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婚礼作为一种新式婚礼，是与中国的传统旧式婚礼相对而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集体婚礼曾一度风靡南京，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而逐渐减少。时光如梭，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时，集体婚礼再度风靡古城南京。那么，南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集体婚礼究竟在什么时候举办？当年的那些新郎新娘，他们过得还好吗？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玉磊 白雁

　　姚克慎拍摄的集体婚礼照

　　外国青年“围观”1985年的集体婚礼

　　1985年的四五月，对于南京人杨穗芳来说，是格外忙碌的一段时间。当时身为南京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的她，正在操持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杨穗芳告诉记者，当时国家正好有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是国际青年年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的“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会见”活动，邀请了三百多名外国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各国朋友分五路赴南京、上海、广州、成都、哈尔滨、西安等14个城市参观访问，参加丰富多彩的青年联欢活动。

　　但是，当杨穗芳和同事们接到上级交给的接待任务后，也觉得有点犯难了。

　　和同事们研究了半天，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在参观旅游景点、到玄武湖种树等传统项目之外，增加一个新颖的联欢活动——举办一场集体婚礼，让那些来南京的外国青年和新人们一起，共度美好时光。

　　举办集体婚礼的消息在媒体上刊登后，顿时在南京引发不小的轰动。在筹备集体婚礼的一个多月中，杨穗芳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国家提倡新事新办，因此有不少开明的父母，陪着子女一起来咨询。但也有一些老人仍旧认为婚事应该隆重些，这么多人一起结婚，像什么话呀，所以也有先报名后来又取消的情况。”最后，一共有二十二对新人参加了这场集体婚礼。

　　婚礼是在1985年5月19日举行的。那天下午，一个鲜红的“囍”字贴在南京饭店宴会厅的墙上，在《花好月圆》乐声中，二十二对新人款款步入大厅，然后由四对新人分别点燃四根龙凤红烛。杨穗芳告诉记者，在场的外国青年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国家，他们基本上从没见过集体婚礼这种婚礼形式，纷纷凑上前去，争相拍下这一喜庆的场景。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只有两个新娘是穿婚纱的，大多数都是穿旗袍，还有一对新人是八卦洲的农民，那个新娘穿得更是朴素。所以，那两个穿婚纱的新娘，吸引的镜头最多。不过她们也都挺紧张的，我看到她们鼻子上都冒汗了。”杨穗芳笑着对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

　　一张老照片引来的疑惑

　　在杨穗芳的记忆中，这场特殊的集体婚礼是南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集体婚礼，但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南京市摄影家协会顾问、老摄影家姚克慎珍藏的一张照片，却把这个时间大大地提前了。

　　姚克慎手中的这张照片是他亲自拍摄的，拍摄地点是南京市政府东会议厅，拍摄时间是1983年。这张照片，把改革开放后南京首届集体婚礼的时间，一下子提前了两年。

　　姚克慎告诉记者，那时候集体婚礼还是一种时髦的婚礼形式，主题是提倡节俭朴素风尚，南京市政府就在会议厅组织了一场集体婚礼，市长是证婚人。几十对新人端坐在会议室里，多半穿着朴素，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塑料花，还有瓜子、喜糖和茶水。就是这一点信息，也只是他如今从照片上读出的，详细情况他早已记不清了，印象中还给每个新人发了一个玻璃相框当结婚礼物。

　　细细端详照片，幸福写在上面每个人那青春洋溢的脸上，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想必他们的孩子也有这么大了吧，他们还认得出照片上的自己吗？为了寻找这场集体婚礼的参加者，《发现周刊》在9月7日刊登出了姚克慎拍摄的这张照片。

　　照片一经刊登，立刻就有许多读者打来电话，其中一位称：“我就是参加那场婚礼的当事人之一！”

　　他选择参加集体婚礼主要图省钱

　　这位读者名叫佘治骏，在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二十多年前，佘治骏还是个刚从插队的地方回城的小伙子，被分在了南京大学工作，上班闲暇时，他常和同事朋友去鼓楼的曙光电影院看电影。

　　说起当年的恋爱故事，佘治骏心里仍是充满喜悦。“那时候，鼓楼附近还有一家江南照相馆，它的橱窗里常会展示一些拍得很好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给北极服装店的几个女工作人员拍的，我常从照相馆边上经过，也看到过几次。”后来，经一个同事介绍，佘治骏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金燕，两人一见面，他就觉得那姑娘，怎么看怎么眼熟，后来他恍然大悟，原来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她啊！

　　就这样，爱情的种子在两个人的心里发芽了，并顺利进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其实我们并没想那时候结婚的，按照我们的计划，应该会晚上半年左右，但突然听到了举办集体婚礼的消息，我们就想，干脆参加集体婚礼吧，一是形式很好，有纪念意义，更重要的是，集体婚礼也比较省钱。”佘治骏坦诚地告诉记者，他的父母一共有七个子女，他是最小的一个，当时家庭条件有限，也不允许他们大操大办。他们结婚时，也只是到南京木器厂花六百块钱买了一套家具，然后又到和平商场买了一个台式带卡座的收音机。房子也不是单独的，而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当时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台九英寸的电视机，这也不是买的，是懂电子技术的父亲自己用显像管安装的。

　　坐着31路公共汽车去参加集体婚礼

　　

　　

　　

　　

　　

　　

　　

　　

　　

　　

　　说起来，佘治骏和那张照片的拍摄者姚克慎还有一段师徒情，因为后来姚克慎成了他在摄影方面的老师，只是老师一直都不知道他也是这次集体婚礼的主角。

　　“其实，这次婚礼的时间不是1983年，不过也不能算是姚老师记错了，这里面有个小误会。”佘治骏仔细地给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内幕，原来，这个小误会正是出在发给新人当结婚礼物的玻璃相框上。

　　当时，主办方在相框上写上每对新人的名字和给他们的祝福语，然后又在下面写上时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落款时间为“1983年元旦”，而实际上，婚礼举行时间是1982年12月25日。

　　在位于夫子庙附近的家中，佘治骏指着报纸上的照片告诉记者：“那时候，市里专门给我们发了请柬，因为要凭请柬才能进市政府的大门，每对新人还可带六位家属去。婚礼是上午九点举行的，一大早我就坐着31路公共汽车去的，不像现代的年轻人，结婚时都要用到好几辆车。我穿的就是中山装，妻子穿的是一件粉色的棉袄。”

　　佘治骏记得，当时走进充当结婚礼堂的会议厅时，根本没有什么音乐伴奏，到了门口，出示一下请柬，就有人领着他们进去，安排座位坐下，就像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当时他坐在第三排，因此在照片上一点不起眼。

　　这次婚礼的主婚人、证婚人都是当时市里的领导，他们讲完祝福的话，接着是新郎新娘一一答谢，大家讲得都很简短，之后就是事先安排的几个节目表演。让佘治骏最难忘的一个节目，是两个相声演员说的相声，段子是他们特地为这次集体婚礼编的，而且用南京话表演，逗得大家捧腹不已。

　　“整个婚礼只有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去了。之后我们也没再办酒，就是和家人吃了顿饭，接着就去南昌度蜜月。同事们也都不知道我们参加集体婚礼了。”

　　如今，快二十七年过去了，佘治骏的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并于去年结了婚。自然，他的婚事不必像父亲那样简朴，除去布置新房的开销，光是婚礼当天，就花了大约五万块钱。

　　“如今再看到这张照片，再想起这段往事，这是一种回味，更是一种感慨，让人感到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佘治骏用这句话，给这二十七年的时光做了一个朴素的总结。

　　那么，1982年年底的这场集体婚礼，是南京改革开放后最早的集体婚礼吗？很快，新的证据又摆在了记者的面前。

　　她的结婚证上写着“棉花票已领”

　　

　　

　　

　　

　　

　　

　　

　　

　　

　　

　　

　　

　　

　　

　　记者的疑惑，来自一本名为《南京当代风采》的图册。在书中“1981年”的条目下，记者看到了一张图片，简简单单的说明，只显示这也是一场集体婚礼，但具体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者全都没有。第一场集体婚礼的时间，又被提前了一年。

　　在迈皋桥附近的一个小区里，记者真的找到了一对参加过那场集体婚礼的夫妇。女主人的名字叫袁俊，她和丈夫还保留着参加集体婚礼时发的纪念品——一本竖开本的影集。影集的封二上，写着集体婚礼主办方的名称，有四个，分别是共青团南京市委、南京市青联、南京市总工会、南京市妇联；协办婚礼的媒体，则有南京日报、南京广播电台、南京电视台；封二的最下面，特地注明举办集体婚礼的时间——1981年12月24日。

　　今年54岁的袁俊告诉记者，当时，她男朋友范世杰是南京线路器材厂的团支部委员，他先知道了要举办集体婚礼的事情。当时，一般的婚假是3天，参加集体婚礼的话，给10天的婚假，袁俊觉得很划算，就答应了。在婚礼之前，他们置办好了家当：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是托熟人“走后门”买的；还有一床棉花胎，是凭结婚证领来的。袁俊笑着告诉记者：“当时的政策是，凭结婚证买东西，买了棉花就不能买家具，买了家具就不能买棉花。到现在，翻开我们的结婚证，上面还写着‘棉花票已领’几个字。”

　　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厂里特地派了一辆大客车，拉上厂里的同事，一起到大光路去接新娘子袁俊。

　　“我穿的是一件大红盘扣小立领的上衣，上面还有金线。衣服花了8块钱，很好看，我心里美滋滋的。”袁俊记得，那天，她脚上是一双大红色高跟鞋，腿上则是条藏青色裤子。和上衣相比，裤子有点马虎，是临时买的。袁俊对自己的头发也比较满意，“是前一天在夫子庙的‘人人理发店’做的，不容易哦，队排得老长，等了半天才做好。”

　　早晨大概9点钟的样子，一车人就到了中山东路体育馆礼堂。婚礼现场的情景，袁俊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大概有100多对新人。典礼上有人证婚，还有新娘、新郎代表致词。”典礼举行完后，大家就各自回去了。

　　当天晚上，袁俊和丈夫范世杰在三山街的江苏酒家，请亲朋好友吃饭。“一桌酒席大概是18块钱，便宜哦。”不过，当时袁俊和丈夫的工资加起来也就70来块钱，算起来，酒席也够档次了。

　　如今28年过去了，袁俊和丈夫一直过得很幸福，“我家他，脾气好，说什么都不作声。”袁俊的儿子今年27岁，去年他也升级成为爸爸。记者去采访的这天，袁俊的宝贝孙女正好过周岁生日。

　　杜达和臧苏宁结婚时拍的照片

　　“第一场集体婚礼”

　　究竟花落谁家

　　就在记者认为，“第一场集体婚礼”非袁俊他们这场莫属时，新的变化又出现了！

　　家住黑龙江路的杜达告诉记者，早在1981年4月份，他和妻子就参加了集体婚礼。

　　在杜达家里，56岁的杜达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一本老影集，这里面有五张老照片，都是在婚礼现场拍的，“是我弟弟给我拍的，时间是1981年4月25日。”

　　照片上的杜达一身军装，英姿勃发，一旁小鸟依人的新婚妻子，温柔地微笑着。“当时我们早已领了结婚证，只是一直没办酒，说实在的，我们也觉得婚礼这事太繁琐累人，而且当时我在部队当连长，也没有多少时间来操办。集体婚礼的消息还是同学告诉我的，我和妻子一商量，那就参加吧。”杜达笑着说出了参加集体婚礼的原因。

　　可能杜达是那场集体婚礼中最“不上心”的新郎，他是婚礼头一天才从部队回来的，第二天穿着军装就去了，而且最“离谱”的是，那时候他们的新房还都没布置好。婚礼礼堂是在新街口附近，具体位置杜达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有40对新人，每对新人都有不少亲朋好友来观礼，整个礼堂挤了几百号人，热闹非凡。

　　“这次集体婚礼搞得还是不错的，而且，还组织我们去黄山旅游了一趟，交的费用也只有四十元左右。”杜达告诉记者，婚礼的第二天，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出发去黄山旅游了，他们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场，还拍下了不少照片。

　　婚后第二年，杜达就转业回了南京，又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一家人过上幸福的小日子。

　　但是，当年杜达参加的这场集体婚礼，究竟算不算是南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集体婚礼，没有证据说它是，也没有证据说它不是。对这个“第一”的追寻，仍然没有结束，如果您有更早的集体婚礼的信息，请致电《发现周刊》线索热线025－84783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