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央大院，西柏坡的“中南海”。自东而西，依次是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的旧居，小院紧挨着小院，侧门一推，迈两步就到了另一家。朱德住得稍远些，在后沟的三间石窑洞，高大敞亮，算是大院里最好的房子。本来，这是中央工委为迎接毛泽东到来，特意准备的，他硬是让给了当时已62岁的朱德。

　　陕北一别，已是一年光阴。1948年4月，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先期到达西柏坡，与一年前来西柏坡的刘少奇和朱德会合。5月27日，毛泽东也来了。

　　五大书记的会合，像五指攥成了拳头，隐藏在太行山里的小村落，一时风云际会。

　　五大书记会师西柏坡。60年后电视剧《解放》帮我们补拍了这张迟到的合影 CFP图

　　西柏坡纪念馆内五大书记的蜡像栩栩如生 快报记者 泱波 摄

　　城南庄的会师

　　“五大书记”“诞生”于1945年6月19日。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此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

　　“中央工委选中西柏坡的时候，谁也说不清，以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会不会来这儿。”在天津的军旅养老院里，追随朱德多年的卫士长齐明臣，向快报记者回忆了当时情况。

　　不过之后，石家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土改让耕者有其田，赢得了民心。党中央移师西柏坡，已是水到渠成的事。

　　不过，“五大书记”的重逢聚首，并不是在西柏坡，而是邻近的阜平县城南庄。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东渡黄河，告别了生活战斗了十三度春秋的陕北根据地，向西柏坡转移。

　　“父亲他们白天行军，晚上作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研究土改问题。从陕北的钱家河，直到河北的城南庄。听取各阶层群众对土改的态度，党员干部在土改中的表现，以及群众的反映和要求。”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任远征和小弟弟任远远，都跟着父亲住在西柏坡，对那段历史很了解。

　　大女儿任远志告诉快报记者，这一路上虽不如长征辛苦，但也不好走。特别是翻越五台山的时候。这是北方佛教圣地，山高岭峻，平原上早已是桃李盛开之际，这里却仍然千里冰封。“车轮打滑，没法往前走，只好下车步行。这就苦坏了我父亲，他本来就有高血压，天气好的时候爬山都困难，何况在风雪之中，再加上低气压带来的憋闷，让他痛苦不堪。只能揪住马尾巴，在警卫人员的卫护下步履艰难地翻过了鸿门崖。”

　　4月13日，三大书记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住军区大院。

　　4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河北建屏县（即平山县）西柏坡，和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赴苏之行而暂留城南庄。两天后，他们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通知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一些问题。

　　在离开城南庄一周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又返回来出席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也是自撤离延安后五大书记的首聚。

　　同时，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也参加了。会议主要是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决心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这个重大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惊心动魄的轰炸

　　开完城南庄会议，其他人回到西柏坡，毛泽东继续在这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准备赴苏。

　　这一逗留，差点出了大事。

　　1948年5月18日早晨，阜平县上空突然来了两架敌机，直奔城南庄而来。聂荣臻与警卫人员赶紧把睡梦中的毛泽东喊醒，扶上担架，直奔屋后的防空洞。敌机飞走后，大家回到司令部大院里一看，惊呆了：有颗炸弹正好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门口不远处爆炸，弹坑一米多深！墙和廊柱上弹痕累累，窗户全部震碎，弹片从窗口飞进来打在北墙上，连两个暖壶也全被打碎了。

　　这么准确的轰炸，显然有人告密。直到1949年大同解放，在收缴的敌军档案里，“毛泽东被炸事件”真相才终于大白。

　　原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管理处设在阜平县大丰烟厂有个副经理叫孟建德，被保定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成了国民党“上尉谍报员”。他又秘密发展了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刘从文发现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来到城南庄后迅速向孟建德作了汇报。起初，刘从文想在中药和饭菜中投毒暗杀毛泽东，但没机会下手。于是敌人改用飞机轰炸。

　　突如其来的轰炸惊心动魄。在聂荣臻的回忆录、毛泽东卫士阎长林的《毛泽东生活散记》和李银桥的《卫士长谈毛泽东》中，都曾经谈及。

　　现在流传很广的说法是，那天，刘从文在司令部院里晒被子，红色的被面朝外，被子也不是挂在绳子上晾晒，而是铺在一块大石头上，为的是给敌机发出更明显的信号。还有的说，刘从文在司令部院里放置了一堆碎玻璃，敌机轰炸那天，阳光很强烈，借着玻璃反光判断出毛泽东的住处。

　　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说法都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真实的情况是刘从文给敌人详细地画出了城南庄地形图。当时，司令部的房子建在一片老坟场上，和村子里其他房子相比，面积较大，房屋整齐，因此比较显眼。

　　案件查清后，刘从文和孟建德被判死刑，由聂荣臻签字批准后执行了枪决。

　　而轰炸事件的当晚，毛泽东转移到了隐蔽的花山村，10天之后乘车赶往西柏坡。五大书记又像在延安时一样，做起了邻居，共同生活、共同战斗。

　　神秘的“工校”

　　在年长的西柏坡村民记忆中，这个大院充满了神秘。

　　“那块地方在村子东头，原先就只住了13户人家。“工校”的人来了以后，借住老百姓的房子。后来砌起一道围墙，一般人进不去。”今年88岁的焦春雪，当年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毛主席在西柏坡住了将近10个月，她见过三次“那个大个子”。

　　1947年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为安全起见，对外称“工人劳动大学”，简称“工校”或“劳大”。刘少奇化名胡服任校长，朱德为董事，分别称胡校长和朱校董。焦春雪一直以为，这个新来的“大个子”也是“工校”的校长。

　　1949年春节，中央机关举办舞会，邀请村干部和家属参加。毛泽东招呼焦春雪过去，问她多大了，随后又夸了她一句： “你是个好干部啊！”

　　这句话让焦春雪摸不着头脑。舞会结束回到家，焦春雪说起这事儿，当村长的丈夫闫连章告诉她，表扬你是因为“一把米运动”。

　　1948年，西柏坡是个大旱荒年，庄稼欠收。为了渡过难关，“工校”生产自救，同时提出三月不吃细粮。作为妇救会主任，焦春雪想了个办法来帮助他们。

　　每家都在灶台上放个小瓦罐儿，每次做饭的时候，先往小瓦罐儿里放一小把米，省下来送给解放军。她走家串户动员妇女支持“一把米运动”，“夏天锅里多放几块南瓜，冬天锅里多放几个蔓菁，米不就省下来了。”

　　3个月下来，焦春雪带着人一家一家收粮食，竟然收上来400多斤小米。“那会儿还是16两一斤的秤，要是按10两的秤算下来，应该有700来斤。”

　　其实，焦春雪的丈夫闫连章早就知道毛主席的身份了。因为是村长，他经常和“工校”里的人打交道。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就认出来了，以前见过画像，一模一样。

　　“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炕上睡觉，他都没跟我说过那是毛主席。”焦春雪挺懊恼，不过转念一想，这说明丈夫保密工作做得好。

　　后来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有这样的细节：毛主席离开西柏坡时，村民们全都赶来为他们送行，依依不舍。实际的情况是，中共中央悄悄地来到西柏坡，又悄悄地走，当时，绝大多数村民压根不晓得他们的身份。

　　即使心里有些怀疑，村民们觉悟也很高，当做什么也不知道，绝不会讲出去。“主席的相貌，很容易辨认出来。”齐明臣回忆，所以，毛主席极少走出大院。

　　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般也不出去。最常出去的是朱总司令，他闲不住，一来是工作需要往外跑，二来，他最爱打猎，枪法如神。朱老总非常平易近人，出门后经常和村民聊聊家长里短。当地关于他的故事，流传也多。

　　据说，一次老天突然下起大雨，村子里的打谷场上堆满了新收的麦子，大家乱成一团，赶紧往屋子里抢运。刚好朱老总路过，立即加入进来。等到全部收完了，抹抹满脸的雨水，就走了。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野鸭故事”，说的也是朱老总。有一次朱德外出，回去的时候，看到小河沟里有几只野鸭，一时技痒，拿过枪就打。鸭子应声而倒，枪声也招来了其他村民，有人跑出来说，这根本不是野鸭，而是家养的。朱总司令听说误打了，赶紧让身边的警卫员给老百姓送去补偿金。

　　这两个民间流传的故事，齐明臣证实，还真有这么回事。“一般来说，野鸭会飞，家鸭不会飞。我们是眼睁睁看见那两只在水面上飞。没想到，竟然打错了。”

　　孕育新中国

　　毛泽东的老房东闫文习一家人，现在住在平山县温塘镇栲栳台村。

　　他记得西柏坡的房子，主院里有一棵梨树，东侧是两棵香椿树，影壁前是翠竹，后面是鸡窝。前院还有猪圈、磨盘等。

　　卫士们觉得猪圈、磨盘、鸡窝这些不太雅观，打算动手拆掉。毛泽东制止了：“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在这里住得不会太久，我们走后老乡还要用呢！”因此除了猪圈，其他都得以保留。

　　主席的判断很准。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之后，全国各地的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击垮国民党军队。

　　五大书记开始着手研究解放以后的问题，研究城市这个相对陌生的命题。

　　城市接管以后，那些资本家的房产、矿产怎么办？任弼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指出处理“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如原属国营或者官僚资本所有，应当接收或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如果属于私人资本所经营，应当留给私人经营，承认私人股份；并要督促他们继续营业，改善工人待遇。还明确了一点“中央决定不要将很多国有财产划为党产，将来党的经费另想办法解决”。

　　货币也是大问题。

　　各解放区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封锁状态，各管各的经济，为了支援战争，各地时常增发货币，又引起物价不断上涨。如何把分散管理的财经工作

　　置于中央统一领导之下，成为周恩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他规定每晚10点至次日一两点，这段时间专门用来研究和处理财经工作，并指定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每晚到他的办公室去研究财经工作，还要求每5天向他报告一次各解放区的物价变动情况，再根据物价变动情况来控制各区货币的发行数额。

　　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正式发行，同时各解放区停止发行货币。

　　“五大书记差不多每天都要开会。多数在晚上。因为毛主席习惯晚上办公，白天休息。”齐明臣对快报记者说，会议多半是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召开，有时候在他住的院子里，有时候在作战室，朱总司令就自己拎着个小马扎去。

　　虽然工作到很晚，但朱总司令还是习惯一大清早就起床，出去锻炼锻炼，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常常遇见任弼时，两个人就聊起来。前几月，他俩的对话是：

　　“动工了吗？”

　　“动工啦。”

　　“几点竣工？”

　　“两点。”

　　结果是在两点拿下了一座城市，或胜利结束了一个战役。后来呢，对话内容全变了。齐明臣跟在身后负责警卫，但不时也能听到片言只字，什么“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不久中央要在西柏坡召开一次重要会议，还要召开政协会议……

　　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来到解放区。

　　西柏坡纪念馆的老馆长贺文迅记得，1998年10月6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齐聚西柏坡，大家纷纷回忆当年来到西柏坡的情景。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说：1949年1月，他和雷洁琼、严景耀等人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从西郊八大处出发，由8名解放军护送，途经石家庄来到这里。

　　那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西柏坡，到的时候已是日暮时分，几位民主人士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共进晚餐，饭桌上大家就一直在共商国家大计，谈国内国际形势和全国解放后的美好前景，兴奋不已，一直谈到凌晨。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连同他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也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