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将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一笔带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影片将这个会议浓缩在了两分钟之内，而其中的大部分镜头表现的是党的领导人进入会场前的“花絮”。
仔细研读那段历史，影片如此表现似乎有点过于草率。不夸张地说，“建国大业”正是60年前的这场8天会议的主题。新中国中央政府的产生办法、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原则、经济的基本政策，乃至军事外交的方向都是在会上确立的。
而毛泽东在会上做出的著名的“两个务必”，现在已经被认为是西柏坡精神的灵魂所在，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财富。
如今，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旧址静静地矗立在西柏坡的“大院”内。和今天各地宏伟的会议中心相比，这个当时的中央机关食堂显得无比简陋。穿过会场那扇狭窄的门，打开的是一扇历史之门。
恍惚中，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仿佛穿越了时空出现在了眼前，他们指点江山，意气风发；他们心怀忧患，未雨绸缪。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日子：1949年3月5日—3月13日，这决定了共和国未来的8天。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所列提纲作了报告 CFP图
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
刘少奇、任弼时、朱德、林伯渠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CFP图
西柏坡精神之源
西柏坡村当地把中共中央当时在村子里的驻地称为大院。大院里，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旧居，也有新华社办公地和机关食堂旧址。
中央机关食堂位于大院的西北角处，在这个不大的“大院”里踱步，食堂很好辨认，白灰砸顶、土坯垒就，面积不过80多平方米。
两扇门之间挂着一块匾牌：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屋内保留着开会时的摆设，主席台上方两面党旗，旗上绣着繁体的“中国共产党”。旗帜中央，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
主席台是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张虎皮。导游介绍，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年轻的导游言语十分肯定，这个“幕后花絮”挑动了游客们的好奇心。在一张老照片上，朱德立在铺着“虎皮”的主席台的后面，面带笑容。同样在笑的，是坐在朱德边正在做笔记的毛泽东——一如既往手夹香烟。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导游站在主席台边，为游客快速地背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一字不差。
和她一样倒背如流的，还有一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边的另一幢建筑里，每天有3名演员不停地为游客表演一出小情景剧。毛泽东的扮演者用湖南口音一次次重复着“两个务必”。
在西柏坡村，这两句话妇孺皆知。
在9月1日刚通车的一条连接平山县城和西柏坡的高速公路上有一段隧道，进入西柏坡一侧书写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离开西柏坡时，隧道口上的标语是“牢记两个务必”。
“两个务必”已经被认为是西柏坡精神的灵魂所在。再回头仔细研读七届二中全会——这场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人们会发现，新中国确是从西柏坡走来，更是从七届二中全会走来。
“七届二中全会，研究的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是明确党的主要任务，完成三个转变的问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在北京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说，三个转变即“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和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
“更具体地说，七届二中全会要解决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问题，统一中央层面的思想认识、分析出了国内各个战线上的主要矛盾，以及下一步的中心工作。可以说，开得及时也相当成功。这是建国前的最后一次、最高级别的党内会议，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石仲泉说。
意义之重大已有公论。回头捕捉七届二中全会会场内外的一些片断，更让人感慨万千。
“伙房里的盛会”
提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会议召开前一年的1948年9月，在著名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由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七届二次中央全体会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七届二中全的会议准备工作随即展开。
2月11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前委负责人发出会议通知，通知称会议于3月1日召开，会期5至7天。要求“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均应尽可能按时到达”。
而会议的后勤和保卫工作也同时展开。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馆员赵福山告诉快报记者，会场的布置，以及外地回中央开会的首长们的接待工作，由中央机关招待所所长陈心良负责。
“当时的条件相当简陋，会场里前排摆了两排沙发，这些沙发都是由石家庄市区运来，而后排就比较杂了，有长条木凳椅，也有与会者从住处带的凳子，再后排的甚至还有一些躺椅，所以我们从新闻记录片上可以看到，会场高低起伏，或高或低。”赵福山说。
而另一个问题是，来自外地的首长们到了小山村西柏坡，在不大的“大院”里，首长们和随行人员的住宿也是个问题。“大部分首长是在大院里住着，中央机关的不少工作人员把住房让了出来，有一些是住在了大院外的。”赵福山介绍。
时任中央机关招待所所长的陈心良回忆：“住房很紧张，一个房间里多半摆了几张床，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大多住在后沟的招待所，那时的标准是，政治局委员一人一间，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两到三人一间。”
会议选址，本来也并不是在中央机关食堂。中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王聚英告诉快报记者，最初的选址是在东柏坡村，一个本来为政协会议修建的礼堂内。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中央机关食堂，因为那个礼堂毕竟离西柏坡还有一公里的距离，首长们去开会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毕竟还是战争时期，安全和保密工作不容忽视。”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在评价七届二中全会时，形象地称为“伙房里的盛会”。
为了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除了既有的约2000人的中央警卫团外，中央还特意调来了华北军区的一个团在外围负责警戒工作，因为邻近的太原和大同仍然是国统区，西柏坡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之所。
为应对可能的空袭，中央从北平调来了一个防空高射炮连——北平解放后刚刚驻扎在北平西郊公园的四野高炮2团1营1连。时任连长的田子华回忆说，自己接到任务时觉得无比光荣和自豪。
“我们连的装备是全团最好的，有高射炮4门，高射机枪2挺，12辆车。”田子华回忆，接到任务是在1949年2月25日，出发执行任务则是在3月1日。
经过两天的行军，高射连到达西柏坡。他们的阵地就驻扎在西柏坡村：高射炮位设在了离“大院”150米到500米不等的山头上。“我们制定了作战方案，只要敌机进入射击范围，就立即开火，要在它们发动袭击前将之击中。”
时任中央卫戌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负责会议的警卫工作，周恩来就警卫工作要求他做到三点：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据方志纯回忆文章记述，周副主席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置方案等，并问他：“如果出现最坏情况，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就能坚持多久。”
周恩来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方志纯遂做了更为详细的布署。
同时被纳入后勤工作的，还有新闻摄影。这也使得七届二中全会有珍贵的历史镜头留到现在，负责摄影的是当时晋察冀军区摄影队的苏清河。他带着助手用驴车在会议开始前把摄影装备拉到了西柏坡，路上的时间就用了一天半。
赵福山告诉记者，直到苏清河到了西柏坡，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拍摄党中央的最高级别会议。
电影《建国大业》中，有关七届二中全会的部分就从苏清河和他的两个助手开始：轻快的音乐中，三个摄影师在会场门外记录下了首长们进入会场的镜头。
在2月11日的通知中，中央对应参加和能否参加会议的人员做了考虑和细致安排：“西北野战军作战在即，彭德怀同志能否到会请作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东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同志现在养病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
7天后的2月18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发出了一个补充通知：“中央决定罗荣桓、薄一波、彭真、叶剑英、黄克诚五同志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其他现在华北的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于2月28日前赶来中央开会。”周恩来在通知中指出：“日前平、津工作极为繁忙，而军队整训、改编傅部准备南下又极为紧迫。”基于这个原因，作出上述会议人员安排。
通知发出后，各地委员、候补委员纷纷起程。相比较之前的中央全会，首长们赴会轻松很多，不用穿越敌占区，不要夜破封锁线，因为整个华北，已基本全是解放区。2月底，大部分与会者都已到达，他们有的乘坐汽车，有的乘火车到石家庄，再转车到达西柏坡。
万事俱备，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召开在即。
为牺牲同志默哀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会议基本上都是下午开会，讨论到夜里，上午的时间则是在分
组讨论。”赵福山告诉记者，七届二中全会的开幕时间是3月5日下午的3点30分。
就在3月5日会议开幕当天，田子华和他的部队就遭遇了第一个来自空中的不速之客。“上午9点左右，我通过望远镜发现正东方向1万米距离有一架敌机，高度约3000米。”田子华回忆，当时自己紧张到了极点。
“经判别，发现其是一架运输机，有可能是由青岛飞往太原，当它进入我们的射击范围时，火炮手已经做好了开火准备，瞄准镜也跟着它移动，只等我一声令下了。”
但田子华最终没有下令开火，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保卫中央的安全，敌机只是路过，有可能没有发现地面目标，轻易开火反而会暴露。
这样的虚惊在会议期间还有两次，都有惊无险。
在西柏坡老人的回忆里，对七届二中全会并无特别的印象。赵福山告诉记者，当时中央有着严格的保密要求。村里的老人闫清海则说，当时自己还小，印象里在开会期间，村外山坡上由解放军和民兵共同把守。
赵福山认为老闫的回忆可能存在偏差，“当时是绝对的保密，安全要求非常高，不会有民兵参与值勤的情况。”
60年的光阴，老人的记忆开始模糊。好在，还有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保存了下来。而留住历史的，就是苏清河和他的摄影小组。
“为了拍摄会场场景，我们在会前藏在了幕布后面，把摄影机从幕布里探出来来回摇着拍。因为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太慢，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晒的阳光来拍摄。”已经去世的苏清河生前回忆。
苏清河的工作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片，那段影像频繁出现在各种记录片里：七届二中全会开会前，苏清河在会场门口拍下了与会者进入会场的画面。黑白的无声影片中，一个个名震天下的老革命家们形象鲜活了起来。
毛泽东匆匆赶到，一名满脸笑容的战士为他拉开门帘。贺龙叼着烟斗迎着摄像机走来，不经意间却走过了，发现时，他像孩子一样扭头跑了回去。
“他们都是老战友了，但很多人是很多年没见了，见了面的激动和高兴，那是很自然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王聚英教授说。
为了让会议讨论军事问题时更加直观，主席台对面南墙上有张大幅的全国军事形势图，这张图标明的形势截止于3月4日夜间12时。现在的会址里，图还挂在南墙上，只不过由一张复制图取代原图。
3月5日下午3点半，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周恩来向全会报告了会议日程、到会与缺席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因工作原因缺席者20人。
毛泽东紧接着宣布会议开始，并提议对牺牲同志三分钟默哀。默哀结束，毛泽东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设计了宏伟蓝图。
描绘一个伟大的国家
“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由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七届二中全会的这些会议内容及其重大意义早已为国人熟知。各个阶段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对这一会议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作了介绍和阐述。
回到60年前，全国解放战事仍在全面展开、解放军仍在紧锣密鼓准备渡江，老一辈领导人能清楚认真分析形势，让人钦佩不已。
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确立，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全会报告中说。
“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之源，就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说，会议展现了一个让人憧憬的大国蓝图。
会议体现了民主，“当时没有那么多讲究，前排的沙发并没有指定人坐，谁先到谁坐，谁身体弱或年纪大坐，并没有限定非政治局委员或者五大书记才能坐。”赵福山介绍，蔡畅，这名女代表一次开会因为早到，坐到了前排沙发上。
而发言者也基本没有发言稿，从影像资料上可证实这一点，基本都是即兴发言。“毛泽东开会时做的报告是列了提纲的，而其他的发言人大多是即兴发言，”赵福山说，因此会议在主席台两侧配了两张桌子，共有四名记录员负责记录。
而在会场外，毛泽东频频会见各解放区和各战场来的战友，一边了解各地情况，一边根据形势需要，部署新任务。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王聚英说，为了大军渡江的部署，毛泽东和相关部队首长还多次商谈。
“一野西北，二野西南，四野中南……也是在会间，中央对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向作了明确。”赵福山告诉记者，中央也同时在人事安排上做了很明确的安排，哪些人会后去前线，哪些人会后和中央一起进京。七届二中全会结束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研究决定了华北和东北的干部配备问题。
王震在到西柏坡的当天就去见了毛泽东。他首先将自己所率部队在西北作战的情况作了汇报。随后，把一份请缨率领部队到新疆的书面报告呈递了上去。在当天晚上，毛泽东走进王震住所，批准了他的请求。
“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立了下来。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七届二中全会8天的会期确定了一个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建设雏形。
而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毛泽东在报告的结尾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毛泽东以此来教育全党，要求全党同志加筑自身的思想防线。
“两个务必在现下的党建中，更有现实意义，”石仲泉说，“这是他在关键时刻，用战略眼光重申了党员的先进性要求，要进城了，毛泽东更广泛地解释了糖衣炮弹的概念，相当及时。”
与“两个务必”呼应，中央在会上通过了非常具体化的“六不”规定。
“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六不”规定通过前，毛泽东已经做出表率。
陈心良回忆，在布置会场之初，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的是马恩列斯四人，以及毛朱两人的照片。毛泽东视察会场时很生气：“我们的照片怎么能和马恩列斯的照片放在一起呢？”他要求会务人员将自己和朱德的照片摘下。
于是，最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里，只挂了马恩列斯四人的照片。但与会委员们在初进会场时，纷纷提了意见。“他们说，这又不是共产国际的会议，毕竟开的是中共的中央全会。”于是，将四人的照片拿下，取而代之的是毛朱二人的照片。
“这也和后来通过的六不规定的最后一条是一致的：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
赵福山告诉快报记者，会上另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议题是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之前各地的部队使用的军旗都不一致，规格大小不一，七届二中全会上确立了红底加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的军旗，但也只是文字描述，并没有具体样式。”
8天的会议里，共有27人发言。每天的会议格局基本类似，上午讨论，下午开会，而且一开就到晚上。会议原定于12日晚总结后即告结束，但是当晚王明的发言被与会者评价为“离题万里”。
赵福山说，与会代表不同意王明的发言，因为他，会议延期一天。在13号的会上，王明再次发言。
“应该说，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统一思想的会议，而且因为有了之前九月会议的铺垫，会议上几乎没有争议，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应该说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石仲泉说，60年后回头看七届二中全会，会发现其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意义非同一般。
“后人要去分析那次会议有什么遗憾或缺陷，本身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观，”石仲泉说，“我们无法去苛求历史，更不应去苛求历史人物，当年中国要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要在实践中摸索。”
高调宣布中央所在地
3月13日晚8点左右，历时8天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
饭后，委员会来到东柏坡的礼堂，观看了平剧（即京剧）《拷红》，前来演出的是华北京剧团。这晚的演出是会议期间的一个娱乐活动，自3月5日会议开始以来，每晚会后都有电影或戏剧表演。
据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日记记载：“3月5日，夜放电影苏联片《胜利国家的一日》、《东北民主》第九集……3月13日，晚八点半七届二中全会结束。饭后看平剧，唐佩文演《拷红》。”
在战争年代贫脊的文化生活中，电影和演出获得了空前的“追捧”，场场爆满。
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七届二中全会休会一天，虽然与会委员中只有两位女代表：蔡畅和邓颖超。赵福山介绍，当晚在东柏坡礼堂特地为中央的女同志们准备了一场表演，聂荣臻被委派到会发言，“他当时还有点尴尬，自嘲说女同志的会议，怎么会让我来发言呢？”
会议的结束，田子华也松了一口气，没有敌机来犯，他圆满完成了防空任务。而在3月15日，他和副教导员被通知去聚餐。
“一起去的还有华北军区的一位师长和政委，他们也是被调来负责会议警卫工作的，”田子华回忆，到了地点后，才知道朱德总司令要请大家吃饭。
聚餐开始时，朱德总结了当前全国的形势：“说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只余下了100多万兵力，没有多少力量了，而且很快中央将要搬到北平，大家要再接再厉，解放全中国。”
这顿饭，田子华一辈子也忘不了。他清楚记得，那顿饭上了总共六道菜，喝的就是当地农民自酿的酒。
聚餐结束，意味着田子华的保卫任务已经完成，他率部下奉命攻打太原。而到西柏坡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也各奔东西，或继续南征北战，或留下跟随中央进京“赶考”。
3月22日，新华社发出新闻《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稿件由胡乔木起草，全文一千五百字，内中五百来字是毛泽东在审阅时所加。
毛泽东所加的文字，主要在一头一尾。末尾，他加了一段重要论述：“……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3月23日，新华电台广播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的新闻稿，第一句话是毛泽东所加，打破了以往对中共中央所在地严格保密的惯例，高调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现已完满结束……”
此时展现在国人面前的，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跃跃欲试准备执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将要开启的，是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