１５军４５师１３５团７连连长、８３岁的张计发回忆说，新中国成立时，他正在广西追歼国民党残敌。
张计发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他的最后一仗。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军开赴朝鲜。
“看到沈阳的大烟囱，感觉祖国真伟大，不能让美国鬼子破坏了。等到过了鸭绿江，看到朝鲜新义州被炸平了，我们更是定下决心，就是死在朝鲜，也不能让敌人占我们祖国的一寸土地！”张计发回忆说。
上甘岭战役的第一个晚上，敌人在阵地上留下４００多具尸体，１６０多人的７连伤亡一半。
６连副连长李德斌找到张计发说，现在我听你指挥，我连只有我一个人了。２９师前来支援的一个连一路打到团指挥所报到时，也只剩下一位副连长……
上甘岭的其他阵地，同样满山英烈。
１０月１９日夜，２１岁的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
此前的１０月１１日夜，同样２１岁的邱少云在奉命潜伏时，被敌军的燃烧弹点燃了身体。
邱少云纹丝未动。硝烟散去，英雄匍匐处，只剩下一双深深插入泥土的手。
那双手，仿佛是伸向大地的问号与惊叹号——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士兵？！
无论是否获得勋章与称号，志愿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他们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新生共和国的安全，把拥有先进陆海空军和原子弹的美国人打到了谈判桌边。
正如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言，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无论他们面对的是侵略者、还是其他威胁。
今天，中国万里边防虽无战事，却并不意味着没有牺牲。６０年来，仅在西藏边防因公牺牲的官兵就达１万余人。
仍然是这支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在洪水袭来的１９９８年，痛失高建成、李向群；在抗击非典的２００３年，李晓红献出了生命；在抗震救灾的２００８年，烈士名册上又多了邱光华、武文斌……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不仅是武装军人。
任长霞、谭东、盖起章、杨松林、雷宏……公安部的数字表明，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０９年上半年，１０７６８名民警光荣牺牲。
他们的战友们，仍在守护共和国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
共和国的建设者——他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他们献身的事业，是今日一切幸福的源泉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新中国国庆５０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在受到表彰的２３人里，７人已经不能亲自来领取那金光闪闪的勋章。人们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并不熟悉的名字：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勋章的郭永怀。此时，距郭永怀遇难已有３０年又９个月。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曾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在“向科学进军”的召唤下，包括郭永怀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纷纷从海外回国。
“我们那批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回国。”郭永怀的夫人、９０岁的中国科学院教授李佩说。
日本飞机在中国大地上的狂轰滥炸，促使郭永怀从光学转学航空，后留学美国。
在日后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一文中，郭永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一到康奈尔大学任教，郭永怀就声明，我迟早要回中国的，不要让我从事机密的研究工作。美国移民局让他加入美国国籍，被他拒绝了。
回国后的日子异常忙碌。研制核武器，紧迫而神圣的国家使命下，郭永怀的头发很快变得花白。郭永怀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形成了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三大支柱。
对于丈夫的秘密工作，李佩毫不知情。每次去青海的试验基地，郭永怀只是说“我要出个长差”。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注意到，这次出差回来的郭永怀特别高兴，常常同时“消失”的王淦昌特意请郭永怀夫妇去家里吃饭。
李佩猜出了丈夫工作的内容。多年后，人们告诉她，在巨响惊醒大漠的那一刻，郭永怀泪流满面，瘫倒在地。
最后一次返航，郭永怀却没有归来。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５日，郭永怀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他说。
飞机不幸失事。
唯一的幸存者回忆说，在飞机失去方向的刹那，有人高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
人们从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烧焦的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就在科学家们进军科技高峰的同时，新中国的筑路大军正在攀登地球之巅。
１０余万以解放军为主的藏汉军民跨过高山与天险，筑成了平均海拔４０００米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全长２４１３公里，平均每一公里，至少有一名官兵牺牲。
一座士兵雕像矗立在海拔５２３１米的唐古拉山口。他如同一座无字碑，诉说着生命的价值和庄严。
在共和国的每一处山川河流、每一片丰收田园、每一座伟岸建筑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耸立着这样的丰碑。那就是崇高，那就是永恒。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张宗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