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周恩来
、机器都是超负荷运转，大小机器全部开动，连备份机都用上了，机器一旦出故障，更为紧张，彻夜赶修。值班、抢修机器，每天24小时连轴转，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在原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刘长明的记忆中，那一段时间电报特别多，电报员每天收发电报的频率比往常高好几倍。“西柏坡作为指挥300万军队的大本营，与全国各地区、各战区的往来电报，像雪片一样，昼夜不断，分秒不停。”
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赵福山告诉记者，在几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发出了408封电报，平均每个月收发电报的总字数达到140万，组织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重大战役，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大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谱写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三大战役电报手稿
资料图片
进京首日，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CFP图
最小的军事指挥部
从1948年7月底开始，23岁的刘长明脑袋就没怎么挨过枕头边儿了，困极了，就在总参谋部的作战室靠近地图的那张桌子趴一会儿打个盹。从那张比例1：500000的全国战区图上，各个战场的局势一目了然。从地图上看，把战争比喻成下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在这张棋盘上每挪动一个子儿，调动的都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人马。
“进入7月以来，东北战场的格局一变再变，周恩来有时亲自在那张地图上用红蓝毛线圈了又圈。”原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刘长明回忆说，“当时，我就意识到在东北有场大仗要打了。”
两年时间，东北的解放军已从刚入关的13万增至100万。就东北而言，已形成我强敌弱的态势。刘长明意识到，毛泽东在一年前所说的大决战就要从东北拉开帷幕了，这使他一点都不敢马虎。“毛泽东和周恩来常常深夜突然把我叫过去要材料，”他只好把中央军委作战室当成宿舍。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大院，毛泽东、刘少奇同志旧居之间，有这样一座土坯垒就、灰沙砸顶的小平房。它坐北朝南，建筑面积只有69.4平方米。“这4间平房就是中央军委作战室。”西柏坡纪念馆研究人员赵福山带领记者走进平房时说，著名的三大战役就是在此指挥的，“这也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这个小土屋内，北墙上挂着一幅硕大的军用地图，是解放战争的形势要图，上面纵横交错的标志还在向人们展示着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
屋内，整齐地放着三套油漆斑驳的桌椅，当时分别代表三个科：西边是作战科，中间为情报科，东边是战史资料科。刘长明说，当年，这个屋子里的工作人员仅有十几名，后来增加到20多人。屋内还有一部电话，是当时中共中央与中央机关联系的主要通信工具。
“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周恩来风趣的话语，刘长明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就是通过发往各个战区的电报来遥控这场战争。“很难准确统计，在西柏坡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究竟向各地发出了多少份电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王聚英说，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在此期间从未亲临前线，却总是能够对战场形势作出最准确的判断。
在当时，即使是西柏坡的村民，大多数也并不清楚，三大战役的最高指挥机构，就在自己身边。事实上，中央工委早就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只不过对外的名称叫做“劳动工人大学”。刘少奇则化名“胡服”。西柏坡一位村民说，“听老辈们讲，当时看到村子里架起了密密麻麻的天线，人来人往，就知道来了‘大干部’，可真不知道是谁。”
“如果电波是有形的，那么1948年的西柏坡就会被一张电波交织的大网严严实实地罩在下边。”刘长明说。
除了总参，西柏坡宁静依旧。除了不断传来的前方战场上的胜利消息，这里的人根本没有战时的感觉。一直到共和国成立，一些从这个大本营出去的人在刘伯承任院长的军事科学院的课堂上才真正知道，他们在西柏坡一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电报解决锦州之争
西柏坡炎热的夏天，毛泽东有时会搬到恶石沟小河边树荫底下去午睡。“他对即将发生的大战很有信心，但是来自东北的消息却不尽乐观。”刘长明回忆道，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反复研究过无数次了。打锦州，把卫立煌堵在东北，让他出不来，然后关起门来打狗，将48万国民党军队消灭在东北，这样就可以腾出100万的机动兵力投入后面的总决战。
但前线最高指挥官林彪却舍不得放弃已到嘴边的“羔羊”，力主先打围困已久的长春。毛泽东一口气回复了30多封电报，有些电文长几千字，而间隔只有一两个小时。林彪最终接受了中央军委的意见，东北野战军将锦州围了起来。
围起锦州还没打，关内傅作义的军队动了。只带了7天给养的林彪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当时被林彪比喻为“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
这一突变，也令毛泽东着急，“他盯着地图上那个鸡脑袋的位置，不住地抽烟。”刘长明说。
9月7日，毛泽东电报明示：“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锦州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10月2日黎明前，毛泽东交给电报员的电报画了“AAA”，要东野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可能增加的或山海关外的援敌。
第二天，毛泽东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也坚持不下去，整整一天都在等锦州的消息。下午，林彪的电报终于来了，却重提回师长春。
毛泽东看完后，一掌把电报拍在桌子上，口里不停地说：“这个林彪，这个林彪。”一边使劲儿地抽烟，一边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夹着香烟的两个手指熏得发黄。
10月3日凌晨，毛泽东把一份右上角画了“AAAA”的电报让秘书送给电报员。4A电报，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级别最高，它的含义是“十万火急”。
“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却又不敢打……”
这封电报中一连用了三个“不敢打”，人们不难感受到电报起草者难以掩饰的怒火。这可能是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在西柏坡发出的最著名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手稿如今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三大战役展室展出。
刚发完这封电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电报：“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十天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4日，毛泽东连续发出2封批评电报后，终于等到了林、罗、刘决定“仍打锦州”的电报，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在悼罗荣桓的诗中还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虽然无从考证打锦州时毛泽东的具体反应，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的编剧在片中设置了这样的细节：主席拿一个梯子就上房了，他在房顶上看，房下人问他：“你看什么呢？”“我看锦州，10点半还没打进去，哪个部队啊？”别人说：“你已经问了8遍了。”
这样一场关系到战争结果乃至历史走向的争论，仅仅用了两三个小时，凭着几封电报便解决了。
然而正是这两三个小时，“毛泽东寝食难安，端到他屋里的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都不见他动一筷子。”刘长明回忆说，如果说那交织在西柏坡空中的电网是无形的、不可捕捉的话，那么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饭桌上则可见战略决策的酝酿与形成有多么不容易。
10月16日，毛泽东叫警卫员李银桥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吃，锦州之役胜利了。
接下来，胜利便势如破竹，整个东北迅速解放。据赵福山统计，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共拟就了77封电报，其中指挥锦州之战达50多封。辽沈战役，使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总数上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敌军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上升为300余万人，从而改变了敌军长期居于优势的局面。
“不要事事请示”
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948年11月6日,毛泽东等又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打响了淮海战役。
当时，徐州刘峙集团80余万
人，密集于以徐州为中心的东起海州、西至开封、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区域内，依托陇海、津浦两路机动增援迅速。人民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的兵力为华东野战军36万人，中原野战军15万人，以及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部队，总兵力约60万人。
国共双方均对此战寄予期望。蒋介石声称：徐蚌会战是政权“存亡最大之关键”。毛泽东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战斗打响前半个多月，毛泽东就给淮海前线发去电报。”刘长明说，在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首要突击方向：一是指向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割断刘峙的一条臂膀；一是指向徐州、蚌埠之间的战略枢纽宿县，切断徐州国民党军唯一的陆上退路。旨在首先将其分割成几块，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毛泽东依旧电报指挥千里之外的部队，但与辽沈战役打锦州时事无巨细地过问不同，对淮海战役，毛泽东更多地放权给前线的指挥官，他还给粟裕发去电报：“……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淮海战役原定11月8日晚发起攻击，粟裕发现敌军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李弥兵团由碾庄圩、曹八集西移徐州；住海州的国民党军四十四军西移新安镇，归黄百韬指挥；黄百韬兵团有西移的迹象。隐蔽在冯治安部第三绥靖区的地下党员张克侠、何基沣要率部起义。
根据上述情况，粟裕认为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他当机立断，决定将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的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晚发起攻击。他一面将作战部署及提前发起攻击的时间，上报中央军委、邓小平、陈毅、华东局，一面下令部队按新的作战部署执行。后来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及时正确的，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在解放军锐利攻势下，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新镇地区陷入重围。11月22日，他的17万人马，弹尽粮绝，全部被歼。
“未经中央军委同意，擅自改动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很可能被认为无组织、无纪律。”谈及电文，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王聚英认为粟裕请示理所应当，然而毛泽东的“不要事事请示”的复电更体现了远离战场的指挥者高超的指挥艺术与宽广胸怀。
淮海战役中，前线指挥部共接到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命令64封，内容主要是作战方针，具体部署大多交给一线作战的指挥官。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1948年11月23日至1948年12月15日），总前委提出以歼灭由平汉路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为上策。收到电报后，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兵团，并回电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根据战势的变化，总前委决定采取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方针，先歼灭黄维兵团。为此，集中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和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及特纵一部，对拒绝投降的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全歼该兵团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
到1949年1月10日，粟裕和邓小平、刘伯承的两支野战军，硬生生“吃”掉了国民党军队55万余人。60万打败80万，被毛泽东喻为“一锅夹生饭”的淮海战役的胜利，就这样在西柏坡与前线往来的充满信任与主动灵活精神的电文中诞生了。
智取平津
就在淮海战役鏖战期间，毛泽东又看准了华北平津一带的战场，指挥刚取得辽沈战役胜利不久的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于1948年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
作战先从西线打起。当夜，华北第三兵团对柴沟堡等地发起攻击。傅作义立刻命令部队驰援张家口，并调原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12月5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两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部队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兵力增防北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接着，东北先遣兵团占领了怀来、康庄、南口。
“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刘长明说，在西柏坡简陋的指挥室内，毛泽东断言这种形势“对于大局极为有利”。
1948年12月11日一天内，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8封给林彪、聂荣臻等部的电报，要求各纵队提前入关，于12月20日至25日取神速动作“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务使敌人不能跑掉”。同时，电示华北的第二兵团，部署在张家口、新保安附近的平绥线上，堵住敌西逃的道路。
“这8封电报，后来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刘长明说。
如何作战上，电报均作出了具体部署：“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在完成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指挥东北、华北野战军依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对蒋、傅两系近60万之众部署在1000多公里防线上的“长蛇”开始“剁尾”“斩头”了。首先围攻张家口，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调出敌三十五军，在新保安歼灭了这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部队，随后歼灭张家口、天津之敌，最后以9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
对这样的作战部署，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1949年1月14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15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13万人。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在我重兵威慑和政治争取之下，接受和平改编，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
没有一封电报被敌人破译
西柏坡纪念馆半景画展馆和大决战展厅之间的走廊很独特，因为墙上刻满了电报报文，这些刻制的“电报”来源于当时的电报原样。整个电报廊长56米，展出电报37份，多为毛泽东亲笔所书。
一封封电报的右上角，标有不同数目的“A”。赵福山说，在移驻西柏坡前夕，由于往来电报偶有丢失，经毛泽东同意，形成了文件的圈阅制度，即阅过文件的人，签上自己的名字、日期，并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画圈为证”。而毛泽东在签发电报、文件时，有他自己独特的方法来表示急缓和密级：4个A为特急电报，限6小时内发出；3个A为加急报，限一天内发出；两个A为急报，限两天内发出；一个A为平报，限3天内发出。
有时，“A”后边还缀个“毛”字，表明是毛泽东的电报，要立即发出。三大战役期间的电报多为“AAAA”，也有“AAAAA”或“AAA”的。4个“A”以上的表示刻不容缓，须立即送呈周恩来，随即签发。
以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为中心，各主要部门星罗棋布分布在附近的各个村庄。众多部门中，驻在通家口村（后搬到郜家庄村）的军委三局、驻在东岗南村的军委二局和驻在东黄泥村的中央社会部是三个异常重要的部门。军委三局负责通讯，后两个部门则是情报机关。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全国各解放区、野战部队、敌后根据地以及敌区我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要靠“三局”的电台来实现。
当时，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西柏坡没有电台，电台都设在周围的村子——南庄、北庄、通家口、窑上、东西岗南等村。外地来的电报，电台接收后送到西柏坡的中央大院；中央给外地的电报，也要通过周围村的电台发出。
刘长明说，“人员、机器都是超负荷运转，大小机器全部开动，连备份机都用上了，机器一旦出故障，更为紧张，彻夜赶修。值班、抢修机器，每天24小时连轴转，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西柏坡与全国各地区、各战区的往来电报，像雪片一样，昼夜不断，分秒不停。”
西柏坡，不夜的小山村，指挥简明，决断迅捷。中央机要室和作战室里电话频频，参谋们手持电报，穿梭于机要室、作战室和领袖们的土屋之间，一切都紧张有序。绝非当今有些影视或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种烟雾缭绕的场面。
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发出过多少封电报？这个数字，有的说是197封，有的说200多封，赵福山说，“是408封。”
赵福山对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发出过197封电报的说法，一开始就有怀疑。他翻看《毛泽东军事文集》，里边记录的电报数就远远超过了197封，而且，这本书收录的电报还不全。2006年的时候，一位朋友跟赵福山说起一本书——《毛泽东军事年谱》。赵福山当时想，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发出过多少封电报，这本书里或许有答案。果不其然，赵福山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408封。
毛泽东在西柏坡发出这么多电报，在电报里对部署兵力等问题都讲得非常详细，这些军事机密万一被国民党破译怎么办？
“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刘长明说，因为敌我双方情报人员的素质不同。国民党的密码技术虽然复杂，但有规律，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为了掌握古韵，军委有一个干部能把整个《康熙字典》背下来。而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变密技术非常高。“至于有什么秘诀，我们也不知道，目前还属于秘密。”
靠电报指挥，为什么总打胜仗
美国人曾责问蒋介石，“你有飞机，可以坐飞机指挥却为什么总打败仗？而毛泽东没有飞机，靠电报指挥，为什么却总打胜仗？”
战略战役学著名教授、国防大学纪明葵将军认为，翻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数以百计的有关作战决策的电报就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毛泽东常常用如下语句与各战区的司令员、政委们商讨战策，“究竟如何？望斟酌电告”“以上意见妥否望复”“如何部署盼告”“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而这些博采众长，善于纳谏的决策方法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决策过程，获得致胜主动权的科学决策方法。
《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曾这样描写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不同印象：“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
在爱泼斯坦看来，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共产党内部通信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194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给陈毅和粟裕发出电报进一步明确作战重心，指出：“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5月27日陈毅、粟裕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歼灭敌第五军作战计划，许世友、谭震林部、陈士榘、唐亮部应以五军之行动而决定自己之行动。许谭兵团应以一个纵队为预备队，待命进入鲁西南参战。”
28日中央军委复电：（一）陈锡联兵团担负钳制十八军务使不能东援之任务，望刘邓按情部署实行之。（二）许谭兵团是否应以一个纵队进入鲁西南协助歼灭第五军，以八十四师、十二师是否向鲁西南增援五军定。”并提出‘两个如果、一个或者’可能行动的设想，电报最后明确“此事由粟裕按照上述情况，临时命令许谭办理。”
纪明葵将军说，从上述两封电报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央军委在决策过程中不但明确了夏季作战重心，而且在具体战役力量的使用上全面地预测了作战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可能预案，并正式地明确了陈粟在作战过程中有随机决策的权力。
5月28日陈毅、粟裕给许世友、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央电报做了作战部署。中央军委在收到陈粟电报后，29日又给粟裕回电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军委的看法，具体阐述了中央军委对如何执行战略决策行动的建议和理由，并与粟裕同志进行了商榷。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王聚英认为，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于军事民主。中央与各野战军互相讨论，以理服人，中央不穿小鞋，部队心无芥蒂——这是我军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给前线的两封不要事事请示的电报，体现的是一种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始终贯穿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中。
三大战役指挥所情景再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