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一个普通的华北小山村，她的名字却和新中国的出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昔日的西柏坡村早已淹没于水下，正如当年她孕育了新中国一样，为了当地百姓的福祉，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贡献了出来——在为了改善民生的水库建设中把自己淹没。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栖身于此，一个伟大的红色梦想在此蕴藏、发酵，并最终由这里出发，得以在全中国实现。
核心提示
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为新中国绘就蓝图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儿既是红色中国的试验田，也是一个旧世界被打破的最后指挥所，更是今天共产党人心中永远的精神圣地。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十年来，这句话如同磁石般将一代代中国人吸引到了这里。
这儿虽有如画的风景，却无极致的享受。与任何一个华北村庄并无二样，土坯砌成的墙、灰瓦造就的房，这也是这个旅游村庄里的唯一特色。人们蜂拥至此，是为了心中澎湃着的永恒悸动——对根的本能情愫。
毛泽东转战陕北行军途中 CFP图
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会问：为什么是西柏坡？
答案只有一个：看似历史的偶然，却是历史的必然。
河北平山，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名叫西柏坡。70年前，当西柏坡村刚刚成形之时，在此耕作、生活的人们还在提防着日寇的铁蹄，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将和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紧密相连。
即使是在8年后，当中央工作委员会入驻西柏坡时，乡亲们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家乡正不平凡起来。而当吉普车载着毛泽东行驶在崎岖山路上时，他已经看到了胜利，他的心里清楚：西柏坡，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最后一个“停靠站”。
历史的无形之手再次显示了其巨大魔力——崛起的东方巨龙，从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睁开了眼睛，中国命运由此而定。
西柏坡村风景秀丽，土地肥美CFP图
□快报记者 陶维洲
走过“五重门”
历史选择西柏坡
西柏坡的第一个机会
苏联背约，迁址承德落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当延安的军民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架飞机在轰鸣声中降落在了延安。飞机上走下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军区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鲁罗索夫中校，还有陪同的曾克林，他刚刚当上沈阳市卫戍司令。
他们此行，是为了抗战胜利果实而来，东北接下来怎么办？
苏联红军在马利诺夫斯基的率领下进入东北（当时称满洲），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东北将如何处置，他们有了发言权。
9月14日，朱德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会见了鲁罗索夫，面对穿着打扮土得掉渣的八路军统帅们，鲁罗索夫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话对朱德说：“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其实，鲁罗索夫不仅仅是同情，当看到延安的层层窑洞时，他就对中国共产党的前程充满了悲观，“人怎么会住在洞里呢？”鲁罗索夫不解地问曾克林。
后来的史学家认为，鲁罗索夫的这一悲观思想不仅影响到了他同朱老总的谈判，而且进一步影响到了斯大林的决策。
苏联人在谈话中表示，满洲的事情是中国人内部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苏联红军不久就会撤退。但是在红军撤退前，无论是蒋介石的军队还是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在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扎下了根，红军统帅部“请朱总司令命令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区”。
当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政治局临时会议，这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国共谈判，但毛泽东还是密切关注着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的谈判，两部专用电台始终在忙碌着。
会议认为东北北倚苏联，西接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邻朝鲜，三面都是友好邻邦，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向，而且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一旦重庆谈判失败，可以将东北作为八路军的大后方。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报中说：“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我手中，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就在考虑迁址问题，而在得到苏联不允许任何军队进入东北的承诺之后，第一个理想的迁址地——承德就出现了。”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赵福山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很快，刘少奇通过电报同毛泽东达成了共识，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的战略决策，并成立了先行警备团赴承德。
承德地处东北和冀热辽军区的中间位置，又是解放区，被认为是中央最佳所在地。
朱德在接见先行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和政委李逸民时明确指出：“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希望你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达目的地。”
然而，吴烈和李逸民还在半路上，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苏联人变卦了。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苏联在匆忙运走了日本人留在东北的各种重型机械后，允许国民党五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被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就搞到了手。
东北，这个在一个月前还被中国共产党预想成第一战略根据地，和未来同蒋介石斗争的大后方，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了。
“当然，中共中央迁址承德的设想也落空了。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给了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第一个机会。”赵福山说。
西柏坡的第二个机会
国共和谈破裂，淮阴选址落空
在失去了东北这一理想的根据地后，国共和谈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进展。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同时在当天颁布了停战命令，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21天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
这让共产党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毛泽东甚至在停战令中说“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面对经过了多年战乱的中国人民疲惫的脸色，毛泽东希望尽早实现和平，虽然他不相信蒋介石会从根子上同共产党和解、成立民主政府。
“当时实际上是很希望和平的，毕竟和国民党的实力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差距还很悬殊。”赵福山说。
这时，中共中央第二个候选地点开始浮现出来。1月27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报了重庆的情况后，刘少奇说：“华中我们就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意见。他们致电华中的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要迁至淮阴办公。
当时地处华中的淮阴地区在陈毅的领导下，政通人和，百废正兴，商业发达，文教事业蓬勃发展，成了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被誉为民主建设楷模。
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指出：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些的地方。
“所以当时毛泽东见到人就说：‘中共中央准备到清江铺，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赵福山说。
消息传到苏皖边区，边区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赴清江与淮安交界的洪福乡一带进行实地考察，为中共中央选址。华中分局的部分办事机构从淮安城内的蒋公馆、丁家花园等处迁出，为党中央南迁做好了一切准备。
但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就此驶向和平。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和承德一样，淮阴选址因为局势的变化而被放弃，历史再次把机会留给了西柏坡。
西柏坡的第三个机会
蒋介石进攻延安，中央被迫转移
“承德、淮阴的两次选址和中共中央最后移驻西柏坡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没有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毛泽东很可能就从延安直接进了北京城。”赵福山对快报记者笑言，蒋介石又给了西柏坡一次机会。
1947年2月，蒋介石让“西北王”胡宗南调集重兵开始进攻陕甘宁边区。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陕北的军事战略，批准了胡宗南提出的作战计划。3月10日，胡宗南25万军队向陕北发起进攻，直捣延安。
而此时，陕甘宁边区连同晋绥驰援的部队加在一起，仅6个旅2万人，不足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又有黄河与华北解放区阻隔，兵员补充、物资供给均极困难。
今年84岁的刘长明老人当时在延安中央军委作战部枣园作战室任作战参谋，他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敌人50余架飞机，整日轮番轰炸延安。敌人飞机投的炸弹好几次都落在毛主席窑洞前，掀起的气浪把窑洞的窗纸都冲破了。”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危急情况下，毛泽东从整个战略考虑，决定在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应该说我们党每一个同志对于放弃延安心里都是不好受的，但这是战术上的需要。”赵福山说，撤离延安前夕，毛主席在接见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时提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著名论断。
刘长明回忆说，3月18日黄昏，延安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已经撤离和疏散完毕，但毛主席和周恩来还是没有走。此时，敌人进至延安南边的三十里铺，延安城内已听到清晰的枪炮声。“当时彭德怀一直催促毛主席赶快撤离，可是毛主席说：‘不慌，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好，先吃点饭。’”
刘长明回忆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才于7时左右，坐上吉普车出了王家坪，依依不舍地离开延安。
根据史料记载，1947年3月29日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县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并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一分为二，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分为二，打烂一坨，还有一坨。
“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不打倒胡宗南不离开陕北。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在延安呆了那么十来年，现在敌人一进攻陕北就离开，太对不起当地老百姓。”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刘长明回忆说。赵福山表示，毛泽东选择留在陕北，其战略意图是牵制胡宗南部队主力，以减轻黄河以东各个解放区的压力，等待战略反攻的时机。
之后，毛主席就带着中共中央开始了整整一年艰苦的转战陕北。“所谓的转战，其实就是和敌人兜圈子，胡宗南的部队在陕北的山岭沟壑间被拖得筋疲力尽，最后被我们西北野战军一口一口地吃掉，这是毛主席所说的‘蘑菇战术’。”刘长明说。
与此同时，从延安撤出的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分人马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组织了一个中央后委，留在晋绥军区，刘少奇则带领中央工委1500多人一步步向晋察冀根据地走来。
很快，名不见经传的西柏坡将在历史舞台上闪亮登场。
西柏坡的第四个机会
停留晋察冀，聂帅力荐西柏坡
虽然公开文件上表明，刘少奇和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转移的目的地是晋西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当时主要是为了保密，中央工委真正的目的地是位于邯郸地区的太行根据地。”赵福山告诉快报记者，由于战争形势所迫，中共中央选择转移地点第一是应敌的考虑。
抗日战争结束后，太行根据地取得了几次大的战役的胜利，巩固了根据地。1945年进行上党战役，该战役结束后，紧接着进行了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活捉了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
所以，邯郸相对来说处于一个比较和平安全的环境。
而反观其他根据地，晋察冀的石家庄、保定都被敌人占着，聂荣臻领导的部队主要还是在一些乡下地方活动，并不安全；山东，敌人正在疯狂进攻；山西，有阎锡山在虎视眈眈。这些地方都不适合中央工委前往开展工作。
但是历史似乎特别垂青西柏坡，中央工委在向太行根据地转移的途中，却在晋察冀根据地停留了一下。
而这一留，中央工委就在西柏坡扎下了根，最后又迎来了毛泽东、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
是什么原因让中央工委在晋察冀停下了脚步？赵福山告诉快报记者，因为毛主席给中央工委特别交代了一项任务，在今后一个时期帮助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模范的敌后根据地，兵强马壮，军事上有什么问题？
面对快报记者的疑问，赵福山笑着告诉记者，主观上，抗战结束以后，由于晋察冀军区领导和平幻想意识比较重，在蒋介石的假和平面具下，“模范”地执行了我党裁军的政策，军队一下子减少了10万人。
“但是很快内战爆发，国民党向晋察冀解放区派出的军队约有40多万之众，晋察冀军区兵力不足，拳头不硬的问题凸显出来，内战开始后的半年多吃了不少亏。”
从晋察冀解放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看，敌人占据的平汉（现为京广）、北宁（现京哈铁路北京到沈阳的一段）、平绥（现京包线的一段）、同蒲、石太、石德等几条铁路交通线将整个解放区分成了几块，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解放区的军事力量更加分散。
“实际上毛泽东要求中央工委适当停留一段时间帮助晋察冀解决军事问题是变相地对晋察冀提出批评。”赵福山说。
史料记载，1947年4月26日，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此时，晋察冀军区负责人聂荣臻、萧克等人正在石家庄西边指挥正太战役。
5月3日，正太战役胜局已定，聂荣臻等人赶赴平山县封城村与朱德、刘少奇见面，就晋察冀军区作战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
当听说中央工委准备到太行区安家时，聂荣臻等晋察冀的领导提出，晋察冀存在许多问题，像如何打仗问题，石门（今石家庄）是京广、德石、石太三条铁路交点，现在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又失守，土改问题等，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
刘少奇和朱德商议后，表示同意，但他们做不了主，于是致电还在陕北的毛泽东。5月10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
既然要留在晋察冀，自然要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于是聂荣臻想到了平山，想到了西柏坡一带。至此，西柏坡开始走进中央领导的视野，逐步登上历史的舞台。
西柏坡的第五个机会
中央进驻的天时地利人和
“平山的敌人（日本鬼子和伪军）出来抢粮，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当我们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登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哟……”这是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西柏坡的描述。
西柏坡，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水土肥美。她位于平山县中部，正处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会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邻冀中平原，易守难攻，既适宜危急时刻向山里撤退，顺利时又便于向城市进军；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90公里，交通也方便，正是有着这样的印象，富足的西柏坡一带成为聂荣臻推荐给中央工委安家首选地点。随后，朱德派他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以及聂荣臻所派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副官处长余光文前去选址。
赵福山告诉快报记者，他去访问过依然健在的潘开文，潘老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一行奉命带上地图沿滹沱河骑马向上，边走边看，一直走到洪子店、东西黄泥，然后又折回来到东西柏坡、夹峪、柏里、郭苏等，并将勘察情况绘成草图交首长决定。”
“而且当时非常凑巧的是，当潘开文一行从滹沱河上游折返回来的时候，还在西柏坡住了一晚上，所以对西柏坡的印象特别深刻。”赵福山说，他也问过潘老，是不是有意住在西柏坡，潘开文回答说：“哪有啊，我们正好走到那天黑了，走不了了，不得不住下了。”
不过潘开文回忆，通过他们的勘察，中央工委确实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初步选定这里。
“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四是居住条件。尽管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鬼子烧了，但基础很好，便于建设，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潘开文说。
“现在西柏坡纪念馆的讲解员会说，选址西柏坡的三大原因：群众基础，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实际上这一带不管是西柏坡还是东柏坡，这三样几乎都是一样的，西柏坡就是占了人少、房屋基础好的便宜。当时西柏坡村只有80多户，320多人，而像周边的黄泥、洪子店都是1000多人的大集镇，不利于保密工作。”赵福山说。
之后，工委首任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率领中央工委的大队人马来到晋察冀，他又亲自到西柏坡，对这里进行了详细的社会情况调查，最终确定西柏坡为中央工委驻地。
“中央工委的先期进驻，为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提供了可能。”赵福山说，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6.2万余人，并于1947年8月12日胜利解放了石家庄。
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不仅奠定了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基础，也为党中央移驻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到了西柏坡，看到青山绿水，地里是成片的旱稻，心想这确实是一个富足的好地方。”刘长明回忆自己对西柏坡的第一印象时说。
“我理解中央选择西柏坡作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至少有三点原因，第一，这个地方在过去战争年代是模范村庄，地理环境也比较合适；第二，我们对外讲中央在石家庄，但实际上是在西柏坡，便于保密；第三，西柏坡出于整个战局的中心，正前方，即东面是第三野战军，右翼是第二野战军，左翼是第四野战军，后方则是第一野战军，在战略指挥上，比较便利。”
五大书记会师
毛泽东为何“姗姗来迟”
“5月27日下午，当毛主席的吉普车开进西柏坡大院时，周恩来、杨尚昆、叶子龙等都在院中等候。”刘长明回忆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至此，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西柏坡胜利会师，并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的命运就在这个小山村中定下。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中共中央已于5月1日在西柏坡开始办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四位书记都已齐聚西柏坡，而毛泽东却在5月27日才“姗姗来迟”。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当时毛主席在阜平逗留了一阵，主要是准备去苏联访问。” 刘长明回忆说，斯大林先后两次邀请毛主席去苏联访问，那时候就准备走，从阜平直接走张家口过去近一点，到西柏坡还要绕道很远。
“当时，去苏联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我们警卫班都领了新服装。警卫班的同志还很奇怪，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新装呢？后来才知道是要去苏联。但是最后斯大林又不让毛主席去，说是派了代表过来。”刘长明说。
赵福山告诉记者，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毛主席已经做好了赴苏的一切准备，但是5月10日斯大林发电报给毛泽东称：“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您路上也不太平”，要求毛泽东推迟动身，所以毛主席就没有去苏联。
“当然，除了去苏联以外，毛主席留在阜平还有一个理由是，他要对晋察冀的工作多了解了解、多交流交流，看了很多地方。”刘长明回忆说。
节日前夕，战士们擦拭伟人的同时也擦亮了历史的记忆 CFP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