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水果店店主自称被人以亲戚“胃出血”为名“钓”到鄂州，被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简称“客管处”)逮个正着，被认定“非法营运”，罚款6000元后才取回车。

　　鄂州市客管处负责人则向记者表示，绝不存在请人“钓鱼”的情况。该负责人介绍，在日常执法中，如果车上的乘客和司机互相不认识，就会被怀疑是黑车“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雷锋是很少的”。

　　车主：有人找我帮忙

　　黄恩安是武汉市解放南路上一家水果店的店主，他说自己8月11日早上批发水果回店时被一名中年男子拦住，男子自称姓汪，“他说是附近街坊，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男子称自己有一个亲戚住在鄂州乡下，突发胃出血，“要送到同济协和才能动手术”。可是，一时间在鄂州又找不到车，于是家人就打电话给汪，要他从武汉雇一辆车去鄂州。病人只能躺不能坐，一定得要面包车。

　　“他提出可以给我300元”。黄师傅觉得对方说得合情合理，于是就答应了。“当时我说事成后你给我买条烟就行，不用给钱”。

　　两小时后，黄恩安载着该男子来到鄂州市鄂城区文星大道一路口，“他说病人就在里面，让我停车”。结果黄恩安刚一熄火，就冲上来七八名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男子非常“配合执法”，对着摄像机说：“我花了300元雇他送我来鄂州的”，随即消失，再也没有出现。

　　这些鄂州市客管处的执法人员认定黄恩安“非法运营”，要扣车罚款。黄恩安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文星大道61号一房间内，“他们说是客管处执法队的办公室，但没挂牌，离我被抓的路口不足200米”。

　　在办公室里，执法人员称要罚款1万元。经讨价还价，最后黄恩安交纳了6000元“城市客运车辆违规罚没收入”及80元停车费后，终于拿回了面包车。

　　车主质疑：巧合还是串通？

　　黄恩安认为，从“汪师傅”向他求助，到自己最后被抓，整个过程中有不少“巧合”无法解释，黄恩安由此认定自己遭遇了“钓鱼式执法”———“肯定是他们做笼子，不然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

　　黄恩安说，最初“汪师傅”求助时说自己没有手机，结果车刚出鄂州城区外的收费站，“他就拿出手机打电话，嗯嗯了两声就挂了”。不到一刻钟，黄恩安就在城区内被执法人员抓住，“那个电话肯定是约好的暗号，通风报信”。

　　黄恩安的车开到文星大道一路口，“汪师傅”让他在一路口停车。“我车刚一熄火，执法队员就围了上来”，黄恩安说，该路口距离客管处执法队办公室仅200米，“这不是埋伏是什么？”

　　黄恩安认为，自己明明是想做好事，不是专营客运，就凭乘客单方说句话算是取证是否太过轻率？

　　客管处：雷锋很少

　　22日，记者陪同黄恩安前往鄂州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该处胡姓副主任回应了质疑。胡否认了执法人员雇人“钓鱼”“做笼子”一说。

　　据胡副主任介绍，在鄂州市区从事非法营运“都是鄂A开头的武汉牌照”，因此，只要有这种车进入城区，执法人员就会追踪调查。当天查处黄恩安之前，执法人员一路跟踪，“他当时在路上行驶，无法拦住，所以一停车执法人员就围了上去”，不存在执法人员与乘客事先串通一说。

　　而在取证环节上，胡副主任承认主要是依靠乘客的证人证词。胡表示，只要司机和乘客谈话内容涉及“议价”，内容包括汽油费、好处费等，该私家车可立即被视为“黑车”。“而且按当时的情况，两个人相互不认识，也不是亲戚关系，我们执法人员就会怀疑，认为是受利益驱动”，胡副主任说，“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雷锋是很少的”。

　　胡称像黄恩安这样的投诉在该处经常发生，“来我们这里的记者，你们不是第一个，我想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胡也承认打击黑车也有举报有奖的制度，“每查处一辆奖励1000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兑现过一例”。

　　多人遭遇“钓鱼执法”

　　黄恩安的事见报后，在武汉私家车主中引起强烈反响，共16名司机致电记者投诉类似“遭遇”。

　　家住青山的胡石岩做副食品生意，有辆富康车，今年8月5日早上，一个40岁左右男子雇其车，称要去梁子湖，他不知道路，“对方说可以指路，结果却指到了鄂州”。胡先生刚一停车，就被客管处执法人员包围罚款，“有人对着那乘客摄像，与黄恩安的遭遇一模一样”。

　　去年腊月，何先生驾私家车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门口碰上一男子求助。“他说自己是大学教授，弟弟得了肺病，急需车辆去鄂州接来协和治病”。结果，何驾车一到鄂州客管处门口，就被围住。据当事司机反映，“乘客”理由多为赴鄂州接病人或朋友，而且，当执法队员出现后，“乘客”马上“失踪”，整个处罚过程都难觅其踪影。

　　据《武汉晚报》

　　■链接

　　上海“钓鱼式执法”引争议

　　今年9月8日，上海一位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遭遇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军被扣车罚款一万，车主还遭遇“扭手臂卡脖子”。张称，自己打电话到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投诉，对方问他为什么要让不认识的人坐车，张说那个人说自己胃疼得厉害，对方继续质问：“他胃疼关你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