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9日，对于相爱且准备共度一生的恋人来说，无疑是个极其罕见的吉祥日子。这一天，南京各个婚姻登记处外排起了长队。领了婚姻的许可证后，紧接着，必然有一场新人理想中的结婚典礼。如今的新人都很“潮”，他们对婚礼的要求一定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其实，早在1935年，南京就举行了当时最有新意、最时尚的一场婚礼，只不过，这场婚礼的主角不是一对新人，而是三十三对！
虽然距离当年的“首都首届集团结婚”已经过去了 74年，记者仍然想方设法找到了两位见证者，从他们的记忆中，还原那段尘封的往事。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张荣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施向辉
刊登在《良友》杂志上的集团结婚照
《中央日报》刊登的集团结婚证书
民国时期，集团结婚很“潮”
民国时期的新人会用什么方式来举行婚礼呢？是花轿娶亲，院内搭棚摆流水席，新人穿红戴绿的旧式民俗婚礼；或是辛亥革命后逐渐兴起的文明婚礼：戒指为定，大媒作证，结婚书盖定的“郎才女貌两情愿”？
显然，文明婚礼更合新人们的胃口。1935年4月3日，响应宋美龄等人的倡导，上海市政府主办了第一届集团结婚，有57对新婚夫妇参加，整场婚礼既庄重让人铭记，又不浪费时间金钱，大受好评。根据南京市档案馆内资料显示，南京市社会局随之作出反应，要求举办“第一届新生活集团结婚”活动。很快，社会局定于8月10日举行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6月20日开始办理结婚人登记，截止日期为7月10日。
为了成功地办好这场首都首届集团结婚，社会局做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包括对参加者身份审核（结婚人姓名、籍贯、年龄、职业、家庭状况以及结婚是否征得家长同意、介绍人与结婚人之关系）、服装规定（具体到穿什么鞋，留什么发型）到结婚证书的设计（面向社会征集）、收费多少（缴洋二十元）、场地安排（励志社）、证婚人（时任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主持人（时任南京市社会局局长陈剑如）等等。万事俱备后，8月10日，首都首届集团结婚典礼便在励志社成功上演。
见证人：丁玉芳，家住铁心桥，现年90岁。当年曾陪同表姐参加“民国首都首届集团结婚”。
为抢化妆室位子，伴娘互相掐架
74年前，16岁的她陪着自己的远房表姐见证了这场婚礼的全过程。
丁玉芳是沈阳人，1934年因父亲病逝，她和母亲投奔到了南京的表叔家，认识了大自己4岁的表姐。如今，已逝的表姐全名叫什么，90岁的她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中表姐的小名叫吕茹（音）。表叔家境殷实，专门请了私塾先生在家教授女儿读书识字，期望女儿能成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但性格外向的表姐对新生事物特别感兴趣，应她的要求，家中订阅了上海的《良友》杂志和《中央日报》。“当她从《良友》上看到上海举行了盛大的集团婚礼的图片后，就对我说，我结婚也要那样，多新鲜呀。”所以，当1935年5月，南京社会局通过报纸对外宣布将举行首都集团结婚的时候，已经有对象的表姐立即就去报了名。于是，丁玉芳当时就成了她的小跟班。
“正式举行典礼是在8月10日，星期六。我记得很清楚。”老太太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那一天，乱极了。”天还没亮，表叔家一大家子就忙开了。因为婚礼定在上午十点开始，要求新人们九点就得到达举办地点——位于中山东路上的励志社。所以，早些天他们就将许多细节都设想好了，几点几分做什么事，都写在纸上。待大伙儿收拾好，已近七点了。七点二十分，表叔家专请的乐队和三辆黑色轿车、一辆卡车都到了。待一家人急急忙忙乘坐车子吹吹打打从军师巷那里出发赶到励志社，将近八点。
谁知道，已经来了好几对新人了。励志社的门口停了好几辆花团锦簇的轿车，“甚至还停了一顶红艳艳的轿子，很惹人眼。就在我们下车的时候，有对新人走着过来了。我表姐见有人在她前面来了，就有点不乐意，冲着新郎官翻了个白眼儿。然后就让我赶紧到临时设置的化妆室抢位置。我到前一天预演时就安排好的地方一看，都乱了，前一天表姐坐的位置已经有人了，我只好占住旁边的位置。”
每个新娘都带来了女伴，场面有点乱哄哄的。不一会儿，新娘就全到齐了，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大概是埋怨选好的位置被别人占了，素不相识的女伴们就互相指责起来。而新娘子却不管不顾，只是对着镜子细致地描眉抹红。
仪式场面过于严肃，新娘子回家重办婚礼
“一共有三十三对新人，虽然因为按规定统一着装，外表看不出来家境优劣，但到化妆时就明白了。家境一般的新娘子拿着粉盒都不知道怎么用，明显平时都不打扮。”
新娘子的造型在当时有点奇怪，她们身上穿着旗袍，头上却束着白纱。旗袍是在指定地点统一量身定做的，是妃红色，粉粉的红，很雅致。而头纱的选择，则是模仿了宋美龄与蒋介石婚礼上的头纱造型。
“这次婚礼特别讲究，就连鞋子是什么样的都规定好了，统一穿白色中跟皮鞋。我表姐个子比较小巧，她怕这样一来自己会淹没在人群中，就吩咐我带一双跟很高的鞋子放在包里。待工作人员检查后，伺机换上。真是手忙脚乱啊。”一切就绪后，婚礼开始了，此时已经超过既定时间十多分钟了。陪同人员以及新人的亲属每家十名，凭事先领的入场券到礼堂里就坐，等候新人入场。仪式上，时任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发表证婚词，他的表情很严肃，使得场面庄重有余，喜庆不足，许多新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不苟言笑。仪式几十分钟后就结束了，新人们出来后，励志社门口就有许多市民围观。
婚礼结束后，丁玉芳的表叔坚决要求重新举行一次婚礼，认为那次集团结婚是胡闹，太不合体统。一个星期后，表姐夫妻俩就又举行了规矩繁琐、仪式隆重但异常喜庆、地道的中式婚礼。”1949年，表姐一家去了台湾，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表姐的回忆，也只有这场婚礼让丁老太太印象最为深刻。
见证人：方老，家住江宁湖熟，现年90岁。当年曾是励志社服务人员。
宋美龄为何没有出席集团结婚典礼
“民国首都首届集团结婚”的地点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内廷机构——励志社。可是，在8月10日婚礼当天，并没有见到他们二人的影子。特别是宋美龄，这位极力倡导新生活运动，并以“亲民”形象深得人心的“总统夫人”，为什么会放弃这种既能凸显新生活运动的前瞻性，又能展示亲民作风的机会呢？
“那段时间，宋美龄肯定是有事儿不在南京。”曾在励志社服务过的90岁的方老告诉记者。
那么，1935年8月间，宋美龄人在哪里呢？通过当年的各类报刊上的新闻，尤其是《中央周刊》上的日志记载，记者发现，整个1935年，蒋介石和宋美龄都东奔西跑，应对当时的“困难”形势：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与陈诚等人前往重庆，扬言要亲自督师，“雪遵义失败之耻”；3月24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督师；5月1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等人由贵阳飞往昆明；八九月间，宋美龄又跟随蒋介石到了四川峨眉山，举办了两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
如此一看，首都首届集团结婚进行之日，可能正是宋美龄在峨眉山之时，自然就不会出现在婚礼现场了。
那么，作为当年励志社的工作人员，方老对这场婚礼还保留着哪些记忆呢？
赶时髦的新娘子为何大多留齐耳短发
“没有太多的印象了，”方老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这次集团结婚主要是由励志社童子军和社会局的职员来具体操办的，治安守备也是由宪警负责，我们也就给新人指指路、看看热闹。”
方老又想了一会儿，说：“好像新娘子都是直发，以齐耳短发居多，可能我当时心里还想了一下，烫发不是挺时髦的吗？能参加这么特别婚礼的她们为什么都不烫发呢？所以，细想一下，有点印象了。”
确实，上世纪30年代初期，烫发在上海、南京、北京、山东等地妇女中十分流行，这些大胆尝试新生活的新娘子们为何都是直发呢？
记者问了一些专家未果，便到南图查阅资料，看到了南京政府发出的这样一封通电，“禁妇女烫发，以重卫生”。宋美龄在答记者问时也指出，政府下达这一命令的原因是：“近年以来我国妇女生活行为多浪漫不羁，影响国家民族复兴之前途极为巨大，深觉有彻底改革之必要，务使我国妇女能崇尚朴素，保持固有之美德。”
既然政府都下令禁止烫发，而此次集团结婚又属“政府行为”，新娘直发也就不奇怪了。
采访对象：王维沁，家住下浮桥，现年93岁。当年她家在励志社附近开有一家茶馆。
住在励志社附近的她压根儿没听说这场婚礼
而当年同样居住在南京城内的王维沁老太太，却几乎不知道这场标榜着新生活运动的集团结婚。
1935年，王维沁19岁，按说这个年龄对这方面的消息是很敏感的，但她就是不知道。她这一不知道，就完全可能反映出南京的很多市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王维沁的父亲在当年开了一家远近闻名的茶馆——逍遥游。茶馆里茶客众多，整天在茶馆忙碌的王维沁对南京城里大小事情都是从他们的嘴里得知的。茶客们不议论这次集团结婚，她自然就无从知晓。
民国首都首届集团结婚，好歹是“总统夫人”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事先社会局也在报纸上、广播里进行过宣传，怎么就弄得“鲜为人知”呢？
宋美龄倡导的集团结婚为何媒体鲜有关注
记者来到南京市档案馆和南京图书馆，翻遍了1935年南京和各地的报纸、杂志，方恍然大悟。
记者首先发现，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集中对首都首届集团结婚报道了四次，分别是8月7日报纸第三张第二版上，刊登了一篇不到千字的小文《杂谈集团结婚》；8月9日报纸第二张第三版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版面，内容提到“首届集团结婚，今天预行演习，证书盖印昨已办竣，明日上午正式结婚。”并且简单地介绍了准备工作进行情况，而且还刊登了新人的结婚证书样本；8月10日婚礼当天，报纸在第二张第三版上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发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配了一幅集团婚礼预演时现场的图片；8月11日，报纸在第二张第三版以四分之一版面的篇幅，介绍了前一天集团婚礼的举行情况，并配发了由国际社和中国社合摄的四张图片。不管怎么说，作为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对此事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随后，记者在上海的《良友》杂志1935年9月号上，看到了两张关于首都首届集团结婚的图片，配文118个字。而天津的《北洋画报》在8月13日配发一幅照片，无专门配文。天津《大公报》在当天第一张第三版右下角位置配发了连标题在内共80字的新闻稿，如果不集中精力有目的地寻找，完全可能被忽略掉。记者还查阅了当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中央周刊》《盛京日报》等能找到的报纸杂志，它们对首都首届集团结婚只字未提！除去地域、通讯等原因，这也显得有点异常，媒体对此事如此低调，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记者又大量阅读了1935年8月前后的各地报纸，终于发现端倪：报纸上，长篇累牍报道的是：水灾！1935年夏，长江黄河泛滥成灾，两河流域以及湖泊多的城市多成泽国：厦门、天津、长沙、北平、西安、汉口、开封……受灾农田2264万亩，灾民1000万人，死亡14.2万人。特殊年代，媒体人的注意力都已转移到随时吞噬掉村庄和百姓的洪水上了。
王维沁的茶馆里，茶客们谈论最多的，便是长江黄河的水灾问题，即便《中央日报》在关注首都首届集团结婚的消息，围绕在这个新闻周围的，仍是灾情。换句话说，百姓们关注的焦点完全不在集团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