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麦保曾家，他正在接电话。南京市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邀请他到和平影城观看《建国大业》首映。

　　“和平影城就是和平电影院吧？好，我当然要去的。《建国大业》我知道啊，在电视上早就看到介绍了。别说这个电影了，马上国庆节阅兵式有哪些新式武器亮相，我都知道。”挂了电话，麦老哈哈一笑，带着几分小得意，“他说我超越时空，跑到前头去了。”

　　搞了一辈子规划工作，92岁的麦保曾描绘出一张张城市的未来面貌，又在接下来的日子，亲眼见证着它们变为现实。

　　命大

　　茅以升救了他

　　麦老一口京腔京韵的普通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可一打听，竟然是广东顺德人。

　　他又得意了，“我广东话讲得也很好啊，几十年前，到香港去开金陵饭店的建设论证会，我直接用广东话和他们讲；后来，国家组织全国的规划专家团到美国，在明尼苏达州，我用英语演讲20多分钟，谈古城保护。结束后美国人说，你这是正宗的华盛顿口音嘛。”

　　1917年，麦保曾出生在广东。上小学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北京。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唐山交大。这所学校当年工科全国第一，与清华齐名。出过茅以升、钱伟长、陆定一、严恺等多位著名学者。学校推行的是美国式通才教育，除了国文，其它科目很多都是外国老师直接用英语讲课。

　　战乱年代，麦保曾经历了几次危险事件,每一次都差点丢了性命。

　　1938年，交大往贵州平越迁校。他自己搭上一部黄鱼车，赶往贵阳与同学会合。弯曲狭窄的道路非常险要，车行到山坡上时，全车人正在打瞌睡，只有麦保曾一人没睡。突然间，他感觉到车在往后退，来不及多想，就从车窗跳了下去。车翻下几百米深的山沟，车毁人亡，只有他一个人大难未死。

　　又有一次，日本飞机来丢炸弹，人家都躲了起来，只有他还在外面好奇地仰着头看空战。一颗炸弹扔下来，弹片飞到他的右胸部，用手一摸，全是鲜血，幸好伤得不深。可他却被警察给抓走关了起来。飞机来了不赶紧躲开，还在外面观看？又不是不懂事的孩子，这举动也太奇怪了吧！警察怀疑他是汉奸，有意暴露目标。后来还是校长茅以升亲自把他保了出来。

　　毕业后，麦保曾到贵阳工作，修建电厂、为黔贵铁路选址。一次，他独自在山里勘测地形，对面山坡上几只猿猴跳来跳去，他就用石子去丢猴子，聪明的猴子也报之以石。就这样，他与猴子隔着江，用石子掷来掷去，玩得不亦乐乎。一个不小心滚下山坡，掉进急流。幸亏他泳技很高，拼命游才爬了上来，免于一死。

　　“人家都说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挺有道理的。”麦老轻松地述说着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乐呵呵的。

　　痛心

　　没保住通济门

　　抗战胜利后，麦保曾来到南京工作，在工务局当工程师。当时的南京城内城外满目疮痍，多数街巷是狭窄的断头路。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开进南京城。麦保曾正在街上修马路，眼见着这支队伍由西向东，开进了总统府，不久就把门口国民党的旗子降了下来，升起了红旗。

　　解放后，麦保曾在建设局工作。新时代，城市在飞快地发展。为了挣脱老城的束缚，很多地方开始大肆拆除城墙。首都北京在拆，到处都是毁墙的炮声。“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竭力反对拆除城墙，四处奔走呼吁，痛心到流泪。”然而，他们的努力也没能拯救北京的城墙。

　　南京也在拆。“上世纪五十年代，除了建设委员会，还有鲜为人知的拆城委员会，任务就是拆除明城墙，以求便利交通。”麦老回忆，一批专家学者出面力保，特别是当时的江苏省文化局局长朱偰，极力主张保护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物。

　　在南京市建设局担任主任工程师的麦保曾，被派去调查拆城情况。他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沿城墙根走了一圈。许多地段已经成了缺口，最可惜的是通济门，这座明代十三城门中最为壮观的一座，也倒在了1956年的拆城墙运动中。“不但规模是老大，而且通济门的瓮城平面是曲线形，柔和美丽，价值超过了中华门。”麦保曾将详细情况写成报告，呼吁千万不能再拆了，应当加紧保护。“要不是朱偰再三呼吁，连中华门瓮城也给拆了。”麦保曾痛心不已。

　　下放

　　提前“参加”南水北调

　　城市的灾难，在一波接一波更猛烈的“运动”中，渐渐蔓延成家庭的灾难。

　　陆涛是麦保曾的爱妻，在东南大学教土木工程，1969年文革时被揪斗，最后在学校废旧的厕所里悬梁自尽了，死后几天才找到尸体。

　　“她想不开，弄不清楚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麦老叹息，如果爱妻活下来，想必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从此，他过着单身生活，再未结婚。

　　妻子去世的11个月之后，麦老带着儿女，被下放到苏北淮安农村。日子过得极为艰苦，人人都以为一连串的打击，会让他垮掉，乐观的天性支撑了他。

　　“别人下放到那儿是当农民，当地人真好，一看，我们爷仨什么农活也不会干，就让我们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什么的。”一家三口成了文艺骨干，儿子演李玉和，女儿演李铁梅，麦保曾拉起二胡，一出《红灯记》唱得有声有色。女儿还在当地学会了针灸，邻居家的老大娘牙疼，扎了几针竟然好了，“麦医生”的名头很快传了开来。

　　让麦保曾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竟然又可以接触他所热爱的规划设计工作。为了解决苏北农田灌溉问题，淮安需要修建一个翻水站，4.5米直径的巨型水柱，要从下游翻上来。

　　当地哪有人懂这些，江苏省水利厅想到了麦保曾。没有人帮忙，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全程监督，只有他一个人。孩子上学住校，他就住在工棚里，一住四年。冬天零下几度，冻得伸不出手，他在四处透风的工棚里画出一张张图纸。

　　文革时的很多工程，由于缺乏科学严谨，质量不过关，而这座翻水站结实健康。前几天，麦老往翻水站打电话，老工作人员还记得他，“他们告诉我，站里的机器设备早都换新的了，不过土木工程还是以前的。”

　　现在，这座翻水站已经成为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着更大作用。

　　规划

　　为南京设计未来

　　麦老给南京留下的东西，就

　　更多了。这个城市在解放后建起的每一座标志性建筑，背后几乎都有他的智慧闪烁。

　　上世纪六十年代建南京长江大桥，铁道部门是主力，南京当地的建设部门其实只是配合。麦老同样认真。

　　南京长江大桥的部分数据，直接参照苏联专家指导设计的武汉长江大桥。在迷信苏联的年代，这根本就毋庸置疑。麦老到武汉考察，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大桥，发现在引桥上就很吃力，有些老旧的汽车开到那儿，还容易熄火。于是他建议，南京应当降低引桥的坡度，这点后来被采纳了，所以，南京的大桥“爬”起来轻松多了。

　　还有一个细节，南京长江大桥的人行道特别高。这也是麦老的建议。他在武汉目睹了一起大桥上的车祸，车子冲破桥栏杆，掉下江。当时他想，如果人行道高一些，即使有车子失控，冲向旁边时也有台阶可以挡一挡，起到缓冲作用。于是，人行道被“拔”高了一大截。

　　1979年开始建设金陵饭店，麦老赴香港参加设计方案评审。37层，100多米高，在为“中国第一高”震撼之余，他发现，六部电梯与客房数量的比例不太对，根据运力，每层完全可以再加一些房间。于是，有了现在金陵饭店的客房格局。

　　当然，麦老最出名的“作品”，还是1983年国务院批准的南京城市总体规划。这是南京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并且由国家批准正式执行的规划文件。这部简称“83版”的规划，至今仍为许多规划行业人士津津乐道。

　　“1978年，我们二三十个人，借用市府大院第15号楼，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了这部规划。”时任规划局总工程师的麦保曾，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做调研，六合、大厂、栖霞、东山、铁心桥……跑遍了整个南京城。

　　规划一出来，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很有成就感。你想，之前城市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哪有什么规划。现在我们做出来规划，告诉大家，以后南京会变成什么样，大家觉得看到了一个科学的未来和希望。”麦老遗憾地咂咂嘴，3年后突然发现，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设想，光是城市人口就已经突破了规划中的数字，“后来我们自己反省，还是眼光短浅，看得不够长远啊。”

　　当下

　　92岁还是顽童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麦老退休赋闲在家，不过，他可丝毫没闲着。

　　儿子女儿都在美国，连外孙女在美国都已经当上了主治医生，他却宁愿一个人留在南京生活。“他们有他们的事业，我也有我要做的事情。”作为全国著名的资深规划专家，麦保曾被业界后辈尊为“国宝”，每一版的南京城市规划，以及重要项目建设规划，评审专家名单上几乎都少不了他。

　　国庆六十周年快到了，麦老更是特别忙，要参加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和会议：规划的、城建的、政协的、农工民主党的，还有杂志约稿、书画展索要墨宝参展……他一项项安排得妥妥当当，有条不紊。

　　没有这些活动，他独自呆在家里也忙。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晚上九点半睡觉，中午小休一会。一天三顿准时开饭，米饭吃一小碗，生活很有规律。自由安排的“节目”可就丰富了。每天读两三份中文报纸，还要读一份英文报China Daily（中国日报）；听听古典音乐，看看电视，写写书法，玩玩电脑。

　　90多岁的他，可是个电脑使用高手。写文章全是自己打字，还有MSN账号，用来和在美国的孩子聊天、视频。“连连看”这些游戏，他早玩腻了，不过瘾。现在，他最迷恋的是用鼠标在电脑上画油画。

　　“好玩的事多着呢。”麦老“玩”心很重，总爱找些新鲜的事来做。他总结自己有“三乐”法宝：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果然，他这传奇的一生，玩得很快乐。

　　□快报记者 孙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