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有其田”这一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梦想终于成为眼前的现实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农民们兴高采烈斗地主分田地 快报记者 泱波 翻拍

　　1947春，胡宗南的20多万精锐部队正在向延安进逼，中共中央即将撤出延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而指导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就是在西柏坡制定并颁布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使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得民心者得天下。“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1950年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说。

　　分田地现场

　　快报记者 泱波 翻拍

　　□快报记者 常毅

　　被延期的土地会议

　　18岁的西柏坡村民闫二板扒在自家石头砌成的墙头上，看着下面恶石沟东岸上的那片平地——110多人正坐在那里开会。

　　62年后，坐在自家门前，白发苍苍的闫二板手指着当年开会的地方，那里如今已被岗南水库淹没。“后来我才知道，当年那个会叫全国土地会议，出了个《中国土地法大纲》。”

　　闫二板扒着墙头“看热闹”，是在1947年的夏天。此时，距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正式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还不到一个月。

　　恶石沟是西柏坡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山沟，闫二板的家就在恶石沟西岸。盛夏里的一天，闫二板在门口乘凉时，看到沟东岸村里的打谷场上有人在忙活着。

　　这个打谷场就是全国土地会议的会场，主席台是个土台子，上边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场东边是个不太高的土岸，岸下是条小河沟，岸上排放着一溜小石块。

　　“搭起了布篷，那布用得可多了，怎么也得有百十来匹吧。”闫二板伸出双手比划着，“用的是土布，半米宽，几丈长。”在今天的西柏坡纪念馆，这个场景被复原出来，连布匹的颜色跟当年都几乎一模一样。

　　1958年就来到西柏坡、并在纪念馆工作30年的前任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贺文迅说，当时布篷上还洒了些土，洒土的目的其实是伪装，“主要是为了防空。”7月17日上午，刘少奇站在土台的那张条桌后，宣布全国土地会议开幕。

　　这次会议本应在1947年5月4日召开。内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展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遇到了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的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中某些不彻底的规定有必要作适当的调整。

　　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人民胜利的基本保证。在“五四指示”中毛泽东说道，“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蒋军必败》指出，“只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真正解放了农民，然后人民的解放运动就有了根，就像苍松古柏一样，在狂风暴雨中不会动摇。那怕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势力，什么美国武器，都没有办法来消灭它。”

　　194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中央决定，在今年五月四日召集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每一区党委及中央局、分局须各派代表一人，于5月4日以前赶到延安。”

　　但局势迅速转变。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14个旅23万人，向延安发动大举进攻。刘少奇率领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先行离开延安。

　　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撤离延安。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已不可能。中共中央随即电告各地：“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晋察冀待命。”

　　移驻西柏坡第一要事

　　枣林沟位于陕北清涧县北部，以盛产红枣而得名。1947年3月29日晚，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枣林沟一个窑洞里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未来的行动问题。在谁去谁留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一定要留在陕北，这样可以在政治上稳定军心和民心。

　　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委托给中央工委的三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开好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3月31日晚，大队人马东渡黄河。4月26日，刘少奇、朱德一行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一路上，刘少奇、朱德边走边实地调查，并写信给中央，反映沿途了解到的土地问题等情况。

　　平山县、建屏县一带，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晋察冀的抗日模范县，滹沱河两岸滩地肥美，物产丰富，中央工委就在此安家。

　　当时，不少西柏坡村民参加了腾房、建房、修缮等工作，这些房子被中共中央用于居住和办公。闫二板当时是名建筑小工，“村里不少房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但根基全是石头的，好修复”。

　　1947年7月初，刘少奇及中央工委由北庄搬到西柏坡办公。17日，土地会议紧锣密鼓地召开了。

　　各解放区参加土地会议的代表住在西柏坡的邻村南庄、北庄和夹峪等村子。他们有的是坐汽车来的，但大多是骑马来的，一个个走得风尘仆仆。通过硝烟弥漫的战场，穿越敌占区和封锁线，经历千辛万苦到达西柏坡。

　　东北局代表团春节前就开始向哈尔滨集中，春节后在彭真书记率领下，深入了解各县土改情况近一个来月，然后又途经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通过层层封锁线、蒋管区，克服了种种险情，才到达晋察冀，然后改乘汽车来到西柏坡。

　　其中陈一凡、卫之两代表是分别从大连、临江出发，辗转朝鲜平壤才到东北局哈尔滨所在地集中的。

　　聂荣臻抽调晋察冀军区警备营二连加强土地会议的警卫工作。时任晋察冀军区警备营二连排长的王顺回忆，“6月下旬，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二连到西柏坡执行任务”。

　　当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但全连立即整装出发。到达西柏坡后，连长刘传明、指导员刘孝光才知道是担任全国土地会议警戒。

　　二连的任务一是防止石家庄敌人来犯，二是加强内部警戒，提防少数敌人的骚扰破坏。王顺所在排驻西柏坡，其他两个排驻北庄。

　　“作为排长，我马上和警卫科一起去察看地形。西柏坡东面山上有座古塔，考虑到太显眼，容易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我建议将塔拆除”。西柏坡村民一直将这座塔当成骄傲，但很快协助将塔拆除。

　　会议开始后，会场周围和山头都布置了岗哨。每天，王顺都会带领战士提前赶到会场，将会场内外进行仔细检查，确认没有意外。但有一次，首长住的院子突然从墙外飞进一块石头，显然是地主分子所为。以后又在晚上增加了隐蔽哨，再没发生类似情况。

　　篷布下通过《大纲（草案）》

　　土地会议召开时，正值盛夏，与会人员置身篷布下。中央工委给参加会议的代表发了小凳子，开会时带着坐，散会后带回去。

　　台下110多名会议代表，手里都拿个本子，走进篷子就把夹在胳肢窝里的小凳子放下，自动一排排坐下来，有的就坐在石头上。卫士给朱德搬来一把木板椅，朱德接过来放在面前当桌子，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埋头往本子上记录。

　　大会的生活安排不错，早饭是米粥、馒头、油条、麻花、烧饼、各色小菜，中、晚饭加菜，鱼、肉都有。

　　晚上组织一些文艺活动，有晋察冀军区火线剧社的演出，有石家庄等地来的京剧，如《花木兰》等剧目，电影放的是苏联故事片或战争纪录片，还有由叶剑英从北平购置乐器组建的中央乐团的演奏。进入暑期后，清晨6时开会，8时在会场吃早饭，然后继续开会到11时，下午三四时开始分小组讨论。

　　“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就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陕西省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用五年时间打败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并指出土改对解放战争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

　　29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平分土地”原则。全国土地会议也随之转向讨

　　论土地政策问题。

　　9月5日，刘少奇致电中央，请示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等问题：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

　　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9月13日会议闭幕时，会议通过了由廖鲁言主持起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规定了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归个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关于土地分配办法是“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还规定，由农会征收旧式富农按平分原则所多余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前任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贺文迅研究西柏坡相关历史30多年，他认为，土改解决的不仅是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制度问题：“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根本上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不亚于三大战役。”

　　拿到土地证热泪盈眶

　　几乎一夜之间，解放区农村的墙壁上都贴上了工工整整书写着的《大纲》内容。在西柏坡纪念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展厅，收藏着当年在晋察冀解放区发出的联合布告，布告写在一份黄色宣纸上。

　　布告写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中国土地法大纲，我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一致拥护，并经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实行，以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在下面的内容中，命令分为五条申明了严格禁止违反土地制度的各种情况。不仅华北，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等大解放区，都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序幕。

　　在北京的寓所里，84岁的赵力平仍清晰记得当年参加土改工作的经历。赵力平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1946年3月与朱德的儿子朱琦结婚。1947年底，夫妻俩来到西柏坡，还没来得及见到朱德和康克清，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我那时跟邓颖超同志在一起，她是土改工作团团长，我们团里还有黄华、何理良夫妇，邓颖超的秘书陈楚平和警卫员成元功。” 黄华是朱德的政治秘书，解放后曾任外交部长。这个工作团被派到平山县相邻的阜平县搞土改。

　　“我们搞了8个多月，和百姓同吃同住。我是河北人，听得懂方言。邓颖超说，你是我的翻译。”当时，每个村都进驻了工作组，土改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调查，村里有多少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等。各家有多少地，家里有没有雇长工，有无牲口、生产工具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向区委书记汇报，作为划分成分的依据。

　　“当地有句谚语，平山不平，阜平不富，意思是说平山县多山，阜平县很穷。我们去的那些村子，老百姓能吃到窝窝头算好的，吃野菜团子是家常便饭，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回肉”。

　　“到了分土地那一天，邓颖超站在台上读名单，老百姓拿到土地证时，很多人热泪盈眶啊！嘴里喊着，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老百姓还扭起了秧歌，唱着：“土地证四方方，鲜红的金印盖中央。感谢中国共产党，咱们的生活有保障！”

　　土改完成后，赵力平才跟丈夫回到西柏坡，第一次见到公婆。“朱老总问我，土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我回答说，我们团给老百姓成分划分准确，政策执行好，受到中央表扬了。老总说，这都是邓颖超同志的功劳啊。”

　　乞丐也分了地

　　北庄村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驻地，西柏坡一带最大的地主齐学朔就在这个村。

　　“他们家地多哦，谁也说不清有多少，反正是一眼望不到边。他家光做饭的就有30多人。”86岁的北庄村村民闫如芳还记得，当年解放军来征粮时，开明士绅齐学朔让解放军自己来拉。

　　“解放军一个连队拉了一天，粮库里也只少了一个角”。北庄村当时全村有600多人，没地的占了多数。“村里有两个穷要饭的，一个叫张五，一个叫万金，都四五十岁了。” 闫如芳回忆说，当时大家都穷，没饭给两个叫花子吃，这两人就经常去地主家要饭。

　　长工们可怜他们，把自己吃剩的给他们。“后来就分地了，按人头分，两个要饭的也分了地。有了地，哪还用要饭呢？”北庄村土改工作完成后，每人都分了近一亩地。“本来一家穷的什么都没有，有了地，怎能不高兴？”

　　距离北庄村五六里地的南庄村是当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驻地，刘少奇曾在这里断断续续住了一年左右，搞土改试点工作。

　　82岁的王兵太回忆，“刘少奇就住我家。”南庄村比较大，土改前有400多户人家，王兵太家有6口人。“没有地，吃糠，吃野菜，父亲去给地主打工，村里有3户地主……地主有多少地？那可说不清。”

　　土改开始后，要分地主的地，“地主不愿意，村里就斗地主，把地分了，财产也分了。都是按人头分地，地主家也分了地，不过他得自己干活了，不敢再雇人了。”

　　南庄村的土改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时，18岁就参军的刘福增还在外面打仗。“我走的时候，家里有6口人，我们兄弟3个，天天吃不饱饭，都是靠给地主打工挣点饭吃。地主给多少算多少。有活干时能吃饱，没活干时就饿肚子。”

　　刘福增回忆说，农闲时没工打，家里没粮食吃，只能去借，借的时候答应第二年还人家，等到了第二年，又得去借。“今年借明年，明年借后年。土改时家里分了6亩多地，有饭吃了，我在外面打仗也更勇敢了。1949年负伤回家后，那时家里早不再借粮了，隔几天还能吃一回细粮呢！”

　　在具体分地过程中，除了数量上抽多补少外，也做到了质量上抽肥补瘦。在南庄村，村民都喜欢能种水稻的水地，不喜欢旱地。土改时，土改工作人员将地分为一二三。83岁的王怀昌回忆说，土改前家里有几亩旱地，“分地的时候，旱地抽了二亩出去，补了二亩水地。这样分，大家都心服口服。”

　　土改改变命运

　　在西柏坡纪念馆，陈列着一面来自平山县下盘松村的锦旗，锦旗上绣着“土地回老家”字样。工作人员介绍，“下盘松村的乡亲们获得土地的那一刻，纷纷涌向田间、地头，争着抢着捧起那散发着芳香的泥土，揣在胸前用心感受着”。

　　70多岁的崔山庚一到地边就甩掉了拐杖，扑到地上，把脸紧紧地贴在那使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直到现在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激动得老泪纵横，喃喃自语：“回家了，回家了！土地回老家了！”

　　欣喜若狂的乡亲们把对党的满腔忠诚和感激之情绣成了一面“土地回老家”的锦旗，通过区里的同志转送给了当时驻在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土改激发了农民极大的热情，甚至过年时，农民的祝福语一改往日习惯，都是“翻身！翻身！”

　　87岁的焦春雪是西柏坡村第一任妇救会主任，她还记得当时分完地时村民们高兴的情景。“大家要饭吃、要地种、要衣穿。分了地，大家敲着锣鼓，咚咚锵、咚咚锵，喊着‘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西柏坡纪念馆还珍藏着一封由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翻身农民写给毛主席的信。这封信如今放在玻璃柜里，信为十六开信纸，两页。信封上写有“毛主席亲收”。信是用毛笔竖写的，小楷字体书写得工整而娟秀。信的内容是：“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

　　到1949年上半年，在拥有2.7亿人口的解放区中，完成土改的地区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亿多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和土改，从地主和旧式富农手里获得土地和其他财产。

　　获得土地的农民当中，90%左右是贫农和富农，约三分之一的少地中农也分到了土地。土地基本平均分配以后，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已经被废除，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

　　为保田参军参战

　　土改在西柏坡进行时，闫清海只有几岁，他的大哥闫银海在解放石家庄时牺牲。“听大人说，土改后，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去参加解放军了。村干部动员时讲，共产党给我们地种，你有没有良心，我们不去参军谁去？”他指指快报记者，“像你这样的，早不在家了。”

　　闫二板的大哥也去参了军，“当时参军的太多了，很多人放下锄头就上了战场，有的连军装都没换，还穿着种庄稼时的棉衣。”南庄村的王成兵20多岁去参军，47岁才回到家乡。

　　“我们兄弟4个，老大、老二都牺牲了，我是老三。”说这话时，84岁的王成兵言语间颇为骄傲。

　　在南庄村后一道山坡的北侧，快报记者见到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后的铭文上刻着“南庄村烈士英名录”。仅仅一个南庄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国牺牲的热血男儿就多达43名。

　　全国其他地区，亿万获得土地、粮食和房屋的农民，为了保卫翻身果实，以“保田参军”为口号，到处掀起参军热潮。

　　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开幕的第三天，即1947年7月19日，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妇女支书任爱香》：

　　“磁县解放后，民主政府发放救济粮，任爱香也去领了四斗背回家，从此她心里便一直想：‘共产党真奇怪！以前我到处求人，连结拜姐妹也不借给我一斗粮食，共产党来了没吭一声就给了我四斗，真不知道共产党是个啥心思？’”

　　之后，她加入共产党，组织农会，斗争恶霸，还动员自己新婚不久的丈夫参军。丈夫开始有点不愿去，她说：“你想想房是谁给的，地是谁给的？”

　　丈夫想通了，她便到支部会上做动员，大家一看她自己当模范，谁还肯落后，马上七八名党员报了名；党员对群众一动员，就有六十名好汉上前线，这次参军，南关村成了模范。在华北太行区，每100人中就有4人参军。华东区新兵中，贫农和中农占90%。由于打仗目的明确，由翻身农民组成的军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

　　在解放区，农民积极缴纳公粮，妇女们则承担起制作军鞋、被服的任务。今天，在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双60多年前的军鞋，鞋底写有“打老蒋，保家乡”六个字，由于鞋做得多了，上级说不用了，于是这双鞋被珍藏到现在。

　　它出自当年河北武安县“模范做鞋班”姐妹们之手，虽然她们已经从当年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变成了今天的老太太，但依然会唱当年做军鞋时唱的歌曲：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多种些五谷充军粮。”朱德的儿媳参加土改时，也曾经跟着村里妇女学做鞋，支援前线。“妇女们每天纳鞋底，纳鞋帮，一天就能做成一双。”

　　土改决定成败

　　当1947春季，胡宗南的20多万精锐部队正在向延安进逼，中共中央即将退出延安时，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使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了极大震撼。

　　1947年11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一篇文章说：中共着手实施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次年，又有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于后者。

　　甚至后来一位美国人也评论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曾经以工作队员身份参加过华北土改的美国人韩丁，也用他一贯热情的笔调写道：“最后胜利的到来，说到底还要依靠千百万农民对于革命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这里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只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自愿加入正规军，他们就会为前线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同时在解放区到处组织起非正规的战斗部队……总之，只有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

　　得民心者得天下。三大战役中，千里运输线上奔流着一支亘古罕见的支前大军。支前民工多达880余万人次，支前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1950年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说。

　　2009年9月10日，一名画家正在西柏坡纪念馆绘制反映土改的油画 快报记者 泱波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