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毛泽东在西柏坡 资料图片

　　毛泽东

　　是一位诗人，诗人的思维总是与众不同，极富想象力。

　　1949年3月23日，是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日子。那天上午，毛泽东显得异常高兴。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大手一挥，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做李自成！”

　　在诗人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去北平执政这件改天换地的大事，就像是一次“进京赶考”。

　　“而只要党还在执政，还想继续为老百姓、为国家服务，赶考就不会结束。共产党人就必须不断地赶考，不断地用自己的行动，回答考卷上的题目。”60年后，现代快报记者赴北京、西柏坡两地采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会原副主任、中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石仲泉向记者表示，中国共产党经过近60年的执政，“进京赶考”已不再是一句诗人信手拈来的比喻，60年的风风雨雨过后，今天它已经演变成一种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快报记者 倪宁宁

　　《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对李自成念念不忘

　　毛泽东致信郭沫若，称赞他的《甲申三百年祭》 资料图片

　　关于“进京赶考”的版本很多，大多来自毛泽东卫士的回忆录，细节有所差别，但最后都归结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段对话。其中，“进京赶考”和“不做李自成”始终是其中的核心。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会原副主任石仲泉曾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据他介绍，在粉碎“四人帮”前，党史中并没有这段记载。“80年代初，一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接受采访，或者自己撰文、写书，还原了这段历史。”石仲泉说，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越来越重视执政党建设，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说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一提到西柏坡的那段历史，必提到‘进京赶考’。”

　　“进京赶考”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赶考”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种是考出好成绩，一种是考砸了。毛泽东在进京之前，拿考砸了的李自成当镜子，提醒全党，切忌骄傲自满，切忌贪污腐化，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毛泽东为什么要拿败走北京城的李自成说事呢？这要从时间更早的1944年说起。

　　毛泽东的诗脍炙人口。其中的《沁园春·雪》被公认为千古绝唱。这首作于1936年的诗歌，1945年11月在重庆首次发表时，曾引起极大轰动。“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大后方的人们对这位身居延安窑洞的共产党领袖的才华惊羡不已，对他的宽广胸怀和气度更是心生仰慕。但诗中体现出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革命抱负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从这首诗中，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那些所谓明君、贤帝的不屑与轻慢。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对封建权贵们从来都是横眉冷对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同样是在那个年代，“目空一切”的毛泽东却对一个只在北京紫禁城坐了43天皇位就被赶下台的失败者念念不忘。

　　这个人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北人，陕北是红军的根据地；李自成领导的是农民起义，而红军大都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仅从这两点看，毛泽东想起李自成是很自然的。”石仲泉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李自成经过艰苦奋战定都北京，但最后失败了，“李自成打天下用了18年，失天下却只用了43天，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例子了。”

　　“我们绝不做李自成。”这句话体现了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也体现了他对他的执政团队的信心。

　　很难考证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这位陕北“闯王”的。但是，1944年春天，当毛泽东在延安读到郭沫若写的那篇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时，他的心里便记着这个人了，而且一直念念不忘。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300年前的1644年也是一个甲申年。这一年，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起义军打进北京城又失败退出的一年。为了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熟谙中国历史的郭沫若在这一年的3月19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石仲泉介绍，当时抗战接近尾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贪污腐化成风，郭沫若想借明王朝灭亡300年这个时机，讽刺一下国民党当局。郭沫若在文章中，一方面肯定和歌颂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一方面揭示了起义军失败的教训：骄傲轻敌，进入北京之后的腐败堕落——“获得了成功后，使自成以下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肘腑之患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文章刊出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御用文人在《中央日报》上连续撰文抨击《甲申三百年祭》，说它是借古讽今，污蔑和诋毁国民党政权。国民党的反应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篇文章确实击中了国民党政府的要害。

　　腐败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拿明王朝的失败和自己相比照。但是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却对李自成的失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甲申三百年祭》传到延安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延安的《解放日报》于4月18日、4月19日分两次做了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随后，新华社全文播发。各根据地相继出了单行本，《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传播开来。

　　为了教育全党，提醒干部群众对李自成的历史悲剧引以为戒，中共中央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向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发表讲话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演讲中，向与会者热情推荐了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组织干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达“深刻了解与警觉的目的”。

　　11月21日，毛泽东特意从延安致信郭沫若，对郭高度称赞，“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抄录《永昌演义》 毛泽东“以为将来之用”

　　毛泽东抄存的《大顺帝李自成》（原名《永昌演义》）

　　著名史学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馆研究员王聚英教授告诉现代快报记者，《甲申三百年祭》在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引起了很大震动。山东解放区的戏曲家马少波根据《甲申三百年祭》改编了剧本《闯王进京》，1945年元旦开始在胶东解放区公演，观众反应热烈。据薄一波回忆：1948年底，中共中央任命了接管平津两市的领导干部之后，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除了讲了关于接管大城市指导方针政策外，又谈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

　　据史料记载，南京解放后，驻南京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在原国民党军校礼堂内听邓小平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邓小平讲完后，刘伯承对大家说：“南京正在演出话剧《闯王进京》，你们都要去看看。我给剧团提了一个意见，在九宫山李自成死的那场戏，要带点彩，要把肚肠子都当场从肚里流出来。让大家看见，如果进城就变质，就会是这个下场。”

　　除了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强烈关注，还有一件事，也可以佐证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兴趣”。王聚英在其出版的《新中国定都北京纪实》一书中，曾经简要地记述过这件事。王聚英对快报记者说，还是在1944年，就在毛泽东关注《甲申三百年祭》的同时，他也在阅读另一本关于李自成的书。

　　毛泽东阅读的是一部反映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这本书的作者是陕北米脂人李健侯，他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王聚英介绍说，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朝的年号，这本1932年出版的书，通篇写的就是李自成，可以说是一部李自成的传记小说。

　　这年的4月29日，巧合的是，这也是300年前的1644年李自成退出北京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信给陕北米脂的开明绅士、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请李鼎铭转达他对作者的敬意。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借阅；今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这部书的重视，不如说，是李自成的成败吸引了他。

　　由此可见，毛泽东把进北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绝不做李自成”绝不是随意的诗意发挥，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决定。

　　“李自成的农民军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没有过执政关。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局部执政的经验，但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过执政关，这是毛泽东在抗战后期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对《甲申三百年祭》那么推崇，正因为与他的思考相吻合。”石仲泉说。

　　李自成“进京赶考”是不及格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表示，李自成在陕北大饥荒时发动农民起义，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苦于明朝苛政的百姓多开门迎接。但是一旦攻占北京，盲目乐观，官兵只顾敛财导致腐化，其居功自傲和贪图享乐的劣迹脱离了人民的利益，最终以失败告终。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后，如何继续保持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也关系到共产党的成败，李自成的成败无疑具有警醒意义。

　　延安“窑洞对”

　　找到跳出周期率的“药方”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五大书记离开西柏坡，提出“进京赶考”说时，中国革命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三大战役的胜利，北平的和平解放，预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革命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中国革命即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领导全国的执政党。

　　“从西柏坡到北平，不是简单的地理转换，而是我党由在野党、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石仲泉表示，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考的就是我们这个过去打天下的党，能不能在新形势下通过“执政关”和“富裕关”。石仲泉认为能否通过执政关，主要是看执政党是否具有执政能力；能否通过富裕关，主要是看执政党能否在执政过程中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能否始终不渝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物质诱惑，能否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先进本色。“而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说也可以说回应了1945年他和黄炎培一次著名的延安‘窑洞对’。”石仲泉介绍。

　　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为推动国共商谈，从重庆飞抵延安。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深远，被俗称为“延安窑洞对”。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正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当时已经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他因为对中共寄予厚望，故有上述建言。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让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对话时，抗战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石仲泉表示，毛泽东当时的回答应该只是一种“期许”，或者说体现了对未来执政的一种自信，但是到1949年“进京赶考”的时候，毛泽东提到的避免“人亡政息”的新路即将变成一种现实。“‘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到了这个时候，是实践和检验的时候了。”石仲泉认为，毛泽东说不做李自成，是因为李自成也没有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

　　没有文献显示，毛泽东在与黄炎培会面时，提到了李自成，但是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延安“窑洞对”传达出来的，都是共产党在武装夺取政权后，如何执政，如何保持长治久安的问题。

　　经历几代人 考试依旧，考场依旧

　　在北京昌平西关环岛，矗立着一座李自成骑着骏马的雕塑。据说李自成当年就是攻破昌平后进入北京的。

　　雕像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创作的。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北平时，还没有这么一座雕像。但是在进入北平前后的那段日子，李自成的形象一定常常出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

　　“党的历史上有因胜利而失败的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李自成也如此。这成了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

　　“进京赶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提出来的。程恩富认为，首先，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关键时期，同时也使我党成为执掌全国的政党。提出“进京赶考”，可使党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地位的变化，并迅速适应这种变化。第二，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提出“进京赶考”可使党更好地做好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准备。第三，提出“进京赶考”可使党更好地完成斗争形式由武装斗争向和平斗争的转变。第四，提出“进京赶考”，可以有助于党处理好总任务由反帝反封建向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变。中国式的建国道路如何实现，革命的成果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目标如何实现，毛泽东同志将这一过程比作了“进京赶考”，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而毛泽东之所以把党中央进北平比喻成“进京赶考”，程恩富认为，“进京赶考”是一件喜事。古代能够进京赶考的，已经是举人资格。范进中举的例子可以说明中举人已是不易，再通过京试得中进士是更上一层楼。我党通过长期的革命，终于即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已经是重大的胜利，但这个胜利后面，还面临着更重大的巩固、建设和发展任务的挑战。因此，进京时满怀忐忑和憧憬，犹如赶考的举人。

　　王聚英教授是研究西柏坡革命史的专家，现代快报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作为石家庄电视台拍摄制作的15集专题片《开国序曲》的顾问，协助电视台拍摄。在他看来，说到“进京赶考”，必须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提出和确定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中央去北平就是要去落实这些刚刚制定的大政方针。”王聚英说。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告诫全党同志，“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不要“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时，要“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同时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防止发生腐败现象，全会还特地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

　　“七届二中全会在前，‘进京赶考’在后。”程恩富认为，“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说实际上是为全党打了一剂预防针，敲了一次警钟。”

　　“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不做李自成’有很强的预见性。”石仲泉介绍说，刘青山、张子善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两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出生入死，但在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对他们怎样量刑，当时党内意见并不一致，华北局拿出的意见是判处死缓；征求天津地区552名党员意见时，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据薄一波回忆，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薄一波，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再说说，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事实证明，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犹如两声惊雷，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在随后的整个50年代，新中国出现了一派令人称颂至今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60年前的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赶考”，两天后的3月25日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自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任务，实现了革命的伟大转折，走完了从西柏坡到北平的赶考之路，步入了新的考场。60年后的今天，赶考的人经过了好几代，但考试依旧，考场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