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出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关于2009年度税收自查有关政策问题函》，对基层税务机关和企业提出的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等六大税种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媒体在报道时，则形象地以“月饼福利需交个税”、“企业向职工发放交通、通讯补贴要计征个税”进行报道。新闻一出，舆论哗然。社会舆论普遍质疑：“查税风暴”为何总是跟普通工薪阶层过不去？

　　依法征税，竟然收获嘘声一片

　　这两个文件出台后，舆论的强烈反响，大大出乎税务机关的意料。出于平息舆论的需要，税务机关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澄清。税务机关指出，这两个文件的相关规定，并非新规，只是对以前出台的文件没有很好得到执行的地方进行了强调，其中确有一些适度的法律调整，只不过是将交通、通讯、油费补贴以及包括月饼在内的实物补贴等都纳入计税额度，即把职工薪金收入的涵盖范畴扩大了。与其说是将个税征收范围扩大，不如说是为了弥补个税征收漏洞，减少企事业单位避税的途径。

　　从整体上说，个税征收是面向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但能够拿到这些补贴的人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行政单位、部分效益好的外资企业及民营企业。因此，这次个税调整，实际上只是动了少部分人的“奶酪”。有的国企、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名义工资并不高，但他们各种货币补贴、实物补贴加起来远远超过基本工资，隐性收入来源过多。单位收入透明度不够，容易产生滥发财物、逃税避税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

　　税务机关表示，此次调整，是对个税制度的纠偏，弥补征收上的漏洞。从长远来看，这种调整是个税制度的完善，对遏制隐性收入、单位滥发福利都有效果。因是对既得利益者开刀，减少其福利收入，减少单位的不当开支，势必引发一定的舆情反弹。而舆论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弹，大大出乎税务机关的意料。

　　“狠拔鹅毛”，招致网上板砖横飞

　　也许是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了税源，或4万亿元投资让财政承受了重压，近期，税务部门尽可能地开辟税源或修补税制漏洞，盯着那些可能常被忽略的小税，其目标当然是为了增税。当小到月饼都要征税的时候，纳税人长期郁积的政策不公情绪，终于集体爆发了。

　　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有一句名言：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税务部门先是“双薪合并计税”，接着又是“补贴统统征税”，当对“月饼福利”都要征税的时候，给公众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是政策宣讲不到位，也许是舆论导向有误，但这种缺乏艺术的高频度税政调整，给人的感觉是，征税者连续从鹅身上狠拔鹅毛，必然会引发“鹅们”的阵阵惨叫。于是，“与民争利”、“总盯着工薪阶层”、“有本事去动垄断国企”、“加重工薪阶层负担”之类的“板砖”，像雨点般砸向税务部门。

　　让公众最为不满的是，这个政策的指向疑云。即便是针对“大企业”的，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新政策是合理且必要，那么就应该一视同仁，为何主要针对“大企业”？一碗水为什么不能端平？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取得臆想的另一种“公平”，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最为舆论所诟病的行政机关，则是福利最为优厚的单位之一。以公务员高额车贴为例，对车贴征不征税？如果征税，那在名义上是工作性车贴，不是福利，不应征税。如果不征，单对企业职工征税，难道职工的交通补贴，不是用于上下班的“工作性车贴”吗？这种选择性征税，谈何公平？这个悖论，恐怕是税务机关难以拿捏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公众最敏感、最愤激的地方。正是这一对公务员“最惠待遇”的明显不公，让公众心意难平。

　　许多人表示并不反对这样征税，只是担心税收只落到缺乏“避税能力”的工薪阶层头上，那些补贴发得最滥的单位、补贴拿得最多的人（主要是指垄断企业、行政机关）却能轻易逃税，甚至直接就被税务机关豁免掉。也就是说，公众并不患“交通补贴征个税”，而仅仅是患不均，患不平等。柯尔贝只是说“征税的艺术像从鹅身上拔毛”，但没有说“不让鹅叫的”征税艺术是什么。那拔毛的艺术又是什么？最重要的肯定是公平。公平的税负很大程度上能减少纳税人被拔毛时的痛感。此次“鹅们”因“交通补贴征个税”而叫，叫的正是对不均的焦虑感。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认为，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是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但是很遗憾，自今年以来，有关部门的行动却是与减轻税负的目标背道而驰的。税收的增加有赖于税基的扩大，只有把经济总量做大，才会有税收的增加。相反，在经济困难时期加强税收征管，虽然可以暂时性增加税收，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而言却是得不偿失，不利于藏富于民。

　　调整个税，缘何舆论总会激荡

　　这些年来，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个税话题总是易遭公众“误解”，引起舆论反弹。论者舒圣祥认为，无论是 “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是“双薪合并计税”以及这次的“交通、通讯补贴征税”，真正的利益指向实际都是高收入阶层，可跳到舆论前台来强烈质疑的却总是工薪阶层，这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我国个税税制改进的严重落后，让人们看不到更为公平的个税改进可能，从而对个税细则上的细微改动或完善产生了习惯性的“受迫害心理”。这种心理会弱化人们理性分析问题的兴趣和能力，转而形成并强化一种始终为个税所迫害的条件反射式愤怒。这里面有税政宣传不到位的原因，税改程序有疑议的原因，也有税收公平存在问题的现实诱因。

　　就交通补贴和通讯补贴计征个税一事而言，的确是来得相当突然，纳税人还没明白过来，征税的手已经伸到你面前了。这种想征就征的粗暴感，其实是税务机关前期工作不到位所致。税收政策当然不是不能调整，关键是怎么调，按什么程序调。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世界第三，这一指标，也诱导和强化了公众激愤的“反税”心理。

　　快报评论员赵勇认为，个税新政的完善，应该达到调整收入差距、国家财政增收、涵养工薪税源等多重目的，而这一切的实现，均有赖于个税政策科学设计。否则，标准不明的“交通补贴和通讯补贴要征税”，难以输出最基本的税负公平。而一个难言公平的政策，自然引起舆论反弹。因此，税务机关应该反思的工作，是在出台政策之前，能够认真调研，审慎调整，科学决策，以最大可能促进税收公平。这是公众的诉求，也应该是税收部门需要努力的方向。

　　□本报观察员 肖余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