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大阅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举行的第一次有阅兵式的国庆典礼。新华社摄影报道在承接前辈国庆报道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文革”后国庆阅兵报道的新思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即将来临之际，《摄影世界》特地邀请武基国、王新庆、吴森辉、崔宝林等离退休老记者一起座谈，回顾他们在那个激情燃烧年代特别时刻的拍摄经历。
邓小平乘坐敞篷车驶出天安门城楼，开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崔宝林 摄
战略导弹部队行进在长安街上 吴森辉 摄
武基国 时任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副组长
机位：天安门城楼
我是临时换将，仓促上阵的。1984年9月28日，我突然接到领导的命令，让我上天安门城楼拍摄新中国35周年国庆大典领导人活动。当时，自己非常兴奋、激动，因为那里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是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
1984年10月1日早上7点钟，我们就从新华社出发了。一进入城楼，我们就赶紧看场地，选角度，设计拍摄位置和构图。我到城楼边上一看傻了，栏杆和城墙边只有一步宽，栏杆仅到下腰位，当时都预想用脚钩着栏杆拍。让我觉得困扰的还有天气，那天是阴天，有一层雾霾，在10点正式活动开始前，我们甚至看不清楚天安门城楼前的广场建筑物。
活动即将开始时，现场管记者的负责人召集我们开紧急会，他宣布：领导人在城楼典礼仪式就位后，就给记者1分钟拍摄时间。大家纷纷提出希望能够延长一点时间，负责人回答，没有商量，因为时间长了会影响典礼仪式的进行。
当领导人站好位后，宣布记者可以进入时，我“噌”地一下就蹿到前面，跑到最前面的第一个记者亏了，后面的记者叫了起来，因为他挡住了后面的镜头，必须蹲下来拍，第二个、第三个记者的机位最好。我不敢浪费宝贵的时间，赶紧跑到西侧，想用带马达的相机多拍几张，后来结果证实没用，因为最好的瞬间我已经拍过了，再多拍也枉费，当然拍完了出来后我就再也进不去了。
第一次拍摄天安门城楼活动，无法预知场面和角度，想拍城楼底下的画面、拍阅兵，后来发现结像太小，只用黑白胶片从城楼上拍到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邓小平报告的画面，拍得最多的是散场的时候，很多领导人的秘书要求我为他们拍合影，我也没有办法，等拍完他们合影之后，我也赶不上拍天安门的大场景，这是遗憾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崔宝林 时任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副组长
机位：金水桥头摄影区
1984年10月1日，天气确实是不大好，雾霾天气，往南看是逆光，我在金水桥头拍城楼是顺光还可以，所以大家今天看我的照片，往南拍的群众场面都模糊得很。我的拍摄机位是传统的固定机位，按领导的话说：重要性和天安门城楼的机位一样。这个地方只有1.5米见方，地面上竖着几根大铁管，铁管上焊了几个铁皮平台，这个拍摄机位在“文化大革命”时常用，摄影记者都很熟悉。
我在固定机位人不能跑动，但拍摄位置很重要，是出片子的好地方，所以我当天拍摄用卷是不受限制的。那天我拍得最满意的照片是连拍的邓小平同志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的画面，后来新华社发稿、出版画册和纪念邮票等都是用的这张照片。小平同志去世后的一周年纪念活动也选用了这张照片。
记得10月1日那天我们去得很早，7点钟就到了指定位置。天气实在恼人，特别遗憾的是，阅兵时我们只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就是看不到飞机，急得大家满天空找。当天拍摄中，小平同志的特写画面情绪饱满、神采飞扬，这是我职业生涯当中非常满意的作品。当时我的任务是：主要领导人要拍全，政治局常委要拍全，城楼上的老同志也要拍全。
王新庆 时任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记者
机位：检阅仪式的先导车
我的机位在常人看起来很神气，在检阅车前面的摄影先导车上。
根据现场指挥安排，在阅兵开始前我们坐在先导车上，按照预定路线先走了几遍，主要是看看角度，试试机器。
小平同志的检阅车从东单到金水桥也就10分钟时间，我拍了2个多胶卷，但先导车拍摄线路并不好，小平同志向受阅部队招手时，我看镜头的画面中手都把脸挡了，只能拍不举手时候的照片。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我拍检阅车的照片没有小平同志挥手的照片，那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到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时，可能是汲取了以前的教训，我们是3个记者分乘不同的先导车，就没有这样的遗憾了。
吴森辉 时任新华社军事摄影记者
机位：北京饭店楼顶
19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我不是国庆当天的在册记者，当天也没有发稿任务。我通过有关部门疏通，征得阅兵指挥部的同意，特批我在北京饭店楼顶拍摄，当时特批的就两个人，我和《解放军画报》的一个同志。当时在北京饭店楼顶拍摄战略导弹时，我心里非常激动，第一是画面壮观，影像绝佳，第二是虽然我是军事记者，也没有见过战略导弹，导弹部队当时叫第一炮兵，1988年后才改称“二炮部队”。因为没有发稿任务，我拍摄的导弹部队和阅兵村的照片都留了资料。没有成为当日的新闻照片，心里总是有很多遗憾。不过后来很多展览和画册都选用了我的照片，因为那是没有别的记者拍到的画面，今天看来是非常珍贵的。
据《新民晚报》
