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9月3日，我们为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事宜前往北京万寿路，找到了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少将。听说我们来自周总理的家乡淮安，雷将军非常高兴，刚一落座就十分动情地说：“没有周总理对我的保护，我雷英夫是活不到今天的!”

　　原来早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初，雷英夫就因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先后得罪过康生、林彪、江青这些“文革”中的大红人而屡遭劫难。在雷将军辞世四周年之际，笔者根据那天的访谈，结合相关资料撰写此文，作为对雷将军的深切怀念。

　　毛泽东夸他“洛阳才子”

　　“雷将军，我是总理纪念馆分工搞资料的，能请您说说毛主席为啥要夸你是‘洛阳才子’吗?”

　　雷将军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太好，视力也不大好，他欠了欠身子告诉我们——1939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谋训练队学习的时候，18岁的雷英夫给经常前往授课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年8月，在重庆负责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求援：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那里急需参谋人员。毛泽东就向周恩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18岁的娃娃，他叫雷英夫。”于是雷英夫就被调到南方局周、叶手下工作。

　　1940年，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一些国民党反共将领在会上反咬一口，诬陷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消极抗日，专打友军，搞消耗战。代表共产党参加会议的叶剑英拍案而起，以大量事实加以反驳，力挫蒋方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周恩来将此事电告毛泽东，顺便告知是雷英夫事先协助叶剑英起草的讲话稿，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推荐的这个娃娃呀，可是个‘洛阳才子’呀!”洛阳是我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都城，文人墨客比比皆是，雷英夫刚好是洛阳孟津人，毛泽东钟爱雷英夫的才干和能力，就幽默地称他是“洛阳才子”。

　　周恩来说《旅顺口》是本坏书

　　新中国才诞生两个月时，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和求得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毛泽东就亲往苏联访问，打算和苏方签订一个新的同盟互助条约，争取苏联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华援助。毛泽东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宏观把握很准确，他希望周恩来赶去苏联协助自己同斯大林谈判。周恩来即于1950年1月10日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乘专列赶赴苏联。

　　那时从中国去苏联的火车即使是专列也要行驶一个多星期才能到达莫斯科，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是个难得的休息机会。他素来酷爱看书，行前特意交代秘书何谦把当时名噪一时的苏联军事历史小说、1946年曾获斯大林文学一等奖的《旅顺口》一书带上车，以便在行车途中阅读。

　　专列飞驰途中，周恩来除召集随行人员开会、会见东北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事务外，就抽空看《旅顺口》。全书还没看完，他就对何谦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作者斯捷潘诺夫完全站在反动的沙皇统治阶级立场上，极力美化、宣扬沙俄的侵华战争。”说完之后，他还自言自语地补充说：“这样的书居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以上这段历史是1991年10月笔者在北京何谦家中亲耳听何老讲的。

　　当时，周恩来访苏责任重大，没有和何谦进一步详谈。10个月后即1950年11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对当天值班的军事秘书雷英夫说：“我对《旅顺口》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第一、这本书宣传的是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的战争。第三、书中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雷将军告诉我们，总理对《旅顺口》一书的评价是入木三分的。他们这些在其身边工作的人都深受启发和教育，终生难忘。

　　特殊时期周恩来倾心保护他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蒙冤受屈，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后，有人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告状：“雷英夫是彭德怀的大红人，彭德怀对他言听计从。”“总参作战部长期在彭直接领导下，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值得密切注视。”消息传来，雷英夫既委屈又苦闷，希望总理能帮忙说几句话，但他组织性极强，不愿越级直接找总理，“那些日子，我每天都经受着煎熬”。

　　有一天，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李富春、陈毅、贺龙、罗瑞卿等几位老同志开会，特意通知王尚荣、雷英夫也去参加。开会前，周恩来用温和的淮安口音说：“王尚荣、雷英夫和总参作战部，与毛主席党中央是一条心的。他们和彭德怀、黄克诚同志的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毛主席是清楚这件事的，现在外面的有些议论很不妥当。”

　　周恩来这么一说，陈毅、贺龙、李富春三位副总理也都表态说：“雷英夫一直在主席和总理身边工作，总理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总理表了态，雷英夫回到总参作战部向同志们作了传达，大家都很高兴。打那以后就没人在王尚荣、雷英夫与彭德怀的关系上说三道四了。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要整雷英夫。而雷英夫的女儿因不认同聂元梓是革命派又得罪了“女皇”江青，真叫他“在劫难逃”了。笔者1991年在北京曾听周恩来贴身卫士韩福裕说过：“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找到雷英夫，要他整理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雷英夫婉然拒之说，‘你们二陈(指陈毅、陈伯达)原来都是政治局委员，谁有问题你们比我们清楚，而且你们完全可以在会上直接交换意见，我们下边的工作人员能知道什么呢?”’在当时的背景下，雷英夫对陈伯达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就种下了祸根。但因为有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文革”圈子里的人都很清楚，没有足够的“罪证”材料是整不倒雷英夫的。

　　1966年的某天，周恩来正在钓鱼台召开有关会议，江青手拿一张雷英夫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照片兴冲冲地闯进会议室(照片是他们指使红卫兵从雷英夫家抄来的)，一进门就大喊大叫起来：“雷英夫反林彪，反康生，他就是要篡夺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

　　江青的无理取闹让与会人员一头雾水，人人都看着她发愣。只见江青把手一扬，十分得意地说：“总理呀，你知道吗?雷英夫是国民党的小军官哩!”周恩来听了一愣：“这怎么可能呢?”

　　江青趾高气扬地说：“你不信？我可有证据。”边说边把手中的照片正面朝着会场，“这就是铁证。红卫兵小将们这次可立了大功，挖出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个国民党的战略特务。总理呀，雷英夫在你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你就一点没察觉吗?”最后一句话既奚落，又带着几分威胁。

　　“拿来让我看看。”周恩来不仅很冷静而且胸有成竹。江青很傲慢地凑过来，把照片递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接过照片，睿智的双眼只一瞅就说：“不对嘛，这是他在军调部时的照片，你看，雷英夫还戴着军调部的臂章嘛!他不是国民党的官，是毛主席的官，是共产党的官嘛!”江青一听，脸上顿时没了喜色，怔在那里，望着照片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恰巧这时叶剑英走进会场。周恩来就向他打招呼说：“叶帅，你看这照片是不是雷英夫在军调部的呀?”

　　叶帅接过照片，仔细看了又看，点头说：“是的，这是雷英夫在军调部照的。这张照片还是我照的哩!”

　　会议室内一阵哗然，人们都在心中默默耻笑江青的无知和狂妄。江青也感到下不来台，只好吞吞吐吐地说：“对于雷英夫的问题，我们掌握的材料多得很，他是战略特务，铁证如山，早晚有一天会向你们公布的。”说完悻悻地掉头走了。

　　听到周总理的批示后，他痛哭一场

　　林彪及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没有死心，竟指使参与雷英夫专案的人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将雷英夫自己写的材料拼凑成一纸认罪书，在1966年8月25日将雷英夫和王尚荣一起突然逮捕，并到处罗织雷英夫是假党员、国民党特务等罪名，以达到最终置其于死地的目的。结果雷英夫被关了整整8年。

　　当周恩来看到由林彪、康生、江青报到他那里有关雷英夫的材料时，确实犯了难：报材料的是“文革”期间炙手可热的人物，且材料又是雷英夫自己的手迹，他什么也不好批就径直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雷英夫十分熟悉和器重，于是在疑惑不清的情况下提笔写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样模棱两可的批示，江青等人这才无法置雷英夫于死地。

　　1973年，林彪早已埋骨异乡，可是“四人帮”还在台上，雷英夫的案子依旧未了。由于狱中的非人待遇和摧残，他患了重病。医生诊断后告诉专案组说雷英夫顶多能活3个月，于是专案组决定对他进行手术，并通知其夫人刘革非作为家属在手术报告单上签字。

　　刘革非也是一位老革命，她深知自己签字后的利害关系而拒不提笔，还严厉斥责专案组的大小头目们说：“雷英夫被你们关了八年了，你们见都不让我见一下，现在人要死了，你们通知我来签字，想要我负这个历史责任，我不干!”

　　回家后，刘革非悲愤难平，悄悄写了一封信反映八年来雷英夫所受的冤屈和非人待遇，并报告了目前他的危险境地，然后请人将信交给叶剑英，托叶帅转交周恩来、毛泽东。

　　叶剑英想不到雷英夫还被关押着，看了刘革非的信后当即提笔批示：“解除监禁”。然后将信直接送到西花厅周恩来那里。当时周恩来查出癌症已经一年多了，由于病痛的折磨，手已抓不牢笔杆，但总理仍颤抖着手写下一大篇指示，从政治上、生活上和医疗上全为雷英夫想周到了，连家属陪护的细微小事也全都考虑到了。

　　根据周恩来的批示，专家们先对雷英夫的病进行了会诊。当专案组向雷英夫传达周恩来的批示时，雷英夫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场。手术后，雷英夫又奇迹般地活了30多年，直到2005年才离开人世。

　　秦九凤/文 摘编自《钟山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